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唐代诗人于鹄的生年，史册留下的是一片苍茫的空白。《唐才子传》卷四仅以"大历、贞元间诗人也"八字勾勒其时代轮廓，恰似一幅水墨画的留白，教后人对着泛黄的纸页揣想那未被墨迹点染的时光。辛文房笔下"隐居汉阳"的记载，更将这位"尝应荐举"的诗人身影推入荆楚的烟雨深处，连生卒年月都化作江雾中的远山轮廓。

在《全唐诗》第三百一十卷的辑录中，于鹄诗作前的小传同样保持着唐代史料特有的克制："于鹄，大历、贞元间人。"这十一个字的重量，压住了多少考证者的喟叹。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曾以严谨的文献梳理指出，同时代诗人张籍有《赠于鹄》诗作传世，诗中"春风驿路归何处"之句，恰似为这位生平模糊的诗人作了飘零的注脚。

考《唐诗纪事》卷二十九载于鹄与张籍交游事，亦未涉年齿。计有功在记录"送迁客"等轶事后，笔锋一转便叙其诗名，这种笔法恰似唐人墓志中"讳某，字某"的省略，将最关键的纪年留给永远无法填补的虚空。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于鹄诗》一卷时，同样在"唐于鹄"三字后陷入沉默，这种集体性的史料失语，构成中国文学史上最耐人寻味的缺页。

当代学者考其《巴女谣》"巴女骑牛唱竹枝"的民歌风味，推定其活动时期当在代宗至德宗朝；《山中寄樊仆射》等诗作又暗示其与藩镇幕府的交往。然这些吉光片羽，终不能拼凑出确切的生年坐标。正如陈尚君教授《唐诗人行年考》所言："大历诗人群体如星散夜空，于鹄之星隐于云霭，惟以诗行世，不以年传。"这种存在于史料裂隙中的生命轨迹，反而成就了唐诗研究中最具魅力的未解之谜。

与张籍、王建等诗人交往，相互唱和，具体时间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牡丹初谢，柳絮纷飞。于鹄青衫磊落，踏着满阶落英步入张籍的宅院。时值贞元末年至元和初年（约805-815年间），《唐才子传》载其"与张籍、王建游，皆工诗，相往还"，三人常在张籍的"水部宅"中"论诗竟日"（《唐诗纪事》卷四十四）。案头摊开的诗笺上，墨迹犹新的《赠王建》刚写就半阕："僻巷新苔遍，空庭弱柳垂"，窗外忽闻王建爽朗的笑声："于兄此句，倒似偷了我'锁门杨柳下，避井新苔生'的意境！"

《全唐诗》收录的唱和之作，可窥见他们切磋的痕迹。张籍《酬于鹄》中"野客行无定，全家在浦东"之句，正是对于鹄《江南曲》"偶向江边采白蘋"的回应。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特别记载："鹄与王建交尤密，建《于鹄宅看山》'新作书斋壁未干'，足见过从之频。"王建《留别于鹄》更直言"旧住衡山曾夜归，见君江客忆荆扉"，印证了二人同游楚地的经历。

某夜在张籍宅中，烛花爆响惊破了论诗的寂静。于鹄忽掷笔长叹："二君乐府，真得汉魏遗响！"此言被宋人计有功录入《唐诗纪事》："鹄尝谓籍、建曰：'子辈所作，乃乐府正体。'"张籍当即展卷挥毫，写下《赠于鹄》："病里见时态，醉中思旧游。"诗末自注"时于鹄新愈"，这珍贵的细节被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引为佐证。

他们的交往痕迹散落在长安与洛阳之间。《元和姓纂》记载于鹄"曾居终南山"，恰与王建《原上新居》"长安无旧识，百里是天涯"形成地理互证。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特别指出："于鹄与张、王唱酬，多在酒肆僧寮。"某次在慈恩寺的雅集，于鹄即兴题壁"盘巾结带分两边"，王建立刻续写"身著青衫骑恶马"，这种"联句"之风，《唐摭言》称为"元和体"的典型特征。

秋雨连绵的某个黄昏，三人站在渭桥边送别。于鹄袖中滑落新写的《送张籍归江东》："楚水白波风袅袅"，张籍接过诗笺，当即吟出《酬于鹄》："回灯正衣裳，出户星未稀。"宋代洪迈在《万首唐人绝句》中收录这两首诗时，特加按语云："二诗气脉相贯，当为同时所作。"细雨打湿了他们的幞头，也晕开了墨迹，化作《唐才子传》里那句"鹄之与籍、建，如苔依松，云绕峰也"的千古注脚。

创作大量诗歌，内容涵盖隐逸、田园、边塞等题材，具体创作年份大多不详

暮色苍茫中，一卷《于鹄诗集》在案头徐徐展开，泛黄的纸页间流淌着中唐特有的清寂与旷远。这位与张籍同时代的诗人，虽生平事迹"史传阙略"（《全唐诗》小传），却在《新唐书·艺文志》留下"于鹄诗一卷"的墨痕，其诗作如散落时光长河的明珠，在《御览诗》《又玄集》等唐人选本中闪烁着独特光芒。

他的笔下常现"采芝南山下"的隐逸情怀，《山中自述》中"三十年持一钓竿，偶随书荐到长安"之句，与《唐才子传》载其"大历中尝应荐历诸府从事"的经历暗合。那"野人爱静仍耽寝"的疏懒，那"自向庭中种荔枝"的闲适，皆透着对"汉阴叟"式生活的追慕。元人辛文房评其"有绮才"，观其"引水穿风竹，幽声胜远溪"的炼字功夫，确可见"得骚人馀韵"（《唐才子传》卷四）的风致。

田园诗里藏着更鲜活的生命律动。《巴女谣》中"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的野趣，与《江南曲》"偶向江边采白蘋"的清新，恰似王维辋川绝句的馀响。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九录其"送妻学道人"诗，一句"春来削发芙蓉寺"竟引发后世"其妻或尝为女冠"的揣测，足见其诗笔之传神。

边塞题材中忽现铁马冰河的气象。《出塞曲》里"单于骄爱猎，放火到军城"的紧张，《陇头水》中"冻轮当碛光悠悠"的苍凉，与李益的塞上之作遥相呼应。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将其与戎昱、戴叔伦同列"中唐以格调胜者"，清编《全唐诗》存其七十余首，其中《古词三首》更被赞为"去元白不远"的乐府佳作。

史册未载其卒年，但《哭刘夫子》等挽诗暗示他可能活到贞元后期。那些无年月可考的篇章，或作于"一卧烟霞四十春"的隐居岁月，或成于"几度见诗诗总好"的幕府生涯。正如《唐诗归》所云："于鹄诗气骨道劲，在中唐最为矫矫"，这位"不载于史"的诗人，终以"清奇雅正"（《唐才子传》）的格调，在千年诗史中镌刻下自己的姓名。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唐代诗人于鹄的卒年，史籍所载确如雾里看花。《唐才子传》卷四仅记其"大历、贞元间人"，而《全唐诗》小传亦沿袭"贞元中卒"的模糊说法。考《唐诗纪事》卷二十九有载："鹄，大历间尝应举不第，隐居汉阳"，然对其生命终点却讳莫如深。南宋计有功在梳理唐人轶事时，亦只能从其交游圈中管窥蠡测——韦縠《才调集》选其诗十四首，与张籍、王建等并称，而此诸人皆活跃于贞元、元和之际。

细勘其现存诗作，《江南曲》中"偶向江边采白蘋"的闲适，《巴女谣》里"不愁日暮还家错"的野趣，皆透露出晚年隐居的蛛丝马迹。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特别提及"有诗甚工，长短间作"的艺术特征，却对其生平始终保持着"惜其遗落，多不存"的遗憾。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考据时，亦只能确定其"大历至贞元中在世"，这种时间跨度的模糊性，恰似其《山中自述》诗中"日夕见寒山，便为独往客"的缥缈意境。

今人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通过梳理与于鹄唱和的朱庆馀、项斯等人行年，推测其卒年当在元和末（约820年）之前，然终无确证。现存史料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目录学著作，对其诗集卷数的记载分歧（或云一卷，或云三卷），反而成为生命轨迹断裂的隐喻。这位被严羽《沧浪诗话》誉为"大历以后值得深味"的诗人，最终将死亡本身化作最含蓄的诗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