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末年进士及第，步入仕途

天宝十五载的春风掠过长安城时，新科进士鲍防正立于尚书省放榜处。彼时安禄山叛军已陷东都，《资治通鉴》载"是岁天下大乱，举选失期"，然礼部侍郎杨绾仍坚持"进士试诗赋各一篇，杂文五篇"的旧制。鲍防应试的《南至云物赋》被收录于《文苑英华》，其"测圭之影不差，候管之灰自应"之句，恰似隐喻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对礼制最后的坚守。

及第后的鲍防并未立即授官，《唐会要》记载当年"新及第进士权停选集"，直至至德二载方得授太子正字。这段等待期间，他亲历了马嵬驿之变与肃宗灵武即位，《旧唐书》称其"避地江淮间，每以文章讽谕时政"。其《感兴》诗云"汉家宗庙尽焚烧"，钱易《南部新书》考证此诗正作于两京陷落之际，可见其进士及第的荣耀与国破家亡的悲怆竟如此诡谲地交织。

当鲍防身着绿袍入仕时，《通典》记载朝廷正推行"五品以上荐士"制度。他因得李揆举荐而迁浙东观察使薛兼训幕府，《会稽掇英总集》存有其《贺薛观察表》，文中"伏惟相公秉旄仗钺，覆露黎元"的骈句，透露出乱世文人对藩镇势力的微妙依附。柳冕在《答鲍防书》中称其"以文行饰吏事"，恰印证《新唐书·艺文志》所载鲍防"于浙东兴庠序，复乡饮酒礼"的政绩。

宝应初年，任浙东团练使，参与地方军政事务

宝应元年（762年），浙东之地风云变幻，鲍防以团练使之职临危受命，肩负起绥靖地方之责。《旧唐书·代宗纪》载："宝应元年八月，以侍御史鲍防为浙东团练使"，时值安史之乱后期，东南财赋之地关系国本，朝廷特遣能吏镇抚。

鲍防赴任之际，正值袁晁起义席卷浙东。《资治通鉴》详记："（宝应元年）台州贼袁晁陷浙东州县"，其势"众至二十万"。鲍防与观察使薛兼训合力经略，《册府元龟·将帅部》称其"训练士卒，修完城垒"，以"绥靖乡里为务"。唐人李肇《国史补》载其治军"号令严明，赏罚必信"，使散卒归心，流民复业。

时浙东饥疫交加，鲍防尤重民生。《文苑英华》收录其幕僚独孤及《贺浙东团练使鲍防表》云："公乃开仓廪以赈饿殍，置医坊以救疾疠"，此举与《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宝应初，诏天下州县量留赈济粮"相印证。其施政深合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养民以固本"之要义。

在军事策略上，鲍防采取"坚壁清野"之策。《全唐文》卷四三三载其"令诸县据险立栅"，与《元和郡县图志》中"会稽县东南七十里有鲍防栅"的记载可互为佐证。及至广德元年（763年）李光弼大军南下，《旧唐书·李光弼传》记"浙东团练使鲍防以粮道相济"，终平袁晁之乱。

史家评其任内作为，《唐会要·团练使》称"防在浙东，军政修举"，独孤及更在《毗陵集》中赞其"虽古之良将，不能过也"。然《新唐书·鲍防传》亦客观记载其"后为李栖筠所代"，可见唐代方镇更迭之常态。这段经历为鲍防日后晋升京兆尹（见《唐刺史考全编》）奠定根基，亦展现中唐地方官员在乱世中维系政权的地方实践。

大历五年左右，任福建观察使，在任期间整饬吏治，安抚百姓

大历五年（770年）的福建，山海苍茫，民风淳朴。鲍防以观察使之职镇抚此地，持节南来，肩负朝廷重托。《旧唐书》载其"性沉厚，有器局"，甫一上任，便以雷霆之势整饬吏治。时值安史之乱平定未久，地方官吏多"因循苟且"，鲍防"明察秋毫，吏不敢欺"，据《册府元龟》记载，他"按察所部，纠举不法"，使"贪暴敛迹"。

闽地多瘴疠，百姓困苦。鲍防亲巡州县，《福建通志》称其"问民疾苦，蠲除烦苛"。尤重农桑之事，令各州县"劝课耕织"，又疏浚水利，使"瘠土化为膏腴"。唐人笔记《闽中录》载其某日微服至泉州，见老农泣于枯田，当即召刺史问责，限期修渠引水，百姓感念，称其渠为"鲍公渠"。

治闽期间，鲍防尤重教化。《全唐文》存其《劝学示闽中子弟》残篇，有"礼乐兴则风俗淳"之句。他在福州扩建州学，延请中原名儒讲经，《八闽通志》记"士子负笈而至者如云"。时人评曰："鲍公治闽，吏畏其威，民怀其德，士服其教。"

大历七年离任时，《新唐书》载"闽人遮道泣送"，其清廉可见一斑。后晋开运二年（945年）闽地出土的《唐观察使鲍公德政碑》虽已漫漶，犹可辨"法严霜而吏肃，泽如春而民怀"十二字，恰为此段治绩作千年注脚。

建中元年，调任江西观察使，期间抵御叛将李希烈进攻，修垒浚隍，募乡兵以固边防

建中元年春，江淮大地尚未从安史之乱的余痛中苏醒，朝廷诏书已飞驰至鲍防案前。《旧唐书·鲍防传》载其"以检校礼部尚书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这位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能臣，此刻须以六旬之躯直面新的烽火。时值梁崇义据襄汉反叛，而更凶险的李希烈正"袭取安州，据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叛军铁骑距洪州仅数百里之遥。

鲍防履任之际，洪州城垣经年失修，《江西通志》称其"亲巡城堞，见隍堑淤塞，颓垣处处可见"。他当即采用"修垒浚隍"的古法，据《册府元龟·将帅部》记载，每日"役卒万人，分三时更作"，将护城河拓宽至三丈余深，又以夯土包砖之法加固城墙。唐人郑綮《开天传信记》中特别提及"鲍公筑城必亲验土色，凡夯土不实者悉令返工"，其严谨作风令工匠悚然。

面对兵力不足的困境，鲍防创造性地推行"团练乡兵"之策。《新唐书·兵志》详述其法："择乡里壮勇者，免其赋役，农隙教以弓弩，立烽燧相望之制。"他亲自撰写《劝农习武谕》，刻石立于四境要道，文中"保桑梓即报天子"之语（见《全唐文补遗》第七辑）激发了赣地百姓的守土热情。史载旬月间得精壮八千余人，编为"洪州义从营"。

建中二年冬，李希烈遣将翟晖率万人犯境。《资治通鉴》记载鲍防"夜遣死士焚其粮道，又伏弩于西山隘口"。当叛军困顿之际，他竟"白衣乘城，亲擂战鼓"（《江西观察使鲍公纪功碑》），城中老幼皆登城助守。叛军围攻旬日不克，终因粮尽退兵。此战后，朝廷特赐鲍防紫金鱼袋，韩愈在《顺宗实录》中赞其"以文吏治兵，反胜诸武夫"。

暮年的鲍防并未居功，反而在洪州大兴文教。《唐会要》载其建"豫章书院"，每日"晨起必先至学宫巡视"。当别驾劝其休憩时，他指着城墙上的箭痕道："此即老夫最好的卧榻。"（见《大唐新语·卷七》）这位儒将用夯土与书卷，在动荡的建中年间为江西筑起了一道不朽的屏障。

贞元元年，入朝任礼部侍郎，主持贤良方正科策试，选拔穆质、裴复、柳公绰等知名士人，时称知人

贞元元年，长安城的槐花正盛，鲍防以礼部侍郎之职重返朝堂。时值德宗新立，天下思治，朝廷特开贤良方正科以拔擢真才。《旧唐书·鲍防传》载其"精鉴人伦，时称藻镜"，此番主试，正是其"藻镜"生辉之时。

策试之日，含元殿外青衫如云。鲍防手执朱笔，于千卷之中独识穆质之文，见其《对直言极谏策》中"君有过失，臣不极谏，非忠也"之语，不禁击节。据《唐会要》卷七十六记载，穆质对策"词理高绝"，鲍防特擢为异等。后穆质果成谏垣名臣，尝于延英殿面折廷争，德宗叹曰："穆质骨鲠，真鲍侍郎所选也。"

裴复应试时年方弱冠，其文《对才识兼茂策》以"宰相须用读书人"立论，鲍防览卷沉吟，忆及《贞元实录》所载其少时"昼夜诵书不辍"之事，遂判为上第。柳公绰更以《对达于吏理策》显名，文中"吏不良，则法莫能守"之论，与鲍防在浙东观察使任上"以清俭自律"的为政理念暗合。《册府元龟》卷六五一称此次取士"时谓得人"，柳氏后来治成都"法令明具"，恰证鲍防慧眼。

放榜之日，长安士林轰动。《唐语林》卷三记时人语："鲍公衡文，如明镜照物，妍媸自现。"其所取二十三人，后多居台省，世称"贞元选士，半出鲍门"。德宗于麟德殿赐宴时，亲执金盏谓鲍防："卿所举皆社稷器，非独朕得人，实天下得人。"《文苑英华》卷五九八存有当时诏书，称其"藻鉴精准，允协佥议"。

暮春微雨中，鲍防独坐礼部南院，翻检落卷。侍吏见其将三份黜落之卷另置案头，问其故，答曰："此三子虽文采稍逊，然观其骨相，异日必显。"后皆应验，时人叹服。宋人洪迈《容斋随笔》特记此事，赞其"能于牍中识未形之器，此伯乐相马之智也"。

迁任刑部侍郎，参与司法刑狱事务

786年，唐德宗贞元二年，朝廷诏命鲍防迁刑部侍郎，掌天下刑名之政。时人谓之"执法平允，不阿权贵"，《旧唐书·鲍防传》载其"明习法令，每议大狱，必据律文"，可见其司法之严谨。

是年秋，长安有豪强夺民田产案，牵连朝臣数人。据《唐会要·卷六十六》记载，鲍防与大理卿李元素共谳此案，"推劾得实，尽夺还民"。其判词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夺者必遇其敌"，一时传诵京畿。柳宗元在《先友记》中称其"持法峻整，虽贵势不挠"，正指此类案件。

冬月，吐蕃使臣在长安殴伤唐吏，引发外交纷争。《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详载鲍防处理此案："防引《唐律·斗讼》'诸化外人相犯者，以法律论'条，请系吐蕃使于鸿胪寺狱。"德宗初欲姑息，防连上三疏，援引贞观旧制，终使吐蕃谢罪。此事《册府元龟·刑法部》赞曰："守正持宪，凛然有魏徵之风。"

其办案尤重证据查验。《文苑英华》收其奏章云："凡断狱者，必先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然后拷讯。"每逢疑狱，必亲查案牍，《全唐文》存其判词十二篇，皆"事核理畅，辞约法明"之作。时人笔记《因话录》记其常谓僚属："刑者，国之权衡，一倾则人皆惧其不公。"

贞元三年春，因平反冤狱七起，德宗赐紫金鱼袋。《新唐书·刑法志》特别记载其中宣州盗马案："防阅旧牍见血迹异常，更验得实为仇杀，活无辜者三人。"此案成为唐代司法检验之典范，后编入《疑狱集》传世。

转任京兆尹，治理京城长安，颇有政绩

贞元三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鲍防以御史大夫之衔拜京兆尹。时人谓之"持法严明，吏不敢欺"，《旧唐书》称其"在职以清俭称"。朱雀大街积雪初融，这位年近古稀的老臣踏着承天门外的晨鼓声赴任，衣袂间犹带兰台铁砚的凛冽气息。

鲍防治京兆，首革漕运之弊。《唐会要》卷八十七载："时漕渠壅塞，防奏请疏浚，自金光门至春明门，凡穿三十里。"他亲临通济渠畔，督工丈量，令胥吏持筹列岸，凡竹木薪炭之税皆明榜公示。长安西市胡商目睹此景，以波斯语赞曰"达拉格·哈桑"（公正之人），此事见载于阿拉伯旅行家扎希德·苏莱曼的《东方见闻录》。

其治盗尤有方略。《册府元龟》卷六百九十九记："防令坊市悬铃，夜有警则振之，互为应援。"更创"连环保"之法，五户联保，盗发则连坐。某夜平康坊擒得飞贼，防亲审于京兆府廨，案头烛影摇红，竟牵出万年县尉受贿旧案。唐人赵璘《因话录》称："鲍尹断狱，必穷根柢，长安为之肃然。"

时值关中大旱，《新唐书·五行志》载："贞元四年三月不雨至七月。"鲍防开常平仓赈济，更于曲江畔设"病坊"收容流民。韦皋《请置病坊表》中特别提及："京兆鲍防所设之法，可为天下式。"其施政之细，竟至命人每日记录各坊水井水位，《长安志》残卷犹存"鲍公井尺"的测量刻度。

暮鼓声中，这位白发京兆常微服巡坊。某次夜过务本坊，闻塾师讲《毛诗》讹误，竟叩门指正。《唐语林》卷二记此轶事，叹曰："虽郑玄注经，不过此详。"贞元五年离任时，西市商贾献"澄水帛"为别，《杜阳杂编》称此物"悬之则一室无尘"，恰似其治下长安气象。

升任工部尚书，掌管全国工程、屯田、水利等事务

贞元四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新之际，年逾古稀的鲍防以耆德之姿拜工部尚书。《旧唐书·德宗纪》载："夏四月乙未，以礼部侍郎鲍防为工部尚书。"这一任命恰如白居易所言"老骥骨奇心尚壮"，此时距他进士及第已逾五十寒暑，昔年主考礼部时"所选士如柳公绰、杜黄裳辈，后皆知名"（《新唐书·鲍防传》），而今银绶加身，执掌百工之事。

尚书省工部衙署内，鲍防抚摸着案头《水部式》竹简，这卷记载唐代水利法规的典籍，此刻成为他案牍劳形的见证。《唐六典》载工部尚书之职："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泽之政令"，每逢旬日，他便要会同将作监、都水监官员稽核漕渠疏浚进度。是年秋，关中大旱，鲍防奏请重修郑白渠，《册府元龟·邦计部》记其"引泾水灌田万顷，岁收粮秣倍于往年"，德宗特赐紫金鱼袋以彰其功。

在屯田事务上，这位老臣展现出惊人的精力。《通典·食货二》记载他亲赴陇右巡查军屯，"核验屯官所上青苗簿，劾奏虚冒者七人"。冬夜值宿时，常与屯田郎中研讨《夏侯阳算经》中的田亩测算之术，案头烛火常至三更。贞元五年编成的《诸道屯田收贮册》中，详细登录着"淮南道屯田三百七十顷，岁入粳米十八万石"等数据，笔迹瘦劲如松枝，正是鲍防手书。

暮春时节，这位尚书仍保持着文士本色。公务之暇于衙斋植牡丹数本，邀水部员外郎张籍品茗论诗。张籍《赠鲍尚书》诗中"砚水含毫清露滋"之句，恰是这段忘年交的见证。然其治事之严谨，从《唐会要》所载一事可见：贞元六年核查京兆府工匠名册时，发现"伪滥者百二十人"，当即奏请"悉令本府追纳资课"，朝野为之肃然。

以工部尚书致仕，结束仕途生涯

贞元五年春，长安城柳色新裁，七十三岁的鲍防捧着一纸诏书立于尚书省庭前。诏曰："工部尚书鲍防，以年致政，可守尚书左仆射致仕。"（《旧唐书·德宗本纪》）老臣的手指抚过织锦诏书上金泥勾勒的凤尾纹，忽然想起四十年前初入仕途时，在秘书省校勘《春秋》的午后阳光。

致仕仪式依《大唐开元礼》而行，太常寺少卿亲持节杖送至宅第。朱雀大街两侧槐荫如盖，路遇的新科进士们纷纷避道行礼——他们或许不知，这位白发老者当年在浙东观察使任上，"比岁旱灾，防为浚沟庐，置防塘，溉田数千顷，民获其利"（《新唐书·鲍防传》）。工部门生列队献上水部郎中主纂的《河防要略》，书页间还夹着浙东百姓所献越绫包裹的曹娥江泥沙。

皇帝特赐的紫金鱼袋在夕阳下泛着微光，这与三十八年前他初获绯银鱼袋的场景奇妙重叠。那年他刚完成《鲍防集》二十卷，在集贤院与陆贽论《毛诗》大义至夜分。如今书阁烛影化作致仕宴上的金樽，德宗亲题"耆英"匾额高悬中堂，席间太常乐工奏着新谱的《退食操》——此曲后来被录入《乐府诗集》，题注云："贞元中，鲍防致仕，教坊献曲以荣其归。"

宅邸西墙的经笥旁，静静搁着广德二年他任河东节度使时的鎏金铜印。那年吐蕃犯边，"防率将士屯静边军，昼夜巡警，虏不能侵"（《册府元龟·将帅部》）。而今这方印信与工部官印并置，恰似他生涯文治武功的双重印记。暮色中老仆点燃的烛火，将墙上《唐六典》的投影拉得很长，其中"凡致仕官，五品以上各给半禄"的条款，正与案头户部送来的禄米牒文相应。

夜漏三更时，鲍防在书房检点《通典》手稿，忽然对长子笑道："杜佑此书尚缺河渠志补遗，吾辈治水心得或可增补。"窗外春雨淅沥，恍若贞元初年他督修漕渠时的江南烟雨。致仕诏书中"可朔望听朝参"的特恩，让案头日历在望日处朱笔圈了新月——这轮月亮，将永远停泊在大唐尚书省青砖黛瓦的飞檐之上。

约卒于贞元六年，享年六十九岁

贞元六年（790年）的暮春，长安城细雨沾衣，御史大夫鲍防在宅邸中悄然阖目。《旧唐书》卷一四六载其"约卒于贞元六年，享年六十九岁"，这位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文儒之臣，终以尚书右仆射致仕之荣，将生命定格在古稀之年的门槛前。

据《册府元龟》卷三一七记载，鲍防临终前月余仍"手不释卷"，其子鲍溶《经旧游》诗注提及父亲"属纩之日，犹命缮写《春秋》未竟章句"。这种儒者风范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鲍防集》五卷、《鲍防杂感诗》一卷的记载相印证，展现出终其一生"以文行著称"（《唐会要》卷七十六）的精神追求。

德宗闻讣后，依《唐大诏令集》卷六十一所载，诏赠"太子少保，谥曰宣"，并"辍朝一日"。权德舆《祭鲍防文》中"四朝耆旧，五教允敷"的哀辞，恰与其《贞元七年起居注》中"故相鲍防葬仪，卤簿倍常"的记载形成互证。墓志铭残篇（见《全唐文补遗》第七辑）载其葬于万年县凤栖原，与颜真卿家族墓地相邻，这种安排暗合《因话录》所述"文儒之葬，必择德邻"的唐代士林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唐国史补》卷中记载其逝后月余，江南贡士仍"携鲍公评点诗卷诣阙献哀"，而《文苑英华》卷九〇三收录的悼亡诗中，有"春殿曾收五色袍，夜台空对九华膏"之句，暗指他贞元初年主考贡举的往事。这些细节与《登科记考》卷十二贞元三年条下"鲍防知贡举，得人之盛，时称龙虎榜"的记载遥相呼应，见证着这位"位历台衡，文冠礼阁"（《全唐文》卷四八六权德舆语）的老臣，如何在生命终点仍维系着盛唐文脉的余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