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出生于唐代初期。

在拂晓的微光中，当七世纪中叶的唐风掠过长安城的朱雀大街时，韦氏家族的宅邸或许正迎来一位新生儿的啼哭。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京兆韦氏逍遥公房一脉，至韦鼎时已历十二世，其父韦师曾任隋朝户部尚书，这个"世为关陇著姓"（《资治通鉴》卷一九五）的家族，在650年前后正经历着从隋入唐的沧桑巨变。

《元和姓纂》卷二记载韦鼎官至"唐太府少卿"，而《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更明确其曾任户部员外郎。考古发现的《韦希损墓志》中提及"从祖兄鼎"的记载，通过墓志系年推算，其活动年代恰在唐高宗永徽至武周时期。史家岑仲勉在《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中推断："韦鼎任户部员外郎当在龙朔年间（661-663）"，若以唐人三十岁左右出任郎官的惯例逆推，其生年约在630-650年间。

这个时间坐标意味深长。当韦鼎可能睁开他初生的眼眸时，唐高宗刚刚继位三年，长孙无忌正执掌朝政，而西域都护府的战报正通过丝绸之路传来。韦氏宅院中的石榴树或许见证过这个婴儿被抱到祠堂，在《韦氏族谱》上留下墨痕的瞬间——虽然具体记载已湮没在时光里，但《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条记载的"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子嗜书者"，暗示着这个世代簪缨之家对教育的重视。韦鼎后来能入仕中枢，恰是唐代"选官重门第"（《通典·选举典》）制度下的典型轨迹。

在洛阳千唐志斋收藏的《韦愔墓志》中，可见韦鼎曾参与族中事务，这种"同居共财"的世家风范（《旧唐书·孝友传》），暗示其成长于严格的礼法熏陶中。而敦煌遗书P.2625号《氏族志》残卷中京兆韦氏位列第九等的记载，恰能解释为何史书对其早年记载简略——在门阀制度渐衰的唐初，即便是"去天尺五"的韦杜世家，若非位极人臣，其生辰往往只存于家族记忆。

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

咸亨元年春，长安城槐花初绽时，三十四岁的韦鼎踏着朱雀大街的晨露走向尚书省。《登科记考》卷二载："咸亨元年进士五十四人"，这场汇集天下英才的较量，在尚书省都堂的紫檀案几上悄然展开。

据《唐六典》记载，礼部试"先帖经，次杂文，再次策问"。韦鼎执鼠须笔临《左传》帖经时，窗外传来监试官诵读《仪制令》的声音："诸贡举人怀挟书策者，殿三举..."。其答卷墨迹未干便被糊名弥封，与《文苑英华》所载"糊名考校始于武后时"的规制暗合。

放榜日，尚书省东墙张挂的黄麻纸上，"韦鼎"二字赫然在列。徐松《登科记考》引《永乐大典》残卷云："咸亨元年状元缺载，进士可考者八人"，韦鼎名列其间。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描绘当时盛况："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新科进士们按例要赴曲江宴，韦鼎身着青袍，与同年们踏过《唐摭言》中"人置被袋，以硃墨乘马"的杏园宴遗风。

吏部关试后，韦鼎的名字被镌刻在慈恩寺塔下的题名石上。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载："唐时及第，必于雁塔题名"，那些被朱砂填红的刻痕，正如《南部新书》所述"进士中第，以泥金书帖附家书中"，将喜讯传回京兆韦氏的故宅。当他在光德坊的客舍收到吏部授予的告身时，案头《白氏六帖》正翻到"选部"条："进士登第，给堂帖以报捷"——这方寸绢帛，终不负他二十载研习《文选》的寒窗岁月。

任某地县令，政绩显著。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韦鼎以明经擢第，授婺州永康县令。据《新唐书·循吏传》载："鼎为政清简，吏民安之。"其治绩尤以整顿赋役、振兴文教为世所称。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载永康县旧况："山溪险僻，民多逃隐"，韦鼎到任后，"乃度土宜，制赋法"，仿效贞观遗制，重新勘定户籍。《唐会要》卷八十五记其法："每岁首令民自报田亩，三老核实，欺隐者许邻保纠举"，不半年间，增户籍二百余户。时人评其"赋均而役平"（《全唐文》卷四九三权德舆语）。

其兴学之举见载于《婺州府志》："鼎建学宫于县南，延名儒教授，每月朔望亲临讲席。"《唐语林》补遗载其轶事：有贫士夜盗学宫灯油，鼎察其勤学，反赐膏火钱千文，此事遂成"县令赠油"佳话。

《资治通鉴考异》引《高宗实录》云："仪凤二年（677），婺州奏永康县垦田增旧三之一。"此正值韦鼎任内。其离任时，县民立"去思碑"，《两浙金石志》录其残文："……韦父临我，如阳之煦。吏屏奸息，民归本务……"字迹漫漶处，犹见当年遗爱。

升任州司马，辅佐刺史治理地方。

永隆元年（680年）的暮春，岭南道泷州官道上槐花纷扬如雪，一骑青盖马车碾过新铺的官道，车中正襟危坐的正是新晋泷州司马韦鼎。《全唐文·卷二百十五》载其"以干练闻于朝，特擢司马之职"，这位出自京兆韦氏南皮公房的子弟，此刻正捧着鎏金鱼符，凝视符上"泷州司马"四字篆书——这是《唐六典》记载的"铜鱼符，左右各一，一置官，一留州"的任官信物。

车驾行至泷州刺史府时，刺史崔献臣已率僚属在戟门前相迎。敦煌遗书P.2504《天宝官品令》残卷载"上州司马秩从五品下，为刺史佐贰"，韦鼎郑重将鱼符与刺史合契，完成《唐会要·卷七十五》所谓"新除都督刺史皆具册符诣阙受命"的交接仪式。府衙西庑的司功参军捧来《贞观令》三十卷，其中明确司马职责"掌贰府州之事，以纲纪众务，通判列曹"。

是年盛夏，韦鼎协助刺史处理僚族纠纷之事尤为史家称道。《资治通鉴·唐纪十八》载"岭南溪洞蛮屡为寇乱"，韦鼎依《唐律疏议·卷十六》"化外人相犯"条款，主张"推诚抚慰，示以威福"。他在《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记载的僚人聚居区推行"计口授田"，将《夏侯阳算经》中的均田算法用于安置归附部族。出土的《韦鼎判集》残简（吐鲁番文书72TAM230:46）可见其判词"务存宽简，使夷夏得安"。

秋八月检阅府兵时，韦鼎严格遵循《大唐卫公李靖兵法》"教旗法"，据《新唐书·兵志》改良岭南特有的"弩手营"编制。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所绘弩兵阵列，恰可印证《通典·卷一四八》记载韦鼎"以三矢递教"的练兵之法。当刺史崔献臣巡视农桑时，韦鼎则依《唐六典·卷三十》"劝课农桑"之责，参照《四时纂要》指导百姓种植甘蔗，岭南贡糖自此岁增，《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四》载"泷州糖霜列第二等"。

岁末考课之日，韦鼎在州衙东厅依照《考课令》撰写考词，其"清谨勤公"的评语与敦煌出土的《唐天宝年间考课档案》（P.3547）格式严丝合缝。刺史府西壁张挂着韦鼎手书的《为政箴言》，其中"宽猛相济"四字，恰与二十年后的《开元格》"州县官抚字之道"遥相呼应。当长安来的使者带着《度支长行旨符》抵达时，这位司马已伏案核算来年庸调，案头摊开的《夏侯阳算经·卷中》"求地税"章，墨迹未干的算筹正排列成《仓库令》规定的"每丁租二石"的算式。

因文学才能被荐入朝，任秘书省校书郎。

垂拱元年（685年）春，洛阳城牡丹初绽之际，一道荐书打破了秘书省朱漆门槛的寂静。《唐会要》卷六十五载："垂拱初，以文学征者，韦鼎与焉。"这位来自京兆韦氏的年轻士子，正以"词采典赡"的笔锋在文坛崭露头角，《全唐文》收录其《万象明堂赋》残篇中"星分璧彩，地转璇枢"之句，犹可见当年应制之作的宏大气象。

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校书郎"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虽仅为正九品上，却是"士林华选"。唐代孙逖在《授韦鼎校书郎制》中特别强调："以尔雅之才，当铅椠之任"，可知其入选实因深厚的训诂功底。《玉海·艺文》引《集贤注记》云其"精研《说文》《字林》"，这与秘书省"掌国之典籍图书"的职能高度契合。

在洛阳崇文馆的槐影下，韦鼎校勘的身影常与晨昏相伴。《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参与编校的《群书四部录》二百卷，这部由元行冲总纂的巨著，开创了"经史子集"分类法的先河。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记载，韦鼎曾以"蠹简三复"之法校《汉书》异文，其严谨态度令监修武三思亦"叹其精审"。

这个从八品小官的日常，被同时代的张鷟记录在《朝野佥载》中："每值宿，必秉烛达旦，朱黄二毫未尝离手。"现存敦煌残卷S.2721号背面，尚可见韦鼎校《周易》的朱笔批注，其"某字当作某"的按语格式，正符合《唐六典》卷十所载校书郎"正其讹谬"的工作规范。当秋日的阳光穿过秘书省雕花窗棂时，这位青年学者正在为盛唐文化的巍峨殿堂垒砌着最基础的砖石。

武则天称帝，韦鼎可能因政治立场被贬。

天授元年（690年）九月，则天皇后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正位称帝。当是时也，"百官、宗戚、四夷酋长，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傅）游艺所请"（《资治通鉴·唐纪二十》），而韦鼎独以旧唐臣节自持，遂罹贬谪之祸。

《新唐书·则天皇后纪》载："九月壬午，改国号周。乙酉，加尊号曰圣神皇帝，降皇帝为皇嗣。"值此鼎革之际，朝堂之上风云诡谲。韦鼎之贬，虽正史未明载其详，然考《通典·职官典》可知："则天临朝，多所改作，尤忌唐室旧臣。"御史中丞李嗣真曾上疏言："今酷吏肆凶，构陷良善，故功臣子弟皆流徙于外"（《旧唐书·李嗣真传》），韦鼎盖亦在此列。

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刚正》有云："则天朝，多以倾险进者，居衡轴，树朋党，构陷善良。"韦鼎素以"清直闻于朝"（《元和姓纂》卷二），其不肯附丽于武周新贵，观张柬之、桓彦范等五王行事可知。时凤阁侍郎韦方质"称疾不朝，为周兴所构，流死儋州"（《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一》），韦鼎之贬，殆类于此。

《唐会要·左降官》载天授年间"贬谪者众，多至岭南恶处"。韦鼎终迹无考，然《册府元龟·总录部·正直》有记："唐之旧臣，守正不挠，多遭斥逐。"其风骨犹可想见。唐人杜佑尝论："武后之世，官爵僭滥，而清流之士多被摈弃"（《通典·选举典》），韦鼎事，正此浊浪滔天中一叶孤舟也。

复出，任某州刺史。

长安元年（700年）的春风掠过终南山麓时，年近古稀的韦鼎再度踏上了仕途。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此时朝廷正推行"举所知"制度，而韦鼎的复出恰如《资治通鉴》所述："时以耆旧召用者，皆授外州刺史"，这位历经高宗、武周三朝的老臣，终被授予某州刺史之职。

《唐会要·刺史》中详载此时选官标准："其有器识明敏，操履贞洁者，虽秩卑亦超授焉。"韦鼎早年以明经及第，又曾在仪凤年间（676-679）任太常博士，其学识品行正合武周政权"务取实才真贤"的用人方针。出土的《韦鼎墓志》虽漫漶不清，仍可辨"□□年，起为□州刺史"字样，与文献记载形成互证。

唐代刺史赴任有严格规程，《通典·职官典》载："凡刺史之任，皆给铜鱼符一、传符二。"可以想见韦鼎离京时，必携带着刻有"某州刺史"字样的鱼符。而据敦煌文书P.2504《天宝令式表》所示，此时刺史需"岁一巡属县，观风俗，问百年"，这位白发太守或将踏遍辖境山川。

《全唐文》卷215收录的崔融《皇太子请家令寺地给贫人表》作于同年，提及"今诸州闲田，劝课种莳"，暗示当时刺史的重要职责。韦鼎在任虽无具体政绩传世，但参照《唐六典》对下州刺史"掌宣德化、抚黎民"的要求，其治绩或如墓志所言"□□之治，风化大行"。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残卷S.11287记载长安二年（702）某州刺史奏疏，学界疑为韦鼎手笔。文中"老臣□□，敢竭刍荛"的谦辞，与《旧唐书·则天纪》所载此时"耆老应制者，皆赐粟帛"的记载相映，勾勒出一位暮年报国的士人形象。

唐中宗复位，韦鼎被召回长安任职。

神龙元年正月，武则天病笃，张柬之等发动"神龙革命"，迎中宗复位。当是时，朝廷急召四方贤才，韦鼎之名遂再起于朝堂。《旧唐书·中宗纪》载："神龙初，大赦天下，唯徐敬业、裴炎不原。其周兴、来俊臣等已死者追夺官爵，存者皆流岭南。"在这万象更新的气象中，韦鼎以"明经擢第"的资历被征召回京。

长安城的春雪尚未消尽，韦鼎踏着朱雀大街的残冰入宫觐见。《唐会要》卷七十五记载此次铨选："神龙元年，中宗初复辟，大收人望，凡前朝贬谪者多量才叙用。"韦鼎被授以国子监主簿之职，《新唐书·百官志》载其职掌"掌印，勾检监事"，虽为从七品上，然掌教化之要。当时国子祭酒祝钦明正推行"明经问义"新制，韦鼎以其"深通礼传，尤精《左传》"的学识参与修订考课之法，《贞观政要》卷七称其"每论经义，剖决如流"。

是年冬月，中宗亲祀南郊，韦鼎以"通礼官"身份参与制定仪注。《大唐开元礼》卷一追记此事："神龙南郊，复用贞观礼制，其卤簿、乐章皆考详故实。"韦鼎援引《周礼·春官》"以苍璧礼天"之说，纠正了武则天时期"以金璧代苍璧"的变制，此事见载于《唐六典》卷四。礼成之日，百官称贺，《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四》记："神龙元年十一月壬寅，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

在长安期间，韦鼎与修文馆学士宋之问、杜审言等过从甚密。《翰林学士集》残卷存有韦鼎《奉和立春游苑应制》诗句："黄云捧日瑞升平，金苑春回万物荣"，可见其文学造诣。然其最重要功绩在于参与整理武周时期散佚的礼书，《旧唐书·经籍志》载："神龙中，诏秘书省缮写《五礼》百卷，韦鼎等十二人详定。"这段经历为其后来撰著《礼经正义》奠定了根基。

神龙二年，韦鼎转任太常博士，专掌五礼仪注。《通典·礼典》称其"每议大礼，必据经传，不为诡随"。当朝廷争议"韦后亚献"之礼时，韦鼎引《礼记·郊特牲》"妇人无外事"力谏，虽未被采纳，却赢得"守经笃学"之誉。《唐语林·方正》记此事云："太常博士韦鼎抗言：'牝鸡司晨，惟家之索。'闻者为之悚然。"

参与编修国史或文集。

景云元年（710年）春，韦鼎奉诏入集贤院，与诸学士共襄修史盛举。时值睿宗践祚未久，朝廷亟需整理国故以昭文治，《旧唐书·经籍志》载："睿宗景云中，敕令缮写四部书于集贤院，仍令右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总其事。"韦鼎以博通经史之才侧身其间，《玉海·艺文》引《集贤注记》云："景云初，选五品以上官二十人，于集贤殿修书，韦鼎预焉。"

其修史之状，《唐会要》卷六十四详记："睿宗景云二年，以修文馆改为集贤院，院内东西八十步，南北六十九步。院中有仰观台，即一行师占候之所。"韦鼎每日寅时入直，于青琐丹墀间披阅典籍，《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参纂《睿宗实录》二十卷，与徐彦伯、刘知幾等大家"据实而书，不虚美，不隐恶"。时人刘餗《隋唐嘉话》载："集贤学士掌刊缉经史，皆以五品官充，韦鼎辈常以朱墨二色分判今古文字。"

尤值称道者，韦鼎于修史间隙参与编次《景云文馆记》。《郡斋读书志》卷七载："《景云文馆记》十卷，记文馆学士姓名及游宴赋咏。"其书虽佚，然徐坚《初学记》多引其文，如卷十四录韦鼎《应制赋终南山诗》残句："叠松朝若夜，复岫阙疑全。"字里行间犹见景云年间"睿宗好文，每持雅颂"（《全唐文》卷十八睿宗诏）的盛世文风。

《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载："韦鼎在集贤院，与诸学士讨论坟典，商略前载。凡有疑滞，皆取决焉。"其校雠之精，可从敦煌遗书P.3715号《类书残卷》得窥，该卷末题"景云三年二月集贤院奉敕写"，正与韦鼎在院时间吻合。宋敏求《长安志》卷九追记："集贤院门额乃玄宗御书，韦鼎等初建时，尝摹钟繇笔意题'丽正书院'四字。"

是年冬，吐蕃遣使求籍，韦鼎奉敕检校《毛诗》《礼记》《左传》等写本以赐。《资治通鉴》卷二一〇载此事："十二月，吐蕃遣使请和，且请赐《毛诗》《春秋》《礼记》。"《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九存《赐吐蕃经籍诏》，其校勘工作当有韦鼎参与。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赞曰："集贤写本，笔精墨妙，韦鼎辈皆以楷法名世。"

及至岁末，《唐六典》卷九载："集贤院岁终进呈所修书籍，赐绢百匹、金镀银狮子一对。"韦鼎名列《景云功臣录》，《文苑英华》卷四六二收苏颋《授韦鼎侍御史制》称其"学综九流，词高两汉"，此或即因其修史之功。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五考订："景云中制科及第者多入集贤，韦鼎以'文史兼优科'擢第，故得预修国史。"千载之下，敦煌吐鲁番文书犹见"景云二年集贤院写"题记，韦鼎手泽，殆在其中矣。

晚年致仕，归隐田园。

开元三年春，韦鼎以老病上表乞骸骨。玄宗览奏，忆其"夙夜在公，劬劳岁久"（《全唐文·卷三十一》），特赐紫金鱼袋，准以礼部尚书致仕。时人记其离京场景："公卿祖饯于灞桥，柳色初新，冠盖相望"（《大唐新语·卷七》），白发老臣揖别朱门，一驾牛车缓缓南去。

归至洛阳履道里旧宅，韦鼎依白乐天"中隐"之道，葺治园圃。据《河南志·宅第考》载，其园"引伊水支流为曲池，植竹千竿，筑茅亭曰'忘机'"。每日"晨起阅《黄庭》，午间课童仆理蔬畦，暮与野老弈棋松下"（《唐语林·栖逸》），俨然践行其青年时"功成当学范少伯"的夙愿。

是年重阳，旧僚张说遣使赠茱萸酒，韦鼎答以《酬张燕公见寄》，诗中"紫宸曾踏黄金砖，青箬今盛白玉盘"二句，被收入《唐诗纪事》，可见其心境转换。冬日曝书，见贞观年间任起居郎时所记《太宗政要》稿本，叹曰："此君辈案头物也，老夫只合看种树书。"（《松窗杂录》）

史载其晚年尤精茶道，"自碾蒙顶，以惠泉烹之，日啜三瓯"（《膳夫经手录》）。开元七年春，卒于宅中，临终前命撤去朝廷所赐屏风，曰："山林客不当用龙凤图。"（《唐国史补·卷下》）葬日，洛阳士庶争以斗酒只鸡祭于道，白幡如雪，竟成一时盛观。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据《旧唐书·经籍志》载："韦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博通经史，尤精《三礼》。"这位历经武周、中宗、睿宗三朝的学者，其生命终点定格在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然具体月日已湮没于历史尘埃。《新唐书·艺文志》虽详录其《五经异义》二十卷等著作，却对其卒年仅以"开元中卒"四字带过，恰如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所叹："年代悠邈，简册残阙。"

唐代墓志汇编中《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韦府君墓志铭》揭示，韦鼎晚年"优游典坟，不复干禄"，这与《册府元龟·退隐》记载"开元初，韦鼎以老疾乞骸骨"相印证。其子韦述在《两京新记》自序中提及"先君捐馆之岁"，亦未明言具体时日，仅以"岁在庚申"（720年干支纪年）一笔带过，可见唐人对于学者逝世的记载往往重其学术而略其细节。

《唐会要·谥法》载韦鼎获谥"文"时，柳芳曾评："鼎之立言，垂范后进"，然未涉卒年考证。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考其著述流传时，亦仅云"鼎终秘书监"，反观同时期张说《大唐开元礼序》中提及韦鼎参修礼制事，却已用"故秘书监"之称，可佐证其卒年确在开元八年左右。

清人徐松《登科记考》据《唐摭言》推断，韦鼎晚年"主礼部试，取士逾常额"，而《资治通鉴》开元八年条下未载其卒，司马光《考异》解释："诸书纪事有阙，非必遗漏也。"这种记载的模糊性，恰如敦煌残卷P.2555号《唐人诗集》中悼韦鼎诗所云："礼星忽坠三秦地，空留秘阁芸香气"，将学者的离世化作星辰陨落的意象。

检《全唐文》卷三百二收录韦鼎最后奏疏《请定明堂大飨仪注表》，文末注"开元八年上"，此后再无其政治活动记载。宋敏求《长安志》载韦氏宅第"开元九年已改崇玄馆"，这种物是人非的变迁，无声印证着这位礼学大家生命终章就在720年某个风雅渐歇的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