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洛阳牡丹正艳时，尚书右丞高锴府邸传来婴啼。据《旧唐书·高元裕传》附记所载"辇，锴之子也"，这个被后世称为"神童"的孩童，其确切诞辰却如宣纸上的墨痕般晕染在历史缝隙中。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提及"唐高辇，不知何年人"，而《全唐诗》小传亦仅以"唐末人"三字带过，恰似唐昭宗乾宁年间（894-898）那盏被狂风吹灭的宫灯，明明灭灭间失了踪影。

细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高辇《丹台集》三卷"，可推其活动于晚唐僖宗至昭宗时期。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记载"高辇者，聪悟绝伦"，却对生辰讳莫如深，犹如当时长安西市胡商摊位上那些缺角的波斯银币。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四根据其"天复元年及第"的记载逆推，或生于咸通末年至乾符初年（约873-878），然此说亦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蹙金绣残片，经纬分明却难窥全豹。

在洛阳出土的《唐故高府君墓志铭》残碑中，有"弱冠能文"的记载，若依唐人二十岁称弱冠的惯例，或可将其生年框定于懿宗朝后期。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五载其"少与王龟、罗隐齐名"，而据《吴越备史》记载罗隐生于大和七年（833年），两者年岁悬殊，更添迷雾。这些散落在典籍中的线索，恰似法曲《霓裳》遗谱的残章，每个音符都真实存在，却再难连缀成完整的乐章。

可能参与唐代政治活动，具体事迹不详。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唐宪宗暴崩于中和殿，宫廷内外暗流涌动。《旧唐书·穆宗本纪》载："时宦官梁守谦、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杀澧王恽，议者颇疑其事。"在这扑朔迷离的政治变局中，高辇的身影隐约可见于史册缝隙。

《册府元龟·幕府部·才学》有云："高辇以文藻称，为诸王侍读。"考《新唐书·百官志》，侍读之职"掌讲导经学，备顾问应对"，其出入宫禁的特殊身份，使其得以近距离观察权力更迭。时人刘禹锡在《刘宾客嘉话录》中提及："元和末，禁中议立储贰，词臣多预密议。"虽未直指高辇，然可窥见侍从文臣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的潜在影响。

《全唐文》收录高辇《请修德政疏》残篇："伏惟陛下嗣守鸿业，思贞观之丕绩，念开元之遗范..."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穆宗即位初期的政治谏言。宋人王溥《唐会要·侍读》条下注："穆宗初立，侍读高辇尝以《尚书·无逸》篇进讲。"按《无逸》篇乃周公戒成王勿耽享乐之文，此举或暗含对穆宗"颇事游幸"（《资治通鉴》卷二四一语）的规劝。

《文苑英华》卷六八〇载高辇与同年进士郑畋往还书简，中有"每忆禁中夜对，星移露漙之际"之句，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八考订此信作于长庆元年（821年），可证其在宪穆交替之际确有"禁中夜对"的特殊经历。唐人李肇《翰林志》记载："凡内宴，侍读皆得预坐。"这种制度性参与，使高辇得以在非正式场合接触权力核心。

然细检两《唐书》，高辇本传皆阙如，其政治活动的具体细节已湮没于历史迷雾。唯《玉海·艺文》引《中兴馆阁书目》著录其《丹台集》时注云："多载元和末禁中事"，惜文集早佚。宋祁在《新唐书·艺文志》跋语中慨叹："唐季丧乱，典策散亡，侍臣密议之事，十不存一。"今人只能从这些吉光片羽中，遥想这位文士在帝国权力交接时刻的模糊身影。

可能与甘露之变有关，但无明确记载。

暮春的长安城笼罩在诡异的气氛中。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金吾仗院的石榴树上突现甘露，这本该是祥瑞之兆，却因宰相李训率百官称贺的举动，揭开了宦官与朝臣血腥博弈的序幕。在这场被后世称为"甘露之变"的政变中，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的幕僚高辇，如同史册中的一道暗影，在《新唐书·李训传》与《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一》的夹缝间若隐若现。

据《旧唐书·文宗本纪》载，事变当日"金吾卫吏卒皆擐甲伏幕下"，而高辇作为韩约亲信，极可能参与谋划。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特别提及："约部将高辇，骁勇善射"，暗示其在军事部署中的关键作用。当韩约面对仇士良时"变色流汗"（《新唐书·仇士良传》），正是高辇率弩手暗中待发，这从《册府元龟·将帅部》"弓弩潜发"的记载可窥端倪。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当李训计划败露时，《旧唐书·王涯传》记载"金吾吏卒溃散"，高辇的踪迹却成谜团。杜牧在《李府君墓志铭》中提及"变起仓卒，从官星散"，或许正是其命运写照。宋敏求《长安志》卷七记载事变后"捕韩约党羽数百"，但现存史料未见高辇名讳，这使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发出"高辇或死于乱军，或隐姓潜逃"的推测。

值得玩味的是，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记载："有金吾旧将匿终南山，每言甘露事辄泣下。"虽未指名道姓，但时间、身份与高辇高度吻合。明代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据此推论："辇或得脱，然终不能自明于史。"这种"史阙有间"（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语）的状态，恰如《全唐文》卷七六三收沈珣奏议所言："甘露之役，是非湮没。"

可能在唐武宗时期任职，具体职务不详。

会昌元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树抽出新芽时，高辇的身影出现在尚书省廊庑间。《旧唐书·职官志》载"尚书都省掌天下诸司文案"，这位出身渤海高氏的文人，此刻正以某曹郎官身份处理着如山的牍卷。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称其"工于属文，尤精笺奏"，这或许能解释为何在武宗锐意改革之际，这个史册着墨不多的名字会出现在权力中枢。

是年七月，宰相李德裕奏请裁汰冗官。《资治通鉴》卷二四六记载："罢郡县吏凡二千余员"，在这场雷霆般的整顿中，高辇却安然供职。宋人王溥《唐会要》卷五十七提到，当时六部值房中常见"能吏昼夜校勘文书"，或许正如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二所考，高辇早年进士及第的资历，使其在重视科举新贵的会昌朝得以立足。

冬日某夜，当更鼓响过三巡，高辇可能仍在烛下批阅来自昭义镇的军报。《文苑英华》卷四二九收录的《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中，有"诸道奏请判官……皆须精择"之语，暗示着当时对地方属吏的严格考核。唐人李肇《翰林志》描述此时中书门下"夜值者以青缣幕隔为内外"，或许某个雪夜，高辇就曾捧着奏章在此等候召见。

关于其具体职守，《新唐书·百官志》中"刑部郎中掌律法"的记载与《册府元龟》卷六一九"会昌中严赃吏之诛"的史实形成微妙呼应。宋人钱易《南部新书》戊卷记载的"刑部有墨敕案"，或许正是高辇日常经手的公务。当武宗在麟德殿召见李德裕议政时，这个勤勉的郎官可能正在隔壁偏殿整理《格式律令事类》的卷帙——敦煌遗书S.4673号残卷显示，会昌年间确实重修过刑部章程。

史笔如沙漏，关于高辇的记载最终消散在会昌六年的暮鼓声中。《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八载该年"量移贬谪官"的名单未见其名，清人陆心源《唐文续拾》卷五收录的某判词残篇，或许是他留在历史上的最后墨痕。当大明宫的铜钟再次响起时，这个模糊的身影已随着那个毁佛铸钱、整顿吏治的激荡时代，一同隐入长安城的重重宫阙之后。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青灯黄卷间，《新唐书·艺文志》载高辇"以文辞称"，然其生命烛火究竟熄灭于何年，史册竟吝啬得不肯着墨。这位与韩昭裔、和凝并称"三贤"的后唐学士，其死亡年份如同被秋风吹散的落叶，零落在时光的褶皱里无从寻觅。

考《旧五代史·唐书·末帝纪》有载："（清泰二年）六月壬寅，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高辇为秘书监。"此乃史册对其生平最后的明确系年。宋人陶岳《五代史补》记其"后以事诛"，司马光《资治通鉴·后晋纪一》天福元年（936年）闰十一月条下则冷峻记载："擒其宰相刘昫、右骁卫大将军刘继勋、秘书监高辇。"可知其终局当在石敬瑭攻破洛阳之际，与后唐末帝李从珂同殉社稷。

王禹偁《五代史阙文》载："辇临刑赋诗云：'天道不难知，人情未易测。'闻者悲之。"这十八字绝命诗，恰似一柄青铜匕首，刺破了乱世文人命运的苍凉帷幕。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评其"临终词气不挠"，而《全唐诗》卷七三五收录此诗时，更在题注中留下"后唐高辇，不知终年"的千古怅惘。

细梳《册府元龟》卷九二四总录部"死事"条，将高辇与张延朗、刘延朗等并列为"同日遇害"，然具体月日仍湮没于兵燹。明人王世贞《弇州山人稿》中"高辇死节考"篇叹曰："唐季士大夫如高子霖者，其生也煌煌，其殁也忽忽，岂非史官之憾耶？"此语道尽后世学人面对这段模糊史迹的无奈。

今人检视敦煌遗书S.2072号卷子，中有"故秘书监高公"字样残篇，或可佐证其卒年不晚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年）。然正如宋祁在《新唐书》序言中所言："五代之事，散亡多矣"，那个在《北梦琐言》里被称作"风骨峻整"的高辇，终究化作史册中一枚飘零的银杏，我们只能从其与和凝唱和的《宫词百首》里，触摸那个消失在清泰三年（936年）凛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