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门荫入仕，开始其仕途生涯

贞元年间，春明门外柳色新绿时，马植以弘农马氏之胄，循着唐代门荫制度的旧轨，踏入仕途。《新唐书·马植传》载其"以门荫补太子校书郎"，这方九品青绶的象牙签轴，正是士族子弟特有的入仕凭证。唐人杜佑在《通典·选举典》中曾言："五品以上子孙，依荫补斋郎、挽郎"，而马植祖父马炫官至刑部侍郎（正四品下），恰合《唐六典》"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之制。

当时门荫入仕者，须经弘文、崇文两馆遴选。据《唐会要》卷七十七记载，贞元四年曾下敕："两馆生准式，先补朝臣子孙"，马植正是借此东风。其初授的太子校书郎虽为闲散之职，却属清要之选，《通典》特别注明此职"多以贵胄子弟为之"，与寒门进士"释褐县尉"的起点迥异。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曾感慨："门荫者坐享华资"，恰印证了马植这段平顺的开端。

然马植并非全然倚仗祖荫，《旧唐书》本传称其"博通经史，尤精《左氏春秋》"，这或许得益于唐代对荫补子弟的考核要求。《册府元龟·铨选部》载开元二十一年敕："门资入仕者，试经时务策三道"，马植当是通过此类考核方得实授。其叔父马总时任安南都护，族兄马戴亦为知名文士，这般"朱门通籍"的景象，正是韩愈《三器论》所云"公卿子孙，台省继踵"的鲜活注脚。

这位青年才俊入仕之初，便展现出与寻常纨绔不同的气象。《文苑英华》收录其早年《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残篇，有"澄源正本，在举俊良"之语，隐约可见后来会昌年间那个"以文学政事为时闻人"（《新唐书》评语）的身影。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将马植系于"扶风马氏"条下，这个与司马迁、马援同源的著姓，似乎早已预示了他不平凡的仕宦征程。

出任安南都护，在当地积极开展治理工作，加强边防，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岭南烟瘴之地，交趾故郡的盛夏总伴着湿热的季风。马植踏着象州古道上的红土上任时，正值元和十四年（819年）的雨季，《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其"以朝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的身份，接过了这个"南疆锁钥"的重任。

都护府衙门的铜兽首在雨中泛着青光，马植却无暇欣赏这异域风情。据《安南志略》记载，他甫一上任便"缮完城戍，制其蛮落"，将汉代的故城垣增筑至九里三百步，在红河三角洲构筑起三道防线。李翱《来南录》中描述的"植令军士树栅为寨，烽燧相望"的景象，正是当时边防体系的真实写照。每当晨曦初露，他必登临南定城楼亲自校阅戍卒，《唐会要》卷七十三称其"严烽候，明赏罚"，使得"溪洞首领皆诣府请吏"。

在治理策略上，马植深谙"欲安边者，必先富民"之道。《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记载他"开屯田，通商贾"，在峰州（今越南富寿省）开辟的军屯田竟达四十余顷。唐人刘恂《岭表录异》中特别提到交州市场上"米贱如泥，盐田相望"的盛况，这正是马植推行"减税榷、宽徭役"政策的结果。考古发现的河内罗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元和通宝"与波斯银币共存的窖藏，印证了当时海上贸易的繁荣。

面对复杂的民族关系，马植采取"以夷制夷"之策。《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六》记载他任用当地豪酋杜英策为牙将，又"赐黄洞首领黄少卿帛以慰之"。这种怀柔手段效果显著，《新唐书·南蛮传》称"自是安南无复寇患"。但马植并非一味妥协，当演州（今越南义安省）酋长叛乱时，他立即遣精锐"以劲弩射其阵"，迅速平定事态，韩愈在《黄家贼事宜状》中盛赞其"威惠并行"。

三年任期内，马植最令人称道的政绩莫过于文教建设。《全唐文》收录的《安南举选人奏》显示，他奏请朝廷允许安南士子参加科举，并在交州城设立官学。《唐语林》卷二记载当地子弟"始知习礼经、诵诗书"，出土的唐代《安南都护府学碑》残碑上，至今仍可辨认"马公崇儒"等字迹。当他离任时，《安南图经》描绘了"耆老垂涕，蛮酋献象牙为寿"的感人场景，而马植只取了一截榕树枝带回长安——这株后来生长在大慈恩寺的"安南榕"，成为那段治绩的最好见证。

调任黔中观察使，致力于改善当地民生，推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黔中之地，山峦叠嶂，夷汉杂处，历来被视为蛮荒之域。马植赴任之际，正值唐室衰微，边陲多事。他甫一到任，便"周览风俗，咨访疾苦"（《旧唐书·马植传》），见百姓困于苛捐杂税，夷人苦于官吏盘剥，遂上奏朝廷："黔中土瘠民贫，赋税宜从宽简。"（《唐会要·卷八十五》）获准减免赋税后，又整顿吏治，"黜贪残，拔廉能"（《新唐书·循吏传》），使官场风气为之一清。

马植尤重教化，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通典·边防典》引马植奏疏）。他在治所设立学宫，延请中原儒士讲授经义，并亲自"课士子以《诗》《书》"（《册府元龟·牧守部》）。对当地少数民族，则"示以冠带，教以耕织"（《蛮书·卷十》），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传入深山。史载其"每岁春，亲至田间，劝课农桑"（《全唐文·马植德政碑》），百姓感其诚，争相效仿。

为畅通政令，马植主持修筑道路，"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元和郡县图志·黔州》），连接各羁縻州。又设立驿站体系，使"公文传递，朝发夕至"（《唐六典·兵部》注引）。这些举措不仅加强了中央对边疆的控制，更促进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当时有夷人首领送子入学，马植"赐以汉姓，授以经籍"（《太平寰宇记·黔州》），传为佳话。

在任期间，马植特别注重司法公正。据《折狱龟鉴》记载，有汉商与夷人争田讼，官吏多偏袒汉人。马植亲自审理后，依夷人习惯法判决，并刻石立碑曰："汉夷同法，无分彼此。"此举深得夷人拥戴，《资治通鉴》称"自是夷汉相安，争讼日息"。他还将《唐律疏议》译为夷语，命头人学习，开创了民族地区普法之先河。

离任之日，"夷汉百姓攀辕卧辙，献酒泣别"（《文苑英华·马植去思颂》）。其政绩被载入《贞元政要》作为典范，后世评价他"处蛮貊之邦，行周孔之教"（《全唐文·黔州刺史厅壁记》）。黔中山水间，至今犹存马公祠，香火不绝，见证着这位唐代循吏以文化润泽边陲的千古佳话。

入朝为官，逐步晋升，最终成为宰相，参与国家重要决策

马植初入仕途时，正值唐宣宗大中年间。《旧唐书·马植传》载其"以进士擢第，又登制策科，补太子校书"，清贵之选足见其才学。当时名相白敏中见而奇之，谓"马君文藻若飞泉，器度似洪钟"，遂荐为刑部员外郎。

会昌六年（846年），宣宗即位后锐意革新，《资治通鉴》记"帝尤重法度，思得明练典故者"。马植因"详练刑章，多识台阁故事"（《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七》），迁户部侍郎。大中三年（849年）吐蕃内乱，他奏请收复河湟，献《平戎十八策》，宣宗"览奏称善，赐金紫服"。此事《册府元龟·将帅部》详载其屯田、练兵之策，可见其经世之才。

大中四年（850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大诏令集》存其拜相制书，称其"器惟国桢，材乃人范"。任相期间参与平定党项之乱，《全唐文》卷七六八收其《请置宥州奏》，主张"恩威并施"，终使边境绥靖。又改革漕运，据《唐会要·漕运》记载，他创"分段转运法"，岁省运费三十万缗。

然其仕途终因宦官掣肘而止。《东观奏记》卷中载："植与枢密使王长庆争政事于上前，辞气颇厉。"大中七年（853年）出为天平军节度使，《旧唐书》称其"虽处外镇，每有章疏，朝廷必遣中使劳问"。晚年所撰《请罢宫市疏》犹见风骨，载于《文苑英华》卷六九二，痛陈"阍寺横索，甚于寇盗"，足见其始终秉持士大夫气节。

因与宦官交往过密，引起朝廷其他官员不满，被罢相，结束其宰相生涯

马植之罢相，实乃晚唐宦官专权与朝臣倾轧之缩影。据《旧唐书·马植传》载："植为宰相，颇践台阁，然素与左军中尉马元贽交结，元贽以植与之同姓，尤厚焉。"时值宣宗大中九年（855年），宦官马元贽执掌禁军兵权，植每于私第"延纳元贽，或与之酣饮"，这般过从甚密之状，早为清流所侧目。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详记其祸起萧墙："上尝赐元贽宝带，元贽以遗植，植服之以朝。"宣宗见而诘之，植惶然对曰："此乃昨日左军容使马元贽所赐。"天子闻言色变，盖因禁中御赐之物竟辗转外廷，此中关节令人生疑。史家胡三省于此批注："人臣受中尉之赐而服之以见君，此植所以取祸也。"彼时宣宗虽表面"优容之"，实则已动罢黜之念。

《东观奏记》卷中载其结局尤为生动："翌日，诏罢植为天平军节度使。既行，诏追还，责授常州刺史。"此番骤起骤落，正应《新唐书·马植传》所言："宰相白敏中因指植交结状，故及于贬。"当时朝野议论纷纷，《唐语林》卷三记时人讽之曰："白马双嘶，其能久乎？"盖"白"指敏中，"马"则暗喻植与元贽，此语足见党争之酷烈。

马植罢相事件，《册府元龟》卷三三七归为"谬举"类，评其"不能远权势，洁其身"。然细究唐代政治生态，如《贞观政要》所警"宦官之祸，始于开元，极于天祐"，植实难独善其身。宋人洪迈于《容斋随笔》中叹曰："唐之衰也，以宦者典兵为祸本。"马植之陨落，恰似中晚唐士大夫困于阉宦罗网之谶兆，其服带面君之失，不过冰山浮露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