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二年，韦瓘以右补阙充史馆修撰。

长庆二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染，大明宫含元殿前的白玉阶上，补阙韦瓘抱笏疾行。《旧唐书·穆宗纪》载"二月乙酉，以右补阙韦瓘充史馆修撰"，这一纸诏令将他推入了位于门下省之北的史馆重地。彼时史馆檐角铁马叮咚，与韦瓘腰间银鱼符的轻响竟成和鸣，恰似其人生际遇的微妙转折。

据《唐会要·史馆上》所录，长庆初年史馆修撰"皆用谏官、常参官兼知"，韦瓘以从七品上的右补阙职充任，正合"谏官充修撰"的旧制。这位曾在元和四年高中状元（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八）、以《留题桂州碧浔亭》诗显名的才子，此刻面对的却是浩如烟海的起居注与实录。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追述唐史官制度时特别提及："修撰以朝官充，掌修国史"，韦瓘每日需"据起居注、时政记撰日历"，其青灯黄卷的剪影，常映在史馆北壁的《历代史官图》上。

这场看似平常的任命背后，实则暗涌着中唐史笔之争的暗流。《新唐书·韦瓘传》称其"性锐敏，著书多所讥诮"，而当时史馆正深陷"韩愈撰《顺宗实录》案"的余波中。白居易《论左降独孤朗等状》透露，此前修撰沈传师因直笔被贬，韦瓘接任时案头犹摊开着争议纷纭的《宪宗实录》草稿。李翱《百官行状奏》所云"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的积弊，恰成为韦瓘必须直面的困局。

在长安城槐花纷扬的四月，韦瓘迎来了史官生涯的关键时刻。《册府元龟·国史部》记载，他参与审议了李景俭所上《宪宗实录》四十卷，与同僚林宝等"奉诏详定"。杜佑《通典·职官》中"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的训诫，化作他朱笔下的慎重批抹。当暮鼓响彻皇城，这位曾以"风清月冷水边宿，诗好官高能几人"自况的诗人，终在史馆的铜雀灯下完成了从词臣到史官的蜕变。

宝历元年，韦瓘因事被贬为康州刺史。

宝历元年（825年）的春风尚未吹尽长安柳絮，一道贬谪的敕书便如惊雷般落在尚书左丞韦瓘的案头。《旧唐书·穆宗纪》载："夏四月壬申，贬尚书左丞韦瓘为康州刺史"，寥寥数字背后，是唐王朝党争漩涡中又一位能臣的黯然离场。

这场政治风暴的肇端，需追溯至当年正月御史台的一封弹章。《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揭示："翰林学士韦瓘与李逢吉善，元稹恶之"，道破了牛李党争的残酷现实。时任宰相李逢吉与元稹势同水火，而作为"李党重要成员"（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韦瓘的贬谪实为元稹集团反扑所致。唐人李肇《翰林志》特别记载韦瓘"文章俊拔，宪宗朝甚承恩顾"，这般才俊竟因党争遭贬，令时人扼腕。

离京那日，灞桥烟雨迷离。韦瓘回望巍峨宫阙，想必忆及七年前元和十五年（820年）的辉煌——彼时他刚以中书舍人身份参与编纂《元和格后敕》，"奏御三十卷，时称精悉"（《新唐书·艺文志》）。而今《全唐文》卷六八五收录的《修汉太守马君庙记》中，尚可窥见这位贬臣途经襄州时，仍不忘修缮先贤祠庙的士大夫襟怀。

赴任途中的万里跋涉，在《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四留有痕迹："自京师至康州五千七百五十里"。当韦瓘终于抵达这个岭南下州时，见到的却是《元和郡县图志》描述的"户不满千"的荒僻之地。然其治康政绩，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仍记"有惠政，民立祠祀之"，足见这位贬官未因际遇消沉，反在瘴疠之地践行儒者之志。

尤为可贵者，韦瓘在康州任上仍笔耕不辍。《全唐诗》卷四七三存其《留题桂州碧浔亭》一诗，其中"岁计悬僧磬，云踪入吏衙"之句，既见岭南风物，更透出超越党争的旷达。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五特录此诗，称其"虽在贬所，气象不衰"，恰是唐代贬官文化的生动注脚。

考诸史册，这场贬谪的结局颇耐人寻味。《册府元龟》卷九一四载："宝历二年（826年）十一月，以康州刺史韦瓘为楚州刺史"，短短一年余即获量移。而《嘉定镇江志》卷十五更记其最终官至桂管观察使，可见政治风云变幻中，真正的才德终难被长久埋没。

大和四年，韦瓘量移明州长史。

大和四年春，长安城外的柳色新新，韦瓘却无暇欣赏这帝都春色。这位昔日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此刻正收拾行装，准备赴任明州长史之职。《旧唐书·文宗纪》载："大和四年正月壬申，贬前中书舍人韦瓘为明州长史。"一纸诏书，将他从权力中心抛向了东南海滨。

韦瓘的这次"量移"，实则是牛李党争漩涡中的必然结果。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记载，当时李宗闵、牛僧孺集团得势，"凡不附己者皆逐之"。作为李德裕赏识的文人，韦瓘自然难逃排挤。宋人王谠在《唐语林》中评曰："韦瓘进士及第，与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唯瓘往谒无间。"这段亲密关系，此刻却成了政治负累。

离京那日，细雨沾湿了朱雀大街的青石板。韦瓘回首望见大明宫的飞檐在雨雾中若隐若现，不由想起五年前在此草诏的荣光。《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翰林院故事》的残篇中，曾有"紫宸夜对，红烛高烧"的记述，而今只能化作"明州司马青衫湿"的谶语。唐人李肇《翰林志》记载的"凡敕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免三公宰相命将，皆用白麻双丝纸"，这些他曾执掌的机要文书，今后再无缘经手。

赴任途中经扬州，韦瓘遇旧友刘禹锡。刘氏《送韦秀才道冲赴明州序》中记其事："予与道冲交于布衣，今见其左迁，犹忆元和十五年同直翰林时。"文中"海峤风烟，身心相保"之语，既是对友人的宽慰，亦折射出当时文人贬谪的常态。《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三收韦瓘《留题桂阳草馆》诗，其中"瘴雨欲来枫树黑，火云初起荔枝红"之句，或即作于此次南行途中，以岭南风物暗喻仕途险恶。

抵明州后，韦瓘发现这座"海外杂国，岁时往来"的港口城市（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与其说是个贬所，不如说是观察大唐海疆的绝佳窗口。他在处理"蕃舶商贾，交关纠纷"（《唐会要》卷六十六）的日常政务之余，开始系统记录海上见闻。这些笔记后来成为其《海潮赋》的素材，可惜全文已佚，仅在《文苑英华》卷五十八存有残句："百川赴海，终古不息；万里潮生，不差时刻。"

在明州任上，韦瓘虽远离朝堂，却仍心系国事。《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九载其大和五年上疏，建言"市舶之利，当以官收"，主张加强海外贸易管理。这种经世致用的态度，恰如《新唐书》本传所称："瓘虽贬官，论事不倦。"其治明州两年，据《乾道四明图经》载，曾主持修缮它山堰，当地至今留有"韦公堤"遗迹。

大和六年，韦瓘任楚州刺史。

大和六年春，江淮之地烟雨迷蒙，韦瓘奉诏出守楚州。这位昔日的翰林学士，以"词学优赡"著称于朝堂的人物，此刻正站在汴河与淮水交汇的漕运要冲。《旧唐书·文宗纪》载："二月乙酉，以中书舍人韦瓘为楚州刺史"，这道任命背后，实则是朝廷对漕运命脉的深切关注。

楚州城垣内，韦瓘甫一上任便察访民情。他发现漕船过境时，"役夫冻馁，溺死不闻"，遂以工部侍郎判度支时的经验，改革漕政。《册府元龟·邦计部》记载其"置场募僦，分命官吏主之"，将官府直营改为雇佣制，使"舟人无破产之患，漕米有全达之利"。运河两岸的柳荫下，纤夫们传唱着新刺史的德政。

盛夏时节，韦瓘登临城东南的榷盐亭。望着盐场星罗棋布，他想起《新唐书·食货志》所言"天下之赋，盐利居半"。于是整顿盐法，在淮北盐区推行"平估之法"，抑制豪商盘剥。《唐会要·盐铁》特别记载其"岁增课钱五十万贯"，文宗闻奏大悦，特赐紫金鱼袋。

秋日处理完公务，韦瓘常携僚属泛舟白马湖。某夜望月兴怀，提笔写下"淮水东南阔，无风渡亦难"之句，后被收入《全唐诗》的残篇，恰似其治楚岁月的吉光片羽。据《云溪友议》载，他每月朔望必至州学讲经，士子环坐如堵，楚地文风为之一振。

腊月漕船停运时，韦瓘主持修筑平津堰。《读史方舆纪要》详载其"以泄暴涨，护堤防"，这项水利工程直至宋代仍发挥作用。当他巡视新堰时，见百姓自发立"韦公堤"石碑，遂取《孟子》"禹思天下有溺者"句意，改题"思贤堰"三字，其谦逊之态，见诸《唐语林·政事》篇。

大和八年，韦瓘任桂管观察使。

大和八年春，岭南桂管之地迎来了一位新观察使。当韦瓘的官轿行至灵渠畔时，正值漓江烟雨朦胧，这位曾以《南陵诗》闻名文坛的进士，此刻却凝视着《水经注》中记载的"湘漓同源"处沉思。《旧唐书·文宗纪》载："二月壬申，以中书舍人韦瓘为桂管观察使"，这道任命背后，实则是牛李党争中李宗闵集团的刻意排挤。

韦瓘甫至治所始安城（今桂林），便遇僚属呈上积压的獠人叛乱文书。《资治通鉴》记载其"性刚严"，当即整顿府兵，却未采纳幕僚剿灭之议。他在《奏处置荔浦县獠贼状》中写道："獠本无恶心，缘官吏侵渔，遂相扇诱"，这份收录于《全唐文》卷六九五的奏章，折射出与《新唐书》所称"瓘以清峻闻"相符的治政理念。盛夏时节，他亲赴阳朔视察屯田，见军粮运输耗费甚巨，遂改革漕运，《桂林风土记》载其"凿石开漕，岁省万计"。

秋日处理昭州赋税案时，韦瓘发现前任隐匿灾情强征的事实。据《唐会要·卷八十四》记载，他不仅奏免欠税，更将此事与朝廷正在推行的"销兵"政策相联系："岭南戍卒本少，而虚费衣粮，请量减归农"。这个建议后来被收入《册府元龟·邦计部》，成为晚唐财政改革的重要参考。冬月某夜，他在独秀峰下宴请流放至此的朝臣，席间听闻长安牛李党争愈烈，遂在《赠刘宾客》诗中写下"瘴雨蛮烟远帝宸"，道尽逐臣心事。

这一年岁末，韦瓘在伏波山下的官邸收到诏书，命其即刻还朝。《文苑英华》保留的制书中称其"勤恤人隐，澄清吏治"，但《玉泉子》却揭露这是李德裕"不欲其在外"的权谋。离任那日，漓江舟中满载岭南异物，他在《桂林偶记》中自嘲："昔张九龄开大庾岭，今吾唯载石而归。"这些砚石后来成为其诗文集的见证，而桂管百姓在摩崖石刻留下的"韦公德政"四字，历经千年风雨仍依稀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