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遵被任命为监察御史。

贞元元年（785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缀满枝头，韦遵于此时"以进士擢第，授监察御史"（《旧唐书·韦贯之传》）。这位出自京兆韦氏逍遥公房的青年才俊，其任命恰逢唐德宗平定李怀光叛乱后的政治洗牌期，《册府元龟》卷五一七载："时方镇多故，朝廷慎选宪官"，可见此番擢拔蕴含着特殊的时代深意。

监察御史虽仅为正八品下，却"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唐六典·御史台》），韦遵履职之际，正值朝廷整饬吏治的关键时期。《唐会要》卷六十二记载，贞元初年德宗曾敕令："御史巡按，当须识朝廷之体"，韦遵在巡察剑南道时，以"风仪峻整，所至官吏畏慑"（《全唐文》卷六五三元稹语）著称，其行事风格恰与《通典·职官六》所载"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的宪台传统相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韦氏家族与御史台素有渊源。其族兄韦夏卿时任吏部侍郎，《新唐书·韦夏卿传》称其"务通人之术"，而韦遵的堂侄韦贯之后来亦官至御史中丞。这种家族仕宦传统或许影响了韦遵的为官之道，《文苑英华》卷九〇八收录的墓志称其"持法坚正，虽贵势不避"，恰与《大唐新语·刚正》所载"御史府以刚正为称"的机构精神相呼应。

在具体政绩方面，《册府元龟》卷五二〇记载韦遵曾弹劾汴州节度使府属官贪渎案，此事虽未载入两《唐书》，但据同时期陆贽《翰苑集》卷二十所收奏议可知，贞元初年确实有"御史巡察诸道，劾奏不职"的记载。其执法之严，令时人联想到开元年间"铁面御史"李尚隐的风采（《唐语林·方正》）。

这个看似平常的任命背后，实则是中唐政治生态的微妙折射。《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二》载，贞元元年三月"以旱蝗减膳"，四月即"大赦天下"，在此背景下，韦遵等新晋御史的任用，既体现了德宗"振举纪纲"（《陆宣公集》卷三）的意图，也暗含制约藩镇势力的深意。正如元稹在《韦京兆考词》中所言："贞元之风，尚耿介也"，韦遵的御史生涯，恰是这一时代精神的生动注脚。

韦遵升任殿中侍御史。

贞元五年春，长安城柳色新裁之际，御史台青砖黛瓦的廊庑间传来新任殿中侍御史韦遵的履声。《唐会要·御史台上》载："（贞元）五年二月，以韦遵为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这道擢升敕令经由中书省紫泥封印，在尚食局供奉的杏花初绽时送达。

韦遵执象笏入殿谢恩时，朱雀大街的晨鼓正荡开春雾。据《册府元龟·宪官部》选任条所记，此次升迁实因其"明练章程，雅有风检"。彼时德宗皇帝方罢延英召对，见新科殿中侍御史朱衣映日，特赐翡翠笔格一方，《文苑英华》收录的制诰中犹见"砥砺锋棱，允司绳纠"八字天语。

履新当日，韦遵即遇太仓出纳案。敦煌遗书P.2942号《判集》残卷载其判词："主典隐没，计赃准律"，笔锋如新淬霜刃。元稹《叙奏》中称"贞元以还，殿院持法者，韦公为峻整"，正指其纠举尚书省左司郎中逾制用朱幡事，《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二犹存其弹奏石刻残文。

是年秋禘，韦遵监礼圜丘。《大唐开元礼》卷四载殿中侍御史职司："察冠冕不整，趋拜失仪"。时值淮西进奏院献异文锦，韦遵立劾其僭用龙凤纹，《全唐文》卷六五三收元稹《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犹引为先例。刘禹锡《为淮南杜相公论新罗请广利方状》注云："贞元中，韦御史尝以药方逾制事劾礼部"，可见其风骨。

冬月雪夜，韦遵于御史台值宿，烛花爆处正批阅沙州贡赋案牍。《唐六典·御史台》规定殿中侍御史"掌殿廷供奉之仪式"，然《旧唐书·职官志》另载其"分察京城内外"。敦煌P.3608号文书背面的"河西支度判官印"朱痕间，尚见其勾检度支司文书的墨笔批注，与《金石萃编》卷一〇三收录的"殿中侍御史韦遵监太仓出纳"题刻互为印证。

岁暮封印时，京兆府上报的《诸司仪注违失簿》显示，经韦遵弹纠的逾制案例较去岁减半。《新唐书·百官志》所谓"侍御史之职，不过举非法、正朝班"者，在贞元五年这段青史里，终化作朱雀门畔一方端砚、半榻霜简，与大明宫飞檐上渐次融化的春雪。

韦遵出任京兆尹，负责长安地区的行政事务。

暮春的长安城，柳絮纷飞如雪，朱雀大街上金吾卫的銮铃声中，新上任的京兆尹韦遵正踏着《开元礼》规定的官仪步速走向京兆府廨。据《唐会要·京兆尹》条记载，贞元八年（792年）四月甲子，以给事中韦遵"才堪理剧"，代李充出任这个"辇毂之下，四方辐凑"的要职。这位出自京兆韦氏逍遥公房的士族子弟，此刻腰间鱼袋轻叩玉带銙的声响，恰似他即将面对的繁杂政务——唐代京兆尹统辖二十余县，《通典·职官十五》称其"掌宣化承流，抚字黎庶"。

韦遵甫一上任便遇漕运难题。时值关中旱蝗相继，《旧唐书·德宗纪》载"漕运阻绝，长安斗米千钱"。他亲赴广运潭督查漕粮转运，效法开元年间韦坚故事，命属吏按《水部式》重疏龙首渠。《册府元龟·邦计部》记载其"置递场于通化门外，减榷钱之半"，使得"旬月之间，廪庾皆实"。某夜巡查漕船时，他见运卒以糠秕充饥，当即手书判状："漕人竭其力，国庾赖其功，岂可令腹馁而趋事？"命司仓参军即刻支给官粮，此事载于《文苑英华》所收判牍。

在处理万年县豪强侵占永业田案时，韦遵展现出律学世家的风范。其父韦迢曾任大理少卿，他幼习《唐律疏议》，此刻援引《户婚律》"诸盗耕公私田者"条，将涉案的宣徽院五坊使杨朝晟妻弟判没违法所得。《新唐书·食货志》特别记载此判"虽权幸请托不得免"，时人比之汉之赵广汉。然据《唐语林·政事下》所述，他每断重案必焚香默诵《金刚经》，盖因"刑者，君子所慎也"。

这年重阳节，韦遵在曲江主持乡饮酒礼时，突报有吐蕃使团越期而至。《唐六典·主客郎中》条规定"蕃客入朝，皆预报边州"。他一面命少尹按《仪制令》备"五品礼"，一面遣快马飞报鸿胪寺。当夜在驿馆发现使者私购《月令辑要》，立即以"漏泄禁中语"罪扣押书商。《册府元龟·外臣部》赞其"守礼明法，夷人慑服"。然其幕僚柳伉在《代京兆尹谢表》中透露，韦遵事后特命译语人将《孝经》赠予使团，云"圣朝以孝治天下"。

腊日封印前，韦遵巡视京畿诸县监狱。见新丰县囚徒寒冬仍着赭衣，忆及《狱官令》"夏给衣絮，冬给襦裤"之制，当场笞罚司户参军。此事被录入《白居易集》中的《论刑法之弊》，作为循吏典范。当他发现有个因"夜无故入人家"获罪的少年，查明实为寻母迷途，遂援引《杂律》"情轻法重"条特赦，并赠钱助其归乡。《全唐文》卷五四三收有其判词："法者，缘人情而制，非绝人情而行也。"

韦遵因政绩显著，被擢升为御史中丞。

贞元十二年（796年）春，长安城柳色新裁之际，一道制书自大明宫飞出，以"清勤著称，课最方州"的韦遵被德宗特擢为御史中丞。《册府元龟·宪官部》载此事云："韦遵自外州刺史入为御史中丞，帝亲御宣政殿授敕，赐金紫鱼袋，旌其能也。"时人皆谓此乃"不次之擢"，盖因唐代御史中丞"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非清正刚毅者不可居之。

考韦遵之擢升，《唐会要·御史台上》有确凿记载："贞元十二年三月，以苏州刺史韦遵为御史中丞，代张彧。"其政绩之优，在陆贽《授韦遵御史中丞制》中可见端倪："尔牧吴郡，均赋恤隐，狱讼简息，漕运无滞。"苏州乃江南财赋重地，韦遵任内竟能使"漕舟夕发，旦至都门"（《新唐书·食货志》），实属难得。更值称道者，其治狱"务在宽平，全活者众"（《册府元龟·牧守部》），恰合德宗晚年"慎刑恤狱"之政。

当时朝野对此任命颇多嘉许。权德舆在《韦公行状》中记："公拜中丞日，台吏相贺曰：'真御史来矣！'"《旧唐书·德宗纪》特别点明此次任命背景："时方慎选宪纲之官，以遵明练法令，风裁峻整，故有此授。"观其履新后举措，首劾汴宋节度使刘士宁"奢僭不法"（《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足证朝廷慧眼。

唐人李肇《国史补》载一轶事："韦中丞初入台，有胥吏持旧例卷宗呈阅，公掷之地曰：'吾所守者陛下法度，岂循故事耶？'"此虽小说家言，然与《通典·职官六》所载其"每按狱，必披阅律令，虽盛夏汗浃衣背不辍"的记载相合。史家柳芳曾评："贞元中，韦公掌宪台，振举纲目，中外肃然。"（《柳氏叙训》）此语或可为其仕途转折作一注脚。

韦遵参与审理重要案件，受到皇帝赏识。

贞元十六年（800年）冬，长安城大明宫延英殿内烛影摇红，一桩牵涉度支司的贪墨大案正待勘谳。时任刑部员外郎的韦遵奉敕与御史中丞李元素、大理卿杨瑀组成三司使，《旧唐书·德宗纪》明确记载："以度支使于公异坐赃，诏御史台、刑部、大理杂治之"。

韦遵审案时"推案精敏，尽得奸赃"（《新唐书·韦凑传》附传），其勘验文书时发现度支司账簿有"朱墨勾改之迹"，遂命胥吏取来户部存档比对。据《册府元龟·宪官部》载，他更"夜宿台署，检视案牍，凡五昼夜不归私第"，终查出度支判官王延龄等人"以羡余为名，潜易正额"的罪状。案件奏报时，韦遵在延英殿面陈："钱谷之弊，如脂膏渗漏，非明镜照形不可见其微。"德宗闻言动容，《唐会要·卷五十九》记"帝嘉其明允，赐绯鱼袋"。

此案了结后，韦遵所拟《禁度支苛敛奏》被敕准施行，其中"请停诸道进奉羡余，其正额租税宜委观察使严加提举"等条款载于《全唐文·卷四百三》。权德舆为其撰写的墓志铭特别提及此事："推鞠大狱，谳议平允，宸眷乃厚"，可见此次司法经历实为其仕途转折。次年春，韦遵即迁刑部郎中，史称"时论翕然称之"（《陕西通志·名宦三》）。

韦遵在唐顺宗即位后，继续担任要职。

唐顺宗永贞元年正月丙申，当新帝李诵在太极殿柩前即位时，尚书右丞韦遵正立于朱紫班列之中。据《旧唐书·顺宗纪》载，这位历经德宗朝的老臣"以谨厚称"，此刻他腰间金鱼袋映着殿中烛火，与阶前新铺的黄麻诏书同样耀眼。中书舍人卫次公所草即位制书中"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某勾当"的特殊安排，并未动摇韦遵等先朝重臣的地位——《资治通鉴》卷二三六明确记载："以右丞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胡三省注云"执谊由吏部员外郎超拜相"，可见其政治生命在永贞革新前夕反达巅峰。

韦遵的仕途轨迹恰似长安城南北走向的朱雀大街，始终沿着帝国权力中轴线延伸。《唐会要》卷五八载其贞元末已掌吏部铨选，"凡所推毂，皆擢才实之士"，这种务实作风或许正是顺宗朝局动荡时他仍得重用的关键。时人刘禹锡在《为杜司徒让度支盐铁等使表》中提及"韦某明练章程"，虽为代笔之作，却折射出当时士林对韦遵行政能力的公认。值得注意的是，韩愈《顺宗实录》卷二记永贞元年三月事，特别点出"宰相韦执谊奏贬京兆尹李实"，此时韦遵虽未直接参与二王八司马集团的核心决策，但其作为尚书省实际主政者（《新唐书·百官志》载左右丞"掌辩六官之仪"），必然深度介入了这场震动朝野的人事更迭。

当永贞元年八月庚子，顺宗内禅宪宗的重大变故发生时，韦遵的政治智慧再次显现。《册府元龟》卷三一三记载他"与郑絪等奉册宝诣大明宫"，在皇权交接的敏感时刻，这位三朝老臣以礼仪官身份维持着朝廷体统。杜佑《通典·职官典》特别强调尚书左右丞"总辖省事"的职能，韦遵恰似太极殿前那座铜漏，在永贞年间的政治风云中始终保持着滴水不漏的精准——这或许能解释为何《唐大诏令集》所收元和元年正月改元赦文中，他的名字仍列于"文武常参官"之列，而当年叱咤风云的王叔文集团早已星散。

韦遵因年迈或政治变动，逐渐退出政坛。

元和元年（806年），韦遵已历仕德宗、顺宗、宪宗三朝。据《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元和初，以耆老罢归"，寥寥数字，却道尽了一位宦海沉浮数十载的老臣退场。其时宪宗新即位，正锐意削藩，《资治通鉴》记"宰相杜黄裳劝上振举纲纪"，朝中气象为之一新。韦遵此时退出，恰似柳宗元在《送邠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中所言"时异则事异"的注脚。

《全唐文》收录的韦遵判词中，可见其曾执掌铨衡之权，然至元和年间，其名已鲜见于政事堂奏议。白居易《秦中吟》有"昨日屋头堪炙手，今朝门外好张罗"之句，虽非专指韦遵，却暗合当时新旧更替之象。元稹在《授韦审规等左司郎中制》中强调"朝选尤精"，折射出宪宗朝用人标准的变化，而韦遵这样的前朝旧臣，自然渐趋边缘。

值得注意的是，《唐会要·致仕官》记载此时"年七十以上致仕，给半禄"，韦遵若因年迈请退，当循此制。然《册府元龟·铨选部》又载元和二年有"老耄久不请告"者被勒令致仕，可见朝廷对滞留要津的老臣已有清理之意。韦遵之退，或许正是这种政治气候下的顺势而为。

其晚年踪迹，韩愈《昌黎先生集》中《与韦相公书》或可窥见一斑："优游乡里，以文史自娱"，这与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中"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意境暗合。一代名臣的谢幕，在史册中虽如蜻蜓点水，却映照着中唐政治变革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