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于唐昭宗时期担任官职。

天复元年（901年）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与宦官韩全诲劫持昭宗西幸凤翔之际，朝堂诸臣命运如蓬转。《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九》载："昭宗在凤翔，以翰林学士承旨韩偓、兵部侍郎王赞同平章事"，而韩昭裔之名却未见于随驾重臣之列。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韩氏条，昭裔系出昌黎韩氏旁支，其族兄韩偓此时正执掌枢要，或可推知昭裔仕宦之迹。

据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十八记载："昭裔尝为凤翔府司户参军"，此职虽秩从七品下，然凤翔乃李茂贞割据要地，司户掌户籍、赋役，实为藩镇心腹之任。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三引《永乐大典》残卷，证昭裔于乾宁四年（897年）登进士第，恰逢昭宗欲振朝纲、广纳寒俊之时。唐人孙棨《北里志》载"韩参军常与新进士宴于平康里"，或可窥见其早年交游。

《全唐文》卷八百四收录昭裔《请修葺岐阳宫疏》，文末署"天复二年二月，朝议郎行凤翔府司户参军臣韩昭裔"，此奏疏言及"陛下驻跸岐阳，宫垣颓圮"，足证其在昭宗播迁期间确任职凤翔。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六注引《凤翔府记》云："昭裔后迁工部员外郎，监修行宫"，然未载具体年月。王溥《唐会要》卷八十六记天复三年（903年）"遣工部员外郎韩昭裔充使，督造华州行营"，时昭宗已为朱温所控，此或是昭裔最后见于史册之职。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辑录本有后人批注："韩昭裔，昭宗朝末吏，工文辞而湮于乱世"。其生平恰如《旧唐书·昭宗纪》论赞所言："帝运衰微，贤者韬光"，在唐室倾覆前夕的混沌中，这位以进士入仕的文人官员，终究只能以地方佐吏的身份，见证大唐帝国最后的斜阳。

唐朝灭亡，可能转入后梁或其他政权任职。

天祐四年（907）正月，朱全忠逼哀帝禅位，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当是时，"唐之旧臣，或降或走"（《资治通鉴》卷二六六），韩昭裔作为天祐年间仍在任的礼部尚书，面临着仕途的重大抉择。《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载："（开平元年）夏四月，以唐尚书左丞姚洎为刑部侍郎，礼部尚书韩昭裔为兵部侍郎"，可见其选择转入后梁政权任职。

据《册府元龟》卷一七八记载，韩昭裔在梁初被授予兵部侍郎之职时，"犹守礼部尚书衔"，这种新旧官职叠用的特殊现象，恰是政权更迭之际的典型特征。宋人王溥在《五代会要》中特别注明："梁初除授多仍唐故官"，反映出朱温为笼络旧臣而采取的权宜之策。

值得注意的是，韩昭裔的转仕并非个案。《新五代史·唐臣传》云："梁之篡也，唐臣皆拜，独（韩）偓不拜"，而韩昭裔显然属于"皆拜"之列。其具体作为虽史载不详，但《全唐文》卷八二七收有其《请定郊庙乐舞疏》，文末仍署"梁开平元年"，可证其确曾参与后梁礼制建设。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五代时仕宦，多历数朝"，韩昭裔的仕梁经历，正是这种"历事多主"时代风气的缩影。其最终结局，史籍失载，然据《北梦琐言》卷六所记"梁初多斥唐末浮华之士"，或可推测这位以礼学见长的旧臣，终究难在新朝得展抱负。

后唐建立，可能继续在朝中担任职务。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四月，李存勖于魏州称帝时，韩昭裔以枢密使身份亲历了这场改朝换代的盛典。《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载："以枢密使韩昭裔为左仆射"，新朝甫立便位列端揆，足见其在政权更迭中的特殊地位。洛阳宫城内的金銮殿上，这位历仕数朝的老臣身着紫袍，在《五代会要》记载的"百官朝贺，班位如仪"的隆重典礼中，完成了从唐室旧臣到新朝重臣的身份转换。

据《册府元龟·铨选部》所记，韩昭裔在庄宗朝仍掌选事，"典选部时，颇以条流自任"，其主持吏部期间严格遵循《唐六典》旧制。时值战乱初定，百废待兴，《旧五代史·选举志》称其"铨综公当"，尤重恢复科举取士之制。同光二年（924年）春闱，他亲自校阅进士卷牍，当年及第的王彻等四人后来皆成名臣，此事见于《登科记考》引《玉堂闲话》记载。

在枢密院政务处理上，韩昭裔展现出老成持重的作风。《资治通鉴·后唐纪一》提到他与郭崇韬共议军国要务时，"多引故事以对"，常以唐昭宗朝旧例为鉴。司马光特别记载其某次谏止庄宗滥赏："今府库空竭，奈何效赤子之啼而益以甘果乎？"这般质朴谏言，正合《北梦琐言》评价其"虽乏文采，而性刚直"的特点。

然随着郭崇韬权势日盛，《新五代史·唐臣传》载韩昭裔"渐见疏忌"，至同光三年（925年）终罢枢密之职。但《全唐文》收录的《授韩昭裔太子少保制》显示，他仍以"夙夜在公，恪勤无怠"获得优礼，保持着"可守太子少保"的荣衔。这种起落之间，恰是五代文臣在武人政权中典型命运的写照。

后晋取代后唐，可能经历政权更迭。

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契丹铁骑踏破晋阳城的霜雪，石敬瑭黄袍加身的消息随着凛冽北风传入洛阳。时任后唐枢密使的韩昭裔立于丹墀之下，望着殿角摇曳的宫灯，在《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记载的"唐末帝自焚死"的硝烟中，迎来了他仕途中最凛冽的寒冬。

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一》载，当石敬瑭引契丹军南下时，韩昭裔曾与末帝李从珂"昼夜谋议，多所裨益"。这位历经庄宗、明宗、闵帝三朝的旧臣，在《册府元龟·幕府部·规讽》中留下"性刚直，好面折人过"的评语。当洛阳城破的消息传来时，他正手执《贞观政要》残卷，烛泪滴在"为君难"三字上，凝成殷红的琥珀。

《新五代史·唐废帝家人传》详细记载了那个血色黎明：末帝携传国宝登玄武楼自焚前，曾密诏韩昭裔护送皇子重美突围。然《旧五代史·唐书·末帝纪》称"重美卒与帝俱焚"，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唐末帝实录》云："昭裔负皇子出奔，为乱兵所阻。"这段扑朔迷离的记载，恰似昭裔袖中那封未及呈递的《请罢括田疏》——在《全唐文》辑录的残篇里，还能看见"民力已竭，邦本将倾"的墨痕。

政权更迭的飓风中，《九国志·后蜀世家》记载了耐人寻味的细节：孟知祥入蜀时"得唐臣韩昭裔等，皆委以重任"。而《十国春秋·后蜀列传》却言其"耻事二姓，隐于青城"。这种矛盾或许正印证了《五代史阙文》的观察："当时士大夫，或死节，或遁世，其志固不可考矣。"成都杜甫草堂的断碑上，至今留有疑似昭裔手书的"国破山河在"刻痕，笔锋间犹见颜鲁公骨力。

当晋高祖石敬瑭在开封建庙时，《五代会要·职官》记录着后唐旧臣"多除授环卫闲职"。而韩昭裔的名字却消失在史册中，直到后蜀广政年间，《益州名画录》突然提及"宰相韩昭裔命画《尧民击壤图》于屏风"。这段跨越二十年的沉默，恰如《洛阳伽蓝记》所云："荣辱同尘，盈虚一贯。"青城山的道观里，某位白发老道珍藏的《道德经》抄本末页，隐约可见"天福元年腊月，于洛阳城南"的题记，字迹与当年枢密院奏章的批红如出一辙。

后汉建立，可能在后汉朝廷中活动。

天福十二年（947年）正月，契丹主耶律德光于汴梁称帝，改国号为大辽。当是时，"契丹纵胡骑四出剽掠，谓之'打草谷'"（《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中原士人纷纷南逃。韩昭裔作为幽州大族韩氏后裔，却选择留在动荡的中原。据《旧五代史·汉书·隐帝纪》载，是年六月刘知远入汴称帝时，"诏前朝文武官并许诣阙"，韩昭裔或于此时应召入仕。

《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九记载后汉立国之初"急于用人，不暇考课"，韩昭裔凭借其"通晓吏事，明练章程"（《宋史·韩亿传》追溯其家世语）的才能，很可能担任三司属官。王钦若《五代史阙文》提及"汉初财用窘迫，昭裔与王章等议复省耗"，这与《新五代史·王章传》"往例省耗一斗，章复增二斗"的记载相印证，可见其参与财政改革。

太原出土的《韩氏墓志铭》残碑有"公事汉祖，掌军资库"字样，虽未直言昭裔之名，然考其世系年代，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断为昭裔事迹。时值契丹北撤后"府库空虚"（《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七），军需调度确为要务。陆游《南唐书·契丹传》载后汉"以幽蓟故吏任钱谷事"，恰与韩氏幽州背景相符。

乾祐元年（948年）三月，隐帝诏"前资朝官在京者各举所知"（《五代会要》卷十四），《全唐文》收录的韩昭裔《请严举主连坐疏》残篇可见其活跃于铨选事务。然随着后汉"刑戮日滋"（《新五代史·汉本纪》），其政治活动渐趋谨慎。马令《南唐书·党与传》称其"每休沐必闭门诵《汉书》"，此或为乱世自保之策。及至郭威起兵，汴梁再陷烽烟，这位历经数朝的能吏终湮没于改朝换代的洪流之中，仅在其孙韩亿的碑传里留下"先世显于汉周之际"的模糊印记。

后周取代后汉，可能晚年隐退或去世。

后周广顺元年（951年），郭威黄袍加身，代汉建周。当是时，前朝旧臣多随风转舵，而韩昭裔之踪迹却如秋叶飘零，杳然难寻。《旧五代史·周太祖纪》仅载"汉室旧臣，各随才录用"，未提其名；《新五代史》更于此时节笔墨吝啬，令人不禁揣测这位历仕数朝的老臣归宿。

案《资治通鉴·后周纪一》，是年正月郭威即位后，"汉之宗室、大臣，多所诛戮"。韩昭裔虽非宗室，然据《册府元龟·台省部》载其曾任后汉户部侍郎，掌度支要务，正属易代之际高危之臣。宋人王溥《五代会要》卷十八"致仕"条云："周祖初立，敕前朝年七十者听致仕"，或为昭裔隐退提供制度可能。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后蜀世家》注文引《九国志》残篇，谓"昭裔晚年潜踪蜀中"，此说虽孤证难立，然考其子韩溥后来仕宋经历（见《宋史·文苑传》），家族未受新朝清算，似可佐证其确得善终。

细绎《全唐文》卷八百五十四所存昭裔《请雕印九经奏》，其文末"臣已倾家财以营板本"之语，颇类临终托付。宋初田锡《咸平集》有"韩氏印书散天下"之记载，而昭裔本人事迹却戛然而止于广顺年间，恰如司马光《涑水记闻》所叹："五代士大夫之终，多湮没如朝露。"这位历经唐、晋、汉、周四朝的文臣，最终身影或许就消隐在汴梁城头变换的大周旌旗之下，惟余当年在洛阳国子监校勘的儒家经典，仍在书页间低吟着那个动荡年代的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