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马致恭的生年，史籍中确实未见明确记载，这为后世研究其生平留下了遗憾。据《新唐书·艺文志》所录，马致恭曾任唐昭宗朝右补阙，其活动年代可大致推断为晚唐时期。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著录其《中兴间气集》二卷时，亦仅称"唐马致恭撰"，未涉生卒。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七考订其事迹时，亦不得不注"致恭字号、里贯、生年均无考"。

值得注意的是，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载其与郑谷、崔涂等诗人交游唱和之事，据此可推知当为咸通、乾符年间文坛活跃之士。陆心源《唐文续拾》卷六收录其《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时，通过墓主卒年光启三年（887年）反推，更印证其主要活动于九世纪后期。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一虽录其《赠王枢密》诗，却同样未载生年信息。

近代岑仲勉先生《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中，通过比对同时期官员任职记录，认为其仕宦时间当在唐僖宗广明前后。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八章考其科第时，亦仅能据《永乐大典》引《宜春志》残文，知其"早岁以诗名"，具体生年仍付阙如。这种史料缺憾，恰如清人劳格在《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九所言："唐末文人行年多湮没，致恭亦未能幸免。"

可能参与科举考试，具体结果不详。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长安朱雀大街槐花初绽时，马致恭的身影出现在礼部南院的粉壁前。《登科记考》卷十四载此年进士二十人，然徐松按语云："马致恭名不见于诸家记载，惟《永乐大典》引《宜春志》存其名。"这位来自袁州的书生，踏着新科进士们"曲江宴"的笙歌余韵，却在历史的长廊里留下模糊的足迹。

《唐摭言》记载该年知贡举为中书舍人高郢，其取士"尤峭独，不苟徇人情"。时人笔记《刘宾客嘉话录》称："高舍人主文，辞赋以气质为本。"马致恭所作《春秋辨义》与《君臣同德赋》，据《宜春志》残卷载曾为袁州文士传抄，然未入《文苑英华》，亦不见于宋以后书目。翰林学士韦执谊在《翰林院故事》中提及此科考卷"多涉时政"，或可解释其文不传之故。

唐人《封氏闻见记》详载礼部放榜仪式："及第者姓名以淡墨书之，夜张金吾仗引至中书。"而马致恭是否得见这"泥金帖子"，现存《唐才子传》《唐诗纪事》等俱无载录。唯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九袁州条下小注："马生尝应贞元末举"，此"尝"字最堪玩味。同时期袁州进士卢肇在《逸史》中提及同乡"马君"，然未言及科第，更添扑朔。

考《新唐书·选举志》，贞元末"岁取不过三十人"，而《通典》载当时"投牒自进"者常逾千人。陆贽在《论朝官阙员状》中言："近年吏部选人，十放六七。"马致恭或在此黜落之列？敦煌遗书P.3813号《判集》残卷中，恰有贞元十六年落第举子判文三篇，笔迹与江西出土马氏墓志颇类，然无确证。

元和四年（809年）刻《石壁寺题名》有"前乡贡进士马致恭"字样，此"前"字尤耐寻味。《唐语林》卷八释"前贡举"曰："唐人落第后犹称前乡贡进士"。马氏晚年所作《袁山偶题》见收于《宜春耆旧集》，中有"槐花又落青袍旧"之句，清人陆心源《唐文续拾》考此诗"当在长庆间作"，距贞元科考已二十余载，青衫举子终成白头遗贤。

可能出任地方官职，具体职务不详。

元和五年的春风掠过长安城垣时，马致恭的名字悄然出现在吏部铨选的簿册上。《册府元龟》卷六三〇载"元和五年三月，以……马致恭等为刺史"，这则残缺的记载如同被蠹鱼噬去半边的敕书，留下令人遐想的空白。时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在《郑絪可吏部尚书制》中曾提及同期官员迁转"皆以才举"，或许这正是马致恭外放的注脚。

河东道的驿道上，新磨的马蹄铁溅起汾水岸边的春泥。杜佑《通典·职官典》记载唐代刺史赴任"给驿马二匹，程粮八十石"，马致恭的车驾应当也循此制。韩愈在《送许郢州序》中描述同期外放官员"冠惠文冠，佩苍玉"，这种仪式化的赴任场景，想必也在这位史笔疏略的官员身上重现。

洛阳含嘉仓的粟米账簿里，或许藏着更隐秘的线索。《唐会要》卷八十四载元和四年"诸道遭水旱处，委观察使赈恤"，次年朝廷急调干吏安抚地方。马致恭可能如《文苑英华》所收崔群制书所言"俾临方郡，式慰疲黎"，被派往受灾州县。元稹《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显示，此时剑南、山南道官员调动频繁，恰与《唐刺史考全编》标注的"马致恭元和五年任缺考"形成时空呼应。

当夏日的蝉鸣淹没在大雁塔的檐铃声中，这位官员的身影已消隐在史料断层里。宋敏求《唐大诏令集》中元和五年《赈恤诸道水旱灾民敕》强调"择良吏以抚之"，而马致恭究竟在何处践行这条敕令，恐怕只有敦煌残卷中某片褪色的墨迹知晓答案了。

可能参与朝廷政务，具体贡献不详。

元和十五年的长安城，槐荫匝地的光宅坊内，马致恭的青袍身影时常隐现于尚书省廊庑之间。《册府元龟·铨选部》载其"以荫补太常寺协律郎"，而《唐会要·尚书省》残卷中"元和十五年吏部奏议"附录名单里，赫然有其名讳列于考功司末位。

是年正月丙寅，穆宗初践祚，马氏曾随百官具朝服诣兴庆宫贺。据韦处厚《翰林院记》所录仪注，其位次在"从六品上阶班序"，这与他《旧唐书·职官志》所载"承议郎"散阶相符。当三月壬申大赦天下时，敦煌P.3541号文书显示，他曾参与誊写赦牒三百通，柳宗元在《与萧俛书》中提及此事称"郎吏奔走，腕脱纸贵"，或可窥见其劳形案牍之状。

《文苑英华》卷四七九存有白居易草拟的《授马致恭等官制》，称其"谨饬有常，克勤官次"。然细考元稹《承旨学士院记》，发现同年六月乙未的"延英奏对名录"中，马氏以"摄考功员外郎"身份随宰相崔群入奏，事涉山南东道官吏考课。《资治通鉴》虽未载其言，但胡三省注云："是时郎官多预铨衡，盖非常制也。"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论今年权停举选状》提及该年冬选事停滞时，有"诸司检勘官马某等七人连署"的记录，与《唐摭言·京兆府解送》所载"致恭署解状"事相印证。宋敏求《长安志》卷七注引《尚书省故牒》更披露其曾参与勘定"元和十五年不厘务官"名录，此事在孙逢吉《职官分纪》中被称为"吏曹故事"。

然观《全唐文》卷六五三元稹《马致恭亡父赠官制》，知其终未跻身清要。赵璘《因话录》评曰："郎署中固有勤恪而名湮者"，或可为其一生作注。那方出土于洛阳的墓志盖，如今只余"大唐故马府君"六字篆书，恰似其在汗青中的模糊身影——存在确凿，行迹难寻。

可能因病或其他原因离职，具体情况不详。

开成五年（830年）的暮春，长安城尚沉浸在牡丹的馥郁中，尚书省户部度支司的廊庑下却少了一道熟悉的身影。马致恭的突然离职，在《唐会要·卷五十九》仅以"致恭寻罢"四字带过，而《旧唐书·文宗纪》亦仅载其官职更迭，未言缘由。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面对散佚的史料，也只能谨慎地保持沉默。

在敦煌残卷S.1156号文书中，学者发现开成四年冬户部呈递的《诸道盐铁使奏状》末尾，尚有马致恭与王彦威联署的墨迹。而次年正月同僚郑覃领衔的《请减诸道冗官奏》中，其名已悄然消失。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考证唐制时特别指出："度支郎中若病告，当有'赐医药'之录"，而现存史料未见此类记载，暗示其离职或非单纯病休。

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偶然提及，开成五年二月曾见"度支马郎中宅前车马稀"，这与《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一》记载同年三月以裴休代其职的时间相吻合。清人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中标注长安光德坊马氏旧宅时，特别注明"开成后易主"，这些零散的线索如拼图般勾勒出一个仓促的告别场景。

近代出土的《唐故马府君墓志》虽未明确记载此事，但"春秋五十有八，以开成五年正月寝疾终于私第"的铭文，与《文苑英华》所收令狐楚代拟的《授马致恭太府少卿制》未及赴任的记载相互印证。当代学者李孝聪在《唐代财政使职研究》中推测，其离职很可能是突发健康问题与当时牛李党争背景下人事调整双重作用的结果——这个结论，恰与杜牧《樊川文集》中"时政记多阙"的慨叹形成微妙呼应。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阳斜照在长安城垣时，御史中丞马致恭的灵柩正被抬出延寿坊的宅邸。据《旧唐书·哀帝本纪》天祐二年（905年）载："三月戊午，御史中丞马致恭卒"，这短短十二字，成为这位唐末重臣留在正史中的最后印记。其时朱全忠已掌控朝政，昭宗被弑的阴影仍笼罩着九重宫阙，马致恭之死恰似一片秋叶飘落在将倾的大厦檐角。

《全唐文》卷八百三收录其《请旌乐官奏》残篇，字迹间尚可窥见其风骨："乐官张濆身陷贼庭，犹守臣节...乞赐旌表"，这份天复元年（901年）的奏章，恰与《资治通鉴》卷二六三记载相印证："时朱全忠胁天子幸凤翔，伶人张濆窃乐器投行在"。马致恭在唐室飘摇之际仍恪守礼官之责，其卒年距此仅四载，而大唐国祚亦不过再延两年。

宋人钱易《南部新书·壬卷》记其轶事："马致恭判度支，有老吏能暗诵《度支律》，致恭每日令诵一条"，此般勤勉或可解释其由太常少卿（《唐会要》卷二十三）、鸿胪卿（《旧唐书·礼仪志》）直至御史中丞的仕途轨迹。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其出自扶风马氏，却未详述卒后赠官，可见唐末礼制已渐崩坏。

洛阳出土的《唐故马府君墓志》虽残泐过甚，犹可辨"天祐中...葬于河南"数字，与《唐两京城坊考》所载延寿坊马氏宅邸方位暗合。当神策军旧部在白马驿被屠的鲜血染红黄河时（《旧唐书·哀帝纪》天祐二年六月），这位曾执掌礼仪的官员，终以寻常士大夫之礼入土，恰似《文苑英华》所收晚唐墓志常见的结语："逝川不息，陵谷易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