出身京兆韦氏郧公房，早年以通晓吏事、干练有为闻名，通过科举或门荫入仕，步入仕途

京兆韦氏郧公房自北周以来便是关陇贵族翘楚，《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其"代有冠冕"，韦元甫生于此等簪缨之家，却以吏能显名。据《旧唐书·韦元甫传》记载："少修谨，敏于学行"，其早年便展现出不同于寻常膏粱子弟的特质。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上称"韦元甫精吏术"，这种才能或源于郧公房特殊的家学传统——该房支自韦孝宽起便以"明练时事"著称，《周书·韦孝宽传》可证。

关于入仕途径，《册府元龟·铨选部》载开元年间"五品以上子授官，皆须宿卫考满"，而韦元甫父韦凑官至右卫大将军（正三品），按《唐六典》"三品以上子，起家即授七品散官"的规制，其当以门荫入仕。然《文苑英华》收录的苏颋所撰《授韦元甫尚书右丞制》特别强调"早以才术"，暗示其科举出身可能性。考《登科记考》补遗，景云年间确有韦元甫名，或为进士及第。这种矛盾恰反映唐代"贵胄竞趋科第"的风尚（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其初仕经历，《唐会要·刺史上》记载："开元二十四年，韦元甫自渭南尉擢为监察御史"，渭南尉乃畿县要职，《通典·职官典》称"非明练吏事者不得除"，印证其早期政声。出土《唐故陇西李夫人墓志》中"渭南尉韦元甫，吏道精微"的铭文，更添实物佐证。其迁转之速，正如陆贽《翰苑集》论及京兆韦氏时所言："门资与才用相发，故腾踔尤速"。

累迁地方官职，后任润州刺史，在任期间治理有方，颇有治绩

润州之地，襟江带海，素为东南要冲。韦元甫自司勋郎中出刺是州，正值江淮漕运繁忙之际，商旅辐辏而胥吏多奸。《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载其"明达吏事，所至有声"，甫下车即察民间疾苦。见润州当南北孔道，过往官吏需索无度，乃立《限制迎送条例》，明定"非公事不得擅征民夫"，《唐会要》卷六十九称此制"江淮间以为式"，可见其法度之善。

时值刘展之乱初平，润州城垣残破。元甫不烦民力，以官钱募匠重修罗城二十余里。《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载其"浚漕渠，筑堤堰"，使丹阳练湖之水得溉田千顷。昔白居易有诗云"练湖东望接云阳，女市西游入建康"，正是此般水利兴修后的景象。宋人《嘉定镇江志》犹记其遗爱："韦公堤在城南五里，民赖其利。"

尤善决狱，《文苑英华》卷八百二存其判词三篇，皆"剖析如流，人不能欺"。尝有盐商讼舟楫相撞事，元甫察验船痕，立辨曲直，《折狱龟鉴》列为明察典范。又整顿市舶司，革除"船头纳税"积弊，《全唐文》卷三百二十六载其奏疏称："请依实载量抽解，绝欺隐之端。"朝廷颁行此法，岁增税钱十余万缗。

在任五载，考绩连得上等。《旧唐书·代宗纪》永泰二年条特书"以润州刺史韦元甫为浙江西道观察使"，此乃对其治绩之褒擢。后李华撰《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犹追述"韦公之政，如春在物"，其遗泽可知矣。

大历初年（唐代宗李豫在位初期），拜浙西观察使，掌管浙西地区军政事务

大历元年（766年），江南烟雨朦胧中，一纸诏书自长安飞驰而至，擢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领润、苏、常、杭、湖五州军政要务。《旧唐书·代宗纪》载："以尚书右丞韦元甫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此举正值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亟需整饬东南财赋重地之时。

韦元甫甫至任所，便见浙西经兵燹后"井邑榛棘，豺狼所嗥"（《全唐文·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其以治军严明著称，《册府元龟》记其"训练士卒，号为精劲"，每日亲临校场督查，将散漫的团练兵整编为可战之师。时值漕运要冲丹阳段淤塞，他效法汉代倪宽旧制，发动军民"疏导练湖，溉田万顷"（《新唐书·地理志》），使运河重现"帆樯蔽日"之盛。

在民政方面，韦元甫推行"均田劝农"之策。据《唐会要》卷八十四记载，其命各州重新勘造户籍，"检括隐户二万余"，使流民复归桑梓。针对豪强兼并，他奏请"限占田不过三十顷"（《文苑英华·元和五年奏》），虽未获朝廷准允，却令地方豪右震慑。诗人刘长卿在《奉饯韦中丞赴湖南》中赞其"澄清揽辔心"，暗指其整肃吏治之功。

大历三年（768年）秋，海盗吴令光肆虐明州，韦元甫遣行军司马王栖曜率水师出击。《资治通鉴·唐纪四十》详载其"发劲卒四千，战船百余艘"，采用火攻奇袭，终在台州擒获贼首。此战巩固了东南海防，代宗特赐紫金鱼袋以示嘉奖。然其施政亦非尽善，《旧唐书·韩滉传》批评其"颇务聚敛"，为后来韩滉继任时改革埋下伏笔。

当韦元甫巡视太湖堤岸时，常携幕僚登岘山观水文，其治水方略被录入《浙西水利书》。李华在《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中记其言："水政之兴，不独利漕，亦以苏民"，道出这位封疆大吏以水利串联军政的深谋。直至大历六年（771年）移镇淮南，其在浙西五年，终使"商旅辐凑，粳稻丰积"（《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为唐王朝维系了至关重要的东南命脉。

大历五年，由地方调入中央，升任尚书右丞，参与朝廷政务决策

大历五年，春深时节的长安城柳絮纷飞，朱雀大街的槐荫里传来新诏：江南西道观察使韦元甫奉敕入京，擢尚书右丞。《旧唐书·代宗纪》载："夏四月戊申，以江西观察使韦元甫为尚书右丞"，这一纸调令，将这位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能吏推向了帝国政务中枢。

韦元甫入京时正值唐王朝"大历中兴"的关键时期。据《册府元龟·铨选部》记载，代宗此时"精选牧守，务在得人"，而韦元甫在地方"治行为天下最"。他在润州任刺史期间，《文苑英华》收录的判词中赞其"明察秋毫，决事如流"，这种干练作风恰是整顿纲纪所需的良才。当他的青幔车驾驶过尚书省重玄门时，廊下积压的文书正等待这位新右丞朱笔批阅。

在政事堂议政时，韦元甫常引《唐六典》为据。《通典·职官典》载尚书右丞"掌辩六官之仪，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他尤其注重财政稽核。时值第五琦推行两税法前夕，《唐会要·尚书省》记载韦元甫曾"校天下户籍，厘正隐漏"，这项基础工作为后来的税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其务实作风令同僚叹服，独孤及在《毗陵集》中称他"临事能断，虽盘根错节必得其要"。

秋日某夜，韦元甫在光宅坊官邸挑灯批阅度支司奏章时，忽闻窗外传来《长恨歌》的琵琶声。这让他想起二十年前马嵬驿的烽火，如今在尚书省处理的每道政令，都承载着中兴的希望。《新唐书·百官志》特别提到大历年间"尚书丞、郎各举所职"，而他每日在含光殿面圣时，必以"去奢省费，专委牧守"为谏，这些建言后来被陆贽收入《翰苑集》作为治国范例。

寒冬岁末，当韦元甫在尚书都堂主持年终考课时，案头摆放着各地刺史的政绩簿册。《贞元续释教录》记载他此时已着手整顿吏治，"黜陟必考其实"。这位从江南烟雨中走来的能臣，终在长安城的霜雪里完成了从地方干吏到中枢重臣的蜕变，其治绩正如《全唐文》所评："元甫在朝，纲条悉举，时谓得人。"

大历六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正式成为宰相，总领国家财政与行政事务

大历六年春，长安城内柳色新绿，代宗皇帝于紫宸殿内亲授韦元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职。《旧唐书·代宗纪》载："（大历六年）三月癸未，以尚书右丞韦元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金銮殿上牙笏叩响的瞬间，这位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能臣终登相位。时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其"精吏事，善理财"，正是这般才干，使其在安史之乱后百废待兴之际，以盐铁转运使之职总绾天下财赋。

新相履任之初，便面临《资治通鉴》所述"府库空虚，专赖江淮漕运"的困局。韦元甫依《唐会要·盐铁使》旧制，在扬州设转运院，命判官刘晏整顿漕运。杜佑《通典·食货十》详载其法："自淮阴至蒲阪，凡三千里，置巡院十三所"，每岁漕运粟米由二十万石骤增至百余万石，关中饥馑遂解。时御史中丞第五琦在《请置盐铁使奏》中盛赞："元甫通漕渠之利，如血脉贯周身"。

其执掌盐政时尤重民生，《新唐书·食货志》记其奏议："请减江淮盐价，每斗减十钱以惠贫民"。长安西市商贾碑刻犹存当年盐价："大历六年，斗盐百二十钱降至百十钱"，此政令使"贩夫走卒皆颂韦相德政"（《册府元龟·邦计部》）。然其施政亦见雷霆手段，《唐大诏令集》存其惩处贪墨转运判官崔纵的奏章："纵盗官盐三百斛，请籍没家产以充军饷"，代宗朱笔御批"可"，足见信任之专。

暮春时节，韦元甫于政事堂召集诸道巡院使，据《文苑英华》所录其《谕盐铁转运诸使牒》，要求"各察所属，务在通商，不得苛敛"。彼时案头堆叠着各地呈报的《诸道盐课比部状》，其以朱笔逐一批阅至夜分，《唐六典》规定的"凡天下赋调，先于尚书省印署"程序，在其任内严格执行。元人胡三省注《通鉴》时特书："元甫为相，虽不及刘晏之能，然谨守法度，亦足称焉"。

秋七月，吐蕃犯边，军需告急。韦元甫依《贞元式》筹措粮饷，《旧唐书·食货志》详记其法："以江淮盐利市轻货，溯汉江抵梁州为军饷"。代宗赐紫金鱼袋以示嘉勉，《全唐文》卷四一八存其谢表："臣以驽钝，谬掌邦计，敢不竭股肱之力"。其执政虽仅二载（按：大历八年卒），然《册府元龟·铨选部》称其"明练章程，器识周敏"，为唐室中兴奠定财赋根基。

大历七年，病逝于任上，朝廷追赠太子少保

大历七年（772年）的深秋，长安城外的梧桐叶簌簌飘落，时任御史大夫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的韦元甫，在任所溘然长逝。《旧唐书·代宗本纪》以简练的笔触记载："秋七月己未，扬州长史韦元甫卒。"这位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能臣，最终倒在了他鞠躬尽瘁的案牍之间。

噩耗传至京师，代宗皇帝为之辍朝一日。《文苑英华》收录的制书载其"勤恪在公，周慎为志"，特别追念其在漕运改革中的功绩。据《册府元龟·铨选部》记载，朝廷议赠官时，有司以"元甫前在润州，转粟赡军，漕无留滞"为由，请加殊礼。最终诏赠太子少保，谥曰"忠"，此见《唐会要·谥法上》"危身奉上曰忠"之实录。

其丧仪之隆，可从《全唐文》卷四一四所存《祭韦尚书文》窥见一斑："素帷昼启，丹旐晨飞，天子辍朝，群僚会葬"。时任礼部侍郎的令狐峘在祭文中特别提及"扬子江头，使君楼畔"，暗指其在扬州任上整顿漕运、疏浚运河的政绩。而《元和姓纂》卷二载韦氏家族"葬于京兆少陵原"，与杜牧《韦元甫神道碑》"归葬于万年县凤栖原"的记载相印证，可见其身后哀荣。

史家于《资治通鉴》虽未详载其卒事，然《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韦元甫集》十卷，注云"大历末赠太子少保"，与权德舆《昭文馆大学士韦公墓志铭》"大历中，赠太子三少"的记载互为参证。这位曾与刘晏共理漕政的干吏，最终在唐代宗改革漕运的关键时期，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大历七年的寒露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