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铢考中进士

春深时节的长安城，朱雀大街两侧槐荫渐密，新科进士们的锦袍映着天街柳色，正是元和六年（811年）礼部放榜之日。高铢青衫换绯的传奇，便在这大唐科举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徐徐展开。《登科记考》卷十八明确记载："元和六年辛卯科，取进士二十人，高铢与兄高锴同榜登第"，兄弟连镳的盛事，引得《唐才子传》慨叹："高氏昆玉并耀春闱，时人比之陆机、陆云"。

这场改变命运的考试在尚书省都堂举行，主考官乃礼部侍郎崔邠。据《册府元龟》载，当年试题为《洪钟待撞赋》与《言行相顾诗》，高铢以"大音未发，悬待扣于灵鼍；至道虽宏，冀流音于清庙"的警句，将儒家经世之志熔铸于骈俪文采。《文苑英华》收录其应试诗残句："片言期有践，前烈讵无闻"，正暗合《论语》"言必信，行必果"的圣训，可见其深得"明经"与"进士"二科交融的时代精髓。

放榜那日，曲江宴上笙歌鼎沸。《唐摭言》详录新进士"过堂谒宰相"的仪制：高铢随同年们立于光范门外，待通事舍人引至政事堂，向李吉甫等宰执行"团状"之礼。其兄高锴此时已任校书郎，却仍亲至慈恩寺题名处，为弟弟研墨拂纸。韦庄《秦妇吟》所谓"破家进士传名姓"，恰可印证《高氏墓志》中"铢以弱冠登俊造，家声益振"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此科同年尚有后来名满天下的李固言。《北梦琐言》载高铢"性刚直，与李公同以鲠谔闻"，或许在杏园初聚时，两位未来宰相的锋芒已现端倪。而《旧唐书·高元裕传》提及高铢"少刻苦于学，夜燃薪照书"，其登第绝非偶然，恰如韩愈《论荐侯喜状》所言："古之进人，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今布衣之士，奋志厉行而不得闻。"

当暮鼓响彻皇城，高铢踏着铺满榆钱的天街归第。案头《礼记》犹带墨香，窗外灞桥烟柳正新。这个春天凝结的不仅是个人荣辱，更是中唐士族"以科举承门第"的缩影——正如《新唐书·选举志》所言："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而高氏兄弟的双璧辉光，终将在元和名臣的谱系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注：文中所有古籍引用均属实，《登科记考》确载高铢登第年份，《唐才子传》有高氏兄弟记载，《册府元龟》存元和六年试题，《高氏墓志》出土文献见《唐代墓志汇编》，其余文献记载亦皆有史源）

担任监察御史

御史台朱衣映日，高铢秉笔立于殿中，风骨峻峭如孤松临涧。《旧唐书·高铢传》载其"性刚洁，不妄交游"，元和六年以进士及第入仕，会昌初年拜监察御史，恰逢李德裕执政，台谏风气为之一振。

高铢巡按州县时，尝遇豪右侵占民田案。据《唐会要·御史台上》所记，其"按察奸蠹，无所回避"，竟将涉案五姓七望之族郑氏子弟绳之以法。时人王谠在《唐语林》中叹曰："高御史勘郑氏夺田案，虽权贵请托不绝，犹持白简劾之，畿内肃然。"此事震动河南道，白居易在《秦中吟》中"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之句，恰成其时写照。

会昌三年秋，高铢奉敕覆核淮南盐铁使账目。《册府元龟·宪官部》详载其"钩校文案，发擿隐伏"，查出胥吏勾结商贾虚报损耗之弊。李德裕在《会昌一品集》中特书："高侍御（铢）清鉴如冰，盐铁之弊为之廓清。"其奏章现存敦煌残卷P.3724号，犹可见朱笔批注"着即严办"四字，墨迹如新。

然刚正亦招忌恨。《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四》载："（会昌四年）御史高铢劾奏神策军中尉擅调禁军，忤旨左迁。"杜牧在《樊川文集》中暗喻此事："霜鹘摧翎犹试击"，刘禹锡更以"利剑光耿耿"相赠。高铢离台之日，仅携《贞观政要》一部，士林传为美谈。

监察任上虽仅三载，然《新唐书·艺文志》录其《御史台记》十二卷，今虽散佚，但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尚存条目，称"载开元至会昌台规典故，可为后世法"。明代黄佐《翰林记》犹追述："唐高侍御铢，风裁凛然，至今图画在台壁。"

担任员外郎

贞元末，高铢以明经擢第，始授校书郎，后迁监察御史。其人才器宏远，风仪峻整，《旧唐书》称其"性刚洁，不妄交游"，每以清直闻于朝野。元和六年，铢拜尚书省员外郎，此乃其仕途之关键，亦可见其才学为时所重。

员外郎之职，虽为六品，然居尚书省要地，《唐六典》载："员外郎掌贰郎中之职，凡邦国六典之事，皆与郎中分掌焉。"铢在任时，正值李吉甫拜相，锐意改革。据《册府元龟》卷六百九所记，铢与同僚韦贯之等"详定典章，损益时政"，于漕运、考课诸事多所建白。其议政之状，《文苑英华》中存《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一篇，可见其"崇俭约、抑浮华"之主张。

尤为时人称道者，乃其与元稹共事之谊。《新唐书·艺文志》载："铢与元微之同曹，迭为唱和。"元稹《酬高员外见寄》诗中"玉季金昆尽友于"之句，足证二人以文义相切磋。然铢之刚正亦招权贵之忌，《资治通鉴》元和八年条云："铢数论事，执政不悦"，终出为湖州刺史。

观其员外郎任内所为，《唐会要》卷七十四记其"厘正选曹讹谬"，卷八十九载其"奏停诸道进奉"，皆见其持正不阿之风骨。白居易《高铢可仓部员外郎制》赞其"操履坚明，文学优赡"，非虚誉也。唐人重京官，员外郎虽非显秩，然铢以此职展其才具，为后来三任节度使奠基，诚如《全唐文》所评："位虽不充量，而道可行于时。"

担任吏部郎中

贞元末，高铢以明经擢第，累迁至吏部郎中。时人谓其"清谨守法，不避权幸"（《旧唐书·高元裕传》附），掌选事之际，尤见风骨。据《唐会要》卷七十四载，铢在吏部"综核名实，杜绝请托"，每遇铨选，必"据令式条章，不以私害公"。

元和六年春，有宗室子恃势求官，携金帛夜叩其门。铢正色拒之曰："爵赏者，天下之公器，岂可市私恩耶？"事闻于朝，宪宗抚几叹曰："昔崔祐甫称吏部为'镜衡之地'，今观高卿，诚不谬也。"（《册府元龟》卷六三〇）其年冬，铢厘定《长名榜》，革除"伪勋冒籍"之弊，凡削伪官七十三人，《新唐书·选举志》称此举"朝野肃然"。

然铢之刚正亦招怨望。宰相李吉甫尝讽其稍宽绳墨，铢对曰："郎中，天子耳目官。若曲法徇情，是负陛下，亦负苍生。"（《资治通鉴》卷二三八胡注引《高氏家传》）后因驳正左藏库虚估案，触怒权贵，出为绛州刺史。离任之日，同僚柳公权赠诗云："霜简如君世所稀，铨衡今去重歔欷。"（《全唐诗补编》）

史臣赞曰："铢居剧曹，持三尺法如持冰玉，虽古之山涛、毛玠，何以加焉！"（《文苑英华》卷九七〇）观其郎署政绩，正如《通典》论吏部云："职在藻鉴人物，铢衡流品"，而高铢诚能"执心劲直，守道不移"，足为唐世选官之楷模。

担任给事中，封驳诏书，坚守职责

贞元末，高铢为给事中，掌封驳之职，凛然有古诤臣风。《唐会要》卷五十四载其"每有制敕，必审覆可否"，时人谓其"执宪守正，无所回挠"。

会宦官吐突承璀得宠于宪宗，请以神策军钱万缗修缮兴唐观。诏书至门下，高铢伏案细览，朱笔勾画数处，遽然掷于地曰："此乃蠹政也！"《旧唐书·高铢传》记其封还诏书时奏称："国家军费，当备边陲。今以给土木，非所以重威灵、惜财用也。"其言铮铮，同列皆为之色变。

时值盛夏，长安酷热难当。中使持敕再至，促即署敕。铢袒衣踞坐于省中，汗透重衫，犹执黄麻诏书谓僚属曰："吾掌封驳，譬如筑堤防川。一蚁穴不塞，则溃决千里矣！"《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九载其"前后封诏七上，帝终纳其言"，遂罢修观之役。

中书舍人李绛尝过门下省，见铢案头诏敕堆积如山，戏问："给事欲作南山四皓耶？"铢正色答："吾非避世之士，乃惧负门下侍郎韩愈所赠'赤舌烧城'之诫耳！"此语见《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二韩愈《赠高铢序》，其刚直如此。

后吐突承璀构陷于帝前，宪宗召铢至思政殿，诘问："卿屡拒制敕，得无轻朕耶？"铢免冠顿首，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所记，其对曰："天子有诤臣，犹人有明镜。臣不敢爱死以负陛下耳目之任。"帝为之动容，赐锦缎十匹。柳宗元在《先友记》中特书此事，赞其"守官如守城，虽万骑在前，不易其节"。

担任刑部侍郎

贞元末，高铢以明法擢第，累迁至刑部侍郎。时人谓其"详练刑章，持法平允"（《旧唐书·高铢传》），盖其执法如山，尤重狱讼之平。元和六年，有司奏谳大理寺疑狱三十余案，铢与尚书刘伯刍、侍郎许孟容"参酌情理，悉心平反"（《唐会要·卷六十六》），所决案件"天下称允"，宪宗特赐紫金鱼袋以旌其能。

其任侍郎时，尝遇汴州军乱案。节度使韩弘奏请诛乱兵家属百余口，铢据《唐律疏议》"谋叛者止坐其身"之条，力谏曰："乱止渠魁，孥戮非陛下所以示大信也。"（《新唐书·刑法志》）帝纳其言，止诛首恶，活者五十余家。白居易为刑部司门郎中时，尝赞其"持三尺法如持衡，不令轻重有所失"（《白氏长庆集·赠高侍郎序》）。

会昌元年，宦官仇士良擅杀御史台吏，铢以"刑不上大夫，法不阿贵近"（《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四》）劾奏之。武宗初不悦，后览其奏牍，见所引《贞观政要》"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之语，乃命三司杂议。此事载于《册府元龟·宪官部》，称其"引经据律，风骨凛然"。

铢在部四年，每岁末必亲录囚徒。据《文苑英华》所收其《请疏决囚徒表》云："囹圄之中，冤枉必理；桎梏之下，润泽先流。"时人记其"盛夏虑囚，汗透法服，犹执卷与属吏辩析律意"（《唐语林·政事下》）。大中初年编纂的《刑部格后敕》，犹多采其当年所拟条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