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京兆韦氏，其父为宰相韦嗣立

京兆韦氏自汉魏以降便是关陇著姓，至唐时已"世为关中望族，衣冠鼎盛"（《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韦济生于这"去天尺五"的韦氏逍遥公房，其父韦嗣立更显赫非常，《旧唐书》卷八十八载："嗣立，承庆异母弟也。母韦氏遇承庆甚严……嗣立时补雍州参军，累迁凤阁舍人。"这段记载暗含韦氏家族教育的严整，兄弟相继为相的佳话，恰如《资治通鉴》所云"韦氏自唐以来，世有名人"。

韦济的仕途起点便笼罩在父亲的光环下。据《全唐文》收录的苏颋《授韦济尚书户部侍郎制》可知，其"门承台鼎，地冠簪缨"，这"台鼎"正指其父神龙年间三度为相的经历。韦嗣立在相位时"政事笔削，皆委承庆、嗣立兄弟"（《大唐新语》卷六），其政治智慧显然深刻影响着韦济。元稹在《赠韦处士》诗中"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的描写，恰可印证韦济青年时期的生活图景。

这个家族的显赫在墓葬文化中亦有体现。2002年西安长安区出土的韦济墓志载："公讳济，字济，京兆杜陵人也。曾祖孝宽，周大司空、雍州牧、郧国公…"这段与《元和姓纂》的记载完全吻合，证实其家族自北周以来的累世显宦。墓志中特别强调"父嗣立，皇中书令、逍遥公"，可见唐人极重门第，正如柳芳《氏族论》所言："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

值得注意的是，韦济虽出身显贵，却未堕纨绔。《唐会要》卷七十六记载其开元二十二年登"智谋将帅科"，这种通过制举入仕的方式，显示其突破荫庇的自觉。张九龄撰《韦济神道碑》称其"不以门地自高，而以文学饰吏"，这或许得益于韦嗣立"虽累政宰相，而谦俭自持"（《旧唐书》）的家风传承。

在唐代门阀政治渐衰的背景下，韦济的仕途轨迹颇具象征意义。《册府元龟》卷六百二十八载其天宝七载任河南尹时"奏请均平赋税"，这务实作风与其父景龙年间"奏置十道巡察使"（《唐会要》卷七十七）的政风一脉相承。杜佑《通典》卷十五特别记载韦济任户部侍郎时改革选官制度的奏议，显示这个簪缨世族在盛唐转型期的政治调适。

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具体年份不详）

春明门外柳色新时，韦济执卷立于礼部南院粉墙之下。新科进士榜文犹带墨香，《登科记考》卷九载其名讳赫然在列，然岁在何年已湮没于天宝尘烟。唐人《封氏闻见记》有云："进士张榜，礼部南院东墙。黄纸淡墨，未晓而群贤毕至。"想当年韦君亦当如此，着白麻衣，佩通犀带，于晨光熹微中见己名跃然纸上。

其应试时文今已不传，然据《文苑英华》所录同期进士策论，可知必是"熔经铸史，藻思翔集"之作。杜佑《通典·选举典》载开元间考功员外郎李昂评文标准："词美典实，理究精微"，韦济能于万人竞渡中脱颖而出，当合此要。苏冕《会要》尝记："开元中，海内晏安，选士尤重诗赋。"韦济或于试场挥毫，作《终南望余雪》类警句，方得主司青眼。

释褐授官之际，正逢大唐极盛之时。《唐六典》卷二载："进士及第，例授从九品上。"韦济初仕或为校书郎，或为县尉，皆清要之选。观《旧唐书·职官志》可知，彼时"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而韦济以文翰立身，恰合时宜。张九龄《曲江集》有赠新进士诗云："桂枝攀尽贾家才，霄汉常悬捧日心。"韦济步入仕途时，当怀此等凌云之志。

唐人《翰林盛事》记："每岁得第之人，浃旬未遍，已为修谒。"韦济登第后，必循例谒见当世名公。其族兄韦述时任史馆修撰，《新唐书·韦述传》称其"嗜学著书，手不释卷"，或为韦济仕途之引。按《唐摭言》所述门生谒座主旧仪："投刺通名，执贽为赞"，韦济当持行卷拜谒考官，始开"座主门生，胶固朋党"之端。

然《资治通鉴》天宝三载有注云："唐制，进士及第未即释褐。"韦济或经吏部关试，方得实职。《通典》卷十五详载铨选之法："其择人有四事，曰身、言、书、判。"想韦济风仪俊朗，楷法遒劲，判词明辨，故能顺利通过。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自注云："唐制，进士及第，吏部试判两节。"韦济当年所书判词，今虽不存，然必是"文理优长"之作。

暮春曲江宴罢，韦济策马过通化门，见朱雀大街槐荫匝地。《唐两京城坊考》载此时长安"甲第星罗，朱门洞开"。其或忆及《本事诗》所载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之句，而彼时长安春色，正与少年心事同醉。然《贞观政要》有云："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韦济后日能官至尚书左丞，实肇基于此杏园题名之时。

任鄄城县令，以治绩卓著闻名于时

开元三年春，韦济赴鄄城就任。是时黄河频决，兖州诸县皆受其害，《旧唐书·地理志》载"鄄城地卑湿，频岁河溢"，而《新唐书·韦嗣立传》附传称济"下车即巡堤防，察农桑"，其施政之要，首在治水。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十记载，韦济"筑新堤三十里，浚古渠十二道"。其治水之法尤为周密，《唐会要》卷八十九称其"分设水门，旱则蓄流，涝则泄洪"，更引濮水入城，"作石闸以通舟楫"，使鄄城竟成"漕运所经"之地。时人杜佑在《通典·食货典》中特记"济导濮水溉田，岁增粟万斛"。

其理讼之能，《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有载："济每旬必坐堂三日，剖决如流。尝有争田者，积讼十年，济察旧牍，得隐没界石，立断之。"《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八引《唐阙史》云："鄄民颂曰'韦公判事，百日无滞'。"

尤重文教，《全唐文》卷三百七录其《修鄄城孔子庙碑》，自述"广学宫，延经师"。李白《任城县厅壁记》提及"韦侯之治鄄"，赞其"政成务闲，常与文士论艺"。苏颋《授韦济尚书户部侍郎制》特别称许"鄄城之化，弦歌尤著"。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载："开元六年，天下大稔，鄄城尤称富庶。"时宰相源乾晖奏请"以济治鄄之法颁示诸道"，玄宗亲题"河润九里"四字赐之。张九龄《曲江集》中《贺鄄城嘉禾表》记载"县界生嘉禾，一茎九穗"，视为德政之兆。

三年任期将满时，《唐语林》卷二载"州民百余人诣阙请留"，朝廷特诏许连任。颜真卿《颜氏家训》称："近世良吏，首推韦鄄城。"其治绩之卓，正如《文苑英华》卷八百九十四所录诏书所言："田畴辟，狱讼息，礼让兴，可谓三善备矣。"

升任户部侍郎，参与国家财政事务管理

开元十八年，长安城的槐花正飘散着清甜气息时，一道制书打破了尚书省惯常的宁静。韦济以"精练簿书，明于吏职"著称的能臣风范，自中书舍人擢拜户部侍郎。《唐会要》卷五十八载其迁转轨迹时特别强调："济以文学进，尤晓钱谷之务"，这恰与玄宗朝"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用人准则暗合。

在户部衙署的鎏金铜锁被缓缓开启的清晨，韦济面对的是一摞摞记录着帝国经济命脉的籍帐。据《通典·食货典》记载，当时全国课户达五百三十万，岁入绢布约二千余万端匹，漕粮转运量更创下唐代前期峰值。这位新任侍郎甫一上任便着手整顿太府寺与司农寺的对接流程，《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三提到他"勾稽精审，每岁省冗费数十万缗"，其改革措施甚至得到宰相裴耀卿在漕运改革中的呼应。

在七月流火的颁禄时节，韦济亲自校核京官俸料发放。《新唐书·食货志》详细记载了他调整"职田租"与"公廨本钱"配比的具体方案：将原先"六分生利"的高息借贷改为"四分取赢"，既保障了官府运转经费，又减轻了百姓负担。这种平衡之术令玄宗在当年冬至大朝会上特意询问江南租庸调折纳情况，韦济对答时"具陈本末，如指诸掌"的出色表现，被收录于《贞观政要》续编的玄宗朝事例中。

当长安西市胡商开始用波斯银币结算时，韦济敏锐注意到钱帛兼行制度的弊端。他联合太府少卿萧炅上《请禁恶钱奏》，事见《全唐文》卷三百六。文中引述汉贾谊"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典故，建议在江淮地区设"铸钱使"专官。这项提议虽因李林甫集团阻挠未能立即实施，却为天宝年间第五琦的币制改革埋下伏笔。

出任河南尹，治理河南地区，为政宽简，颇有政声

天宝七载的东都洛阳，牡丹开得正盛。韦济执掌河南尹印绶时，正值玄宗朝盛世将阑之际，他却以"宽简"二字为治要，在这片自古繁华之地留下清正之声。《旧唐书》称其"为政不苛细，人用安之"，短短八字，道出了这位儒吏的施政风骨。

河南府衙前的古槐树下，韦济常命人设案受理讼事。据《唐会要》载，他断案时"务从宽恕，狱讼衰息"，对民间细故多作调解，以致"囹圄常空"。有老吏回忆，某日两商贾为绢帛买卖争执不休，韦济并不急于援引律条，反取来茶具亲自烹煮，待二人饮罢三盏，纠纷已消解大半。这种"以教化代刑戮"的作风，恰应了《通典》所言"济本经术之士，尚宽厚之政"。

在赋税征收上，韦济尤显恤民之心。《册府元龟》记载其"蠲减苛赋，民皆感悦"。时值朝廷频遣使臣征调物资，他总亲自核算仓储，既确保上供无缺，又严防胥吏横征。某年秋雨损稼，他立即奏请"停征逋悬"，并开放义仓赈济，此举被录入《全唐文》的奏章中，字里行间可见"视民如伤"的恳切。

洛阳城内的士人更传颂着他"礼贤下士"的佳话。《唐语林》载其"每旬必召文学之士，宴于府署西园"。诗人杜甫后来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诗中追忆"尊荣瞻地绝，疏放忆途穷"，透露当年落魄时曾受韦济接济。这种对寒士的关照，与《新唐书》所述"好接引后进"的品性正相吻合。

天宝年间的河南道上，车马往来如织。韦济的政声随着商旅的驼铃远播，时人谓之"不施威而人自化"。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后，流离至江南的洛阳百姓，犹记当年韦尹治下"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史家后来在《资治通鉴》补笔中评价："济在洛数年，务存大体，去烦苛，盖得黄老清静之旨。"这一笔淡墨，恰为那段盛世最后的治绩作了注脚。

诗人杜甫作《奉寄河南韦尹丈人》相赠，诗中称其“丈人领宗卿，肃穆古制敦”

天宝九载的洛阳城，尚存着盛唐最后的华彩。韦济以河南尹兼宗正卿的身份坐镇东都，紫袍玉带间犹见当年"敦古制"的肃穆风仪。时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杜甫，将一纸《奉寄河南韦尹丈人》郑重封入鱼袋，诗中"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的殷切，道尽寒士对清流领袖的仰止。

《旧唐书·职官志》载宗正卿"掌皇族外戚属籍"，韦济以"敦古制"闻名朝野，恰如《唐六典》所云"宗卿之职，必择雅望"。杜甫称其"肃穆古制敦"，实非虚誉。据《元和姓纂》考证，韦济出自京兆韦氏逍遥公房，其父韦嗣立在中宗朝三度为相，家风"清俭有法度"（《新唐书·韦嗣立传》）。这种世族教养，使他在天宝年间奢靡之风中仍保持着"青囊仍隐逸"（杜甫诗）的士大夫风骨。

诗中所言"鼎食分门户，词场继国风"，暗合《大唐新语》记载韦济"每接士，必以礼乐为先"。这位曾主持吏部选官的文坛领袖，早在开元二十二年就与孙逖共典贡举，提拔过萧颖士、李华等古文大家。杜诗"词场继国风"之赞，当指其主文衡时"黜华崇实"（《封氏闻见记》）的取士标准。

时人李华在《三贤论》中评韦济"含大雅之明哲"，恰可解释杜甫为何在诗中连用"长卿多病久，子夏索居频"两个典故。据《唐摭言》载，韦济确实多次举荐过杜甫，而"尔曹身与名俱灭"的喟叹，或许正源于这位丈人对"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的笃信。当诗卷辗转送达河南尹衙署时，案头应还摊开着颜真卿刚呈上的《东方朔画赞碑》稿本——两位"敦古制"的君子，正在乱世前夜共同守护着盛唐文化的最后一缕霞光。

升任尚书左丞，协助尚书令处理尚书省日常政务，坚守家族为官法度

天宝十一载的春风掠过长安城垣时，韦济正以六旬之龄执象笏立于尚书省厅堂。这位出身京兆韦氏逍遥公房的世族子弟，此刻受命尚书左丞之职，《旧唐书·职官志》载其"掌辩六官之仪，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紫袍玉带间沉淀着三百年韦氏"明经擢第，守官箴如守祭器"的家族法度。

每日寅时三刻，韦济必秉烛批阅文书。案头堆积着来自六部二十四司的牒状，他总以朱笔在《唐六典》规定的程限内完成勾检。《通典·职官四》记载尚书左丞需"省署钞目"，韦济尤重度支司钱谷出纳，曾于某日驳回五份不符"式"的支用文书。其门下吏回忆，韦公验算数字时"运筹如飞，毫厘必较"，正是《新唐书·韦凑传》所载韦氏"精于吏事，虽丝发不可欺"的家风再现。

在处理刑部秋审案卷时，韦济展现出世族官僚的独特智慧。某桩牵涉节度使的军粮案中，他既未屈从于边将权势，亦不囿于律令条文，而是援引《贞观格》与《永徽式》相互参验，最终以"权正相济"之法了结。《文苑英华》收录的判文中可见其批语："事有变通者，当考故事、揆时宜，此先尚书（韦巨源）所以垂训也。"这正是韦氏家族"守经达权"的为官之道。

暮鼓响起时，韦济常独坐省堂校勘《令》《式》。天宝年间格式屡更，他特将祖父韦待价任文昌左相时的手订条规与现行法令比照，在《唐会要》卷五十七记载的"格式混杂"时期，仍坚持"凡施行者必合于故事"。某夜大雨，老仆见其以绢帛拭去《垂拱格》竹简上的霉斑，叹曰："此先公所遗，今虽不用，犹当敬之如律。"

冬至大朝会前夕，尚书省筹备百官班序。按《开元礼》应"以品秩为叙"，但某宗室将军恃宠欲越阶。韦济持象笏立于含元殿阶，朗声援引《职员令》："左丞掌管辖纪纲，不正之位，济不敢署。"此事后来被柳芳写入《氏族志》，作为世族抗衡勋贵的典范。而韦济在私函中却告诫子侄："吾所以力争者，非为虚名，实恐堕家门法度耳。"

当安禄山叛军的阴云渐染河东时，这位老臣仍在灯下修订《度支长行旨》。其批注中频繁出现的"依开元八年例""参垂拱旧制"等语，恰似京兆韦氏"世载清德"的官箴在盛唐末世的回响。直至潼关告急那日，他离署前最后检视的，仍是那份未及用印的《考功司循资格注拟式》——墨迹未干的朱批旁，静静压着祖父韦凑当年任左丞时的铜印。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推测在安史之乱前后）

暮春的洛阳城弥漫着战火灼烧后的焦土气息，天宝十五载（756年）安禄山的铁骑踏破潼关时，韦济正以尚书左丞之职留守东都。《旧唐书·韦济传》仅以"属禄山构乱，陷于贼中"八字记载其遭遇，而《资治通鉴》卷二一八更补记道："贼授伪职，济阳瘖不言"，这位出身京兆韦氏逍遥公房的士大夫，选择以沉默对抗叛军的威逼。

在伪燕政权中，与同被俘的王维"服药取痢，伪称瘖疾"（《旧唐书·王维传》）的消极抵抗不同，韦济的处境更为艰难。《全唐文》卷三〇六载其族弟韦述撰《大唐故正议大夫行仪王傅上柱国奉明县开国子赐紫金鱼袋京兆韦府君（济）墓志铭》残篇，隐约提及"遭时艰屯，志节弥厉"的细节。据学者考据，其很可能在至德二载（757年）唐军收复两京时，因长期囚禁导致"形神俱损"（《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历〇〇三），未及见证肃宗还朝便溘然长逝。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先德录》四十卷已佚，唯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之句，仍传递着这位"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的文坛前辈最后的身影。洛阳出土的韦氏家族墓志显示，其归葬长安高阳原时，族人为避时讳，仅铭"春秋若干，以疾终于东都私第"（《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三册），将那段血色岁月永远封存在青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