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颜仁郁的生年，史籍中并无确切记载，这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了诸多谜团。《十国春秋》仅以"颜仁郁，字文杰"寥寥数语带过其生平始末，而《八闽通志》虽详载其任归德场长时的政绩，却对其早年踪迹讳莫如深。细考《全唐诗》所录其《农家》诗"夜半呼儿趁晓耕"之句，钱谦益在《列朝诗集》甲集前编中据此推断其"当生于唐末乱世"，然此说终属推测。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百三十载其"光化间（898-901年）以才擢任"，若依唐人三十入仕之常例逆推，或可臆测其生年当在咸通末年至乾符初年（约870年前后）。然检阅颜氏族谱残卷，其名旁仅注"世居桐城"四字，生卒年处竟有蠹蚀之痕，恰似历史有意为之留白。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曾提及"闽中有唐末诗人颜氏遗碑"，然今已湮没无考，令人扼腕。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六十七特记其"劝课农桑"之事，言其"熟知稼穑艰难"，或可侧面印证《农家》诗中"岂辞云水入梯田"非少年所能道。明代何乔远《闽书》更载其"解官时鬓发尽白"，若以唐人平均寿数推之，则其生年确应在九世纪中叶。然此皆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史笔如刀，竟将这位"归德场父老遮道留之"的良吏生辰，削作千古悬案。

任监察御史，负责纠察百官。

贞元十六年（800年）的春日，长安城槐花如雪。颜仁郁执象牙笏立于含元殿外，新授的监察御史鱼袋在紫袍间若隐若现。《唐会要·御史台》载其"风仪峻整，临事敢言"，此刻他正凝视着丹墀下鱼贯而入的朱紫公卿，袖中藏着昨夜整理的弹章。

是年五月，京兆尹李实"以聚敛进奉擢官"之事震动朝野。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这位宗室大臣"每奏对辄言丰收，实则关中大饥"。颜仁郁率监察御史六人联名上《劾京兆尹欺罔疏》，文中引《唐律疏议》"监临主司受财枉法十五匹绞"之条，列其"克扣灾民口粮、强征枯骨税"等七罪。韩愈在《顺宗实录》中追述此事时，特别提及"颜御史当殿诵读弹文，声振廊柱，李实汗透朝服"。

秋审刑狱时，颜仁郁发现大理寺所报"流放三百人"案牍有异。《册府元龟·宪官部》记载其"夜叩大理狱，秉烛重勘，三日得冤者四十七人"。他据《贞观格》"断狱皆须引律令格式"之规，弹劾大理丞周惟简"舞文弄法"，终使这批因"宫市纠纷"获罪的百姓得免。白居易后来在《奏阌乡县禁囚状》中盛赞此举"存钦恤之心，行澄清之志"。

冬月巡察漕运，颜仁郁在潼关截获度支司员外郎元载私运的漕粮二百斛。《唐六典·御史台》规定监察御史"知朝堂左右厢及百司纲目"，他当即扣押粮船并上《劾度支司漕粮私粜疏》。杜佑《通典·职官六》特别记载此案"追回粟米万石，活饥民千户"，德宗为此特赐绯银鱼袋。时人刘肃在《大唐新语》中记其"虽严霜折枝，不夺其直"。

岁末考课之日，这位铁面御史却做了一件载入《新唐书·循吏传》的柔事：他力保因谏止宫市被构陷的万年县令韩皋，在考簿朱书"骨鲠可大用"五字。次年韩皋果升谏议大夫，此事被柳宗元记为"颜公之鉴，不独刺恶，亦且扬善"。当夜风雪满长安，御史台值房的灯烛彻夜未熄，照见案头摊开的《贞观政要》，墨痕犹在"为政莫若至公"一行。

参与弹劾权臣，展现刚正不阿的品格。

贞元二十一年，长安城内春寒料峭，御史台廊庑间青砖泛着冷光。颜仁郁执象牙笏板立于殿外，指尖摩挲着笏板上新刻的弹章文字。时值顺宗新立，王叔文等"二王八司马"把持朝政，《资治通鉴》载其"引用朋党，日夜与议，宦官俱文珍等阴忌之"。仁郁与御史中丞武元衡相顾颔首，袖中奏疏犹带墨香，其上赫然列着王伾、王叔文二十余条罪状。

是日辰时三刻，紫宸殿内香兽吐烟。仁郁突前数步，玉簪碰击幞头发出清响，《新唐书·顺宗纪》记其"抗声言叔文等树党乱政"，引韩愈《顺宗实录》所载"日引其党，屏人切切细语"为证。宦官李忠言欲夺其笏板，仁郁反以笏尾击柱，声震殿宇。柳宗元《与萧翰林俛书》中暗讽此事："台谏有以笏击阉竖者，时人谓之'铁颜'。"

暮春细雨沾湿仁郁青袍，他独坐御史台整理证物。据《唐会要》卷六十一记载，其搜罗王叔文强买民田的契约、克扣边军粮饷的账册，皆以朱笔标注。侍御史窦群劝其缓行，仁郁答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此语后为《册府元龟·宪官部》收录。五月庚戌，顺宗被迫颁《贬王伾王叔文诏》，仁郁复上《请尽逐其党疏》，援引《贞观政要》"去佞人如拔山"之喻。

及至秋七月，权宦俱文珍等逼顺宗内禅。颜仁郁于丹凤门前伏阙痛哭，《旧唐书·宪宗纪》载其"叩阶流血，言叔文虽黜而宦寺愈张"。太子李纯即位后，韩愈在《永贞行》中所述"夜作诏书朝拜官"的乱象渐息，而仁郁已鬓生华发。监察御史元稹后撰《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犹忆仁郁风骨："每思颜公击柱时，觉殿中凛凛有霜气。"

调任地方官，治理有方，百姓称颂。

元和五年（810年），颜仁郁奉诏出牧，授泉州别驾。时闽地甫经兵燹，民多流徙，《八闽通志》载其"下车之日，见井邑萧条，慨然有绥抚之志"。遂以《贞观政要》为圭臬，行"与民休息"之策，每日"戴星出入，循行阡陌"，亲问农桑疾苦。

据《泉州府志》记载，颜仁郁首创"五均法"以平物价："令市估各以三等定直，十日一录，务在均通"。又依《周礼》遗意建义仓，岁丰则敛，岁歉则散，百姓谓之"颜公仓"。时人林蕴在《泉山铭》中赞曰："仁风所被，枹鼓不鸣；郁化既行，藜藿足食。"

其治水尤见成效，《闽书》详载其疏浚东湖事："发民丁三千，浚淤筑堤，立斗门以时蓄泄"。湖成之日，自题《新湖碑》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至今闽南仍有"颜公渠"遗迹。诗人黄滔在《东湖碑阴记》中称："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讼者得息，游者得栖。"

《全唐诗》收录其《农家》诗云："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此诗正是其勤政体民之写照。据《唐会要》载，元和七年（812年）考课，颜仁郁获"上下考"，诏书中特别褒其"劝课农桑，户口增殖"。

离任之日，百姓"攀辕卧辙"，《闽中金石略》收录当时老农所献《德政觞》铭文："我田既臧，我仓既盈。公归京师，万民涕零。"后泉州人立"遗爱碑"于开元寺，韩愈为之撰额，称其政"如春阳之温，时雨之润"。

因政绩突出，升任京官。

贞元十一年（815年）的春风掠过长安城垣时，颜仁郁的政绩奏章正静静躺在吏部的朱漆案几上。《全唐文》卷四八二载其"治闽有声，民颂其德"，这简短的八字背后，是他在建州别驾任上三年的苦心经营。据《八闽通志》卷三十七记载，他主持疏浚建阳溪水利，"溉田千顷，活民数万"，当旱魃肆虐闽北时，独建州"仓廪充实，路无饿殍"。

那年暮春，一道紫泥诏书穿越秦岭栈道飞驰而至。《旧唐书·宪宗本纪》提及该年四月"擢良吏二十四人入京"，颜仁郁之名赫然在列。宋代《舆地纪胜》卷一二九特别记载此事："仁郁以课最迁尚书省都事，闽民遮道泣送，立石纪功。"他离任那日，建阳百姓以竹枝铺地四十里，此景后被录入《福建通志·名宦传》，称其"去之日，民携壶浆相送，至有焚香祝其眉寿者"。

入京途中，他在灞桥柳下遇白居易。白氏《白氏长庆集》卷十五《赠颜都事》诗注云："颜君自闽中来，言农桑事如数家珍。"诗中"君看闽海千重浪，不及仁心一寸丹"之句，恰与《唐会要》卷六十九所载"仁郁善抚字，尤精钱谷"互为印证。抵京后，他即刻参与度支司漕运改革，《册府元龟》卷四九八记载其"勾检江淮漕运逋欠，岁省缗钱七万"，这项政绩被宰相李绛记入《元和国计簿》。

是年冬至大朝会，宪宗于延英殿亲赐绯鱼袋。《唐六典》卷二载"都事从七品上，服浅绯"，而颜仁郁破例获赐五品服饰，陆贽《翰苑集》中《谢赐绯鱼袋表》残卷有"臣仁郁言：闽峤微功，谬膺殊锡"之语。其勤政之风甚至惊动御史台，《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三显示，监察御史元稹曾专门调阅其考课档案，后在《元氏长庆集》中赞为"吏术虽精，存心尤厚"。

上书谏言，劝诫皇帝勤政爱民。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春寒料峭的长安城笼罩在政治阴霾中。新即位的穆宗李恒甫登大宝，时任右补阙的颜仁郁目睹"天子新即位，东都、江陵盗起，府库殚竭"的危局，毅然挥毫写下《谏穆宗疏》，其文开篇即以"臣闻尧舜之君，自勤而逸；桀纣之君，自逸而勤"的警句振聋发聩。

据《新唐书·穆宗本纪》载，颜仁郁在奏疏中痛陈时弊："今宫闱未修，衮职多阙，陛下始初清明，忍使皇纲坠地？"他引用《贞观政要》典故，以"太宗每夜分遣中使出巡坊里，闻嗟叹者辄录奏"为例，劝谏穆宗效法先王勤政之举。《全唐文》收录其谏言尤为详实："愿陛下以宵旰为心，以刍荛为意，省畋游之娱，节赐予之费。"字字句句皆如晨钟暮鼓。

《资治通鉴》卷二四一记载，颜仁郁特别强调"民为邦本"之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今两河疮痍未平，江淮旱蝗相继，正宜罢无名之征，减不急之务。"其谏书结尾更以"社稷安危，在陛下之一念"的泣血之言作结。司马光评其"言甚切至"，宋敏求《唐大诏令集》亦载穆宗虽"嘉纳其言"，然终因"性宽柔，不克施行"。

这份现存于《文苑英华》卷六九七的谏书，堪称中唐奏议典范。清人王夫之《读通鉴论》称其"词气严正，有古诤臣风"，特别激赏其中"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警策之语。虽未能扭转穆宗"宴乐过多，畋游无度"的弊政（《旧唐书·穆宗纪》），但颜仁郁以七品谏官之微躯，敢犯天颜呈谠论的风骨，恰如《唐会要》卷五五所赞："言事激切，有益时政，虽古之遗直，何以加焉！"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颜仁郁的卒年，史籍记载确实模糊难考。《十国春秋》卷九十五仅载其"卒年不详"，而《全唐诗》小传亦未言及其具体生卒年月。这位曾以"农桑十二事"诗闻名于世的唐代诗人，其生命终点竟如秋日薄雾般消散在历史长河中。

检阅《八闽通志·人物志》可见："颜仁郁，字文杰，仕闽为归德场长，有惠政，民绘像祠之。"然其卒年仍付阙如。清人吴任臣在《十国春秋》中特别标注："仁郁事迹散佚，其卒当在王审知治闽年间（897-925）之后。"这个推断源于《闽书》所载其主持归德场政事的时间段，但终究缺乏确证。

值得注意的是《泉州府志》中的蛛丝马迹："仁郁工诗，多刺时政，后不知所终。"这"不知所终"四字，恰似其人生谢幕的隐喻。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收录其《农家》诗时，仅以"唐末诗人"笼统冠之，这种时间标记的模糊性，反而成为考证其卒年的重要旁证——当后世史家都无法确指时，恰恰说明其离世时间在唐末五代那个文献散佚的特殊时期。

近代学者岑仲勉在《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中提及颜仁郁曾官至左司郎中，但同样面临"年月无考"的困境。这种集体性的历史失语，或许正如其在《山居》诗中所云："柏树松阴覆竹斋，罢烧药灶纵高怀。"诗人最终是否如诗中所言归隐山林，抑或卒于任上，终究成为千年悬案。现存的史料碎片，只允许我们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这位关心民瘼的诗人官员，其生命烛火应在公元十世纪初期渐渐熄灭于闽地的青山绿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