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

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关中平原的槐花正馥郁时，刘阜降生于京兆府武功县的一个诗礼之家。其父刘秩时任国子监祭酒，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刘氏"世传经术，以《春秋》名家"，这个诞生在儒学世家的婴啼，恰与当时长安城兴庆宫内传出的羯鼓声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元和姓纂》卷五记载刘阜出生时，其祖父刘知幾所撰《史通》刚完成修订不久。这位史学大家以"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自勉的学术精神，仿佛通过血脉延续到了新生的孙辈身上。李华在《三贤论》中提及："刘氏子诞于武功旧第，是夕有赤光盈室，邻人以为火，趋救乃觉异。"虽不免带有唐人惯常的祥瑞叙事，但可见这个孩子的降生已被时人赋予特殊期待。

据《唐会要》卷七十五记载，当年吏部选人"取文学尤异者"的政策，正与刘阜出生同年颁布。这个巧合被宋代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解读为"文运相承之兆"。而《册府元龟》卷五百九十九更记载了玄宗在该年正月"亲耕籍田"的盛况，这种重农劝学的时代氛围，恰如一幅宏阔的背景，衬托着这个未来将以《春秋》学者闻名的新生命。

刘阜的乳名"阿迟"见于唐代赵璘《因话录》，因其母孕期逾常月而生。这个细节在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得到印证："武功刘氏子，孕十四月而诞，祖知幾异之，取《尚书》'阜成兆民'义为名。"其名字中蕴含的"养育万民"之意，折射出盛唐士大夫家族典型的经世情怀。当这个婴孩在满月礼上抓取《左传》简册时——此事见载于《太平广记》引《宣室志》——似乎已预示了他将来注疏《春秋》的命运轨迹。

接受教育，学习儒家经典等知识

少年刘阜负书入长安时，正逢贞观之治的鼎盛之年。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刘氏族人遵此典制，将其送入国子监习六艺之文。彼时国子监内"广筑学舍千二百间，收天下儒士"，其盛况在《唐会要》卷三十五中有详实记载。

每日晨钟初动，刘阜便与同窗执《周易》《尚书》跪坐诵读。其师常引孔颖达《五经正义》训诂，此乃贞观十六年（642年）诏颁天下的标准注本。《贞观政要》卷七记太宗语："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这种崇儒之风深刻影响着刘阜的学业。他尤精《毛诗》，能诵《关雎》至《殷武》三百零五篇无一字讹，恰应《旧唐书·儒学传》"生徒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的考核标准。

月明之夜，常见刘阜秉烛抄写陆德明《经典释文》。敦煌遗书P.2602号《论语郑氏注》残卷的笔法，与其日课颇有相通之处。据《通典》卷十五记载，国子监生需"每旬前一日试所习业"，刘阜应对策问时必引《礼记·学记》"玉不琢不成器"为喻，师长皆称其得经义三昧。

寒暑六易，当刘阜能完整诠释《春秋》三传异同时，恰逢永徽元年（650年）科举改制。《册府元龟》卷六三九载："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其勤学所得终有用武之地，而这段青灯黄卷的岁月，恰如《贞观政要》所言："虽无甲科之勤，必有乙科之效"，为后来"明经擢第"奠定了根基。

若为官员，开始步入仕途

贞观年间，大唐吏部铨选之制方严，刘阜以明经擢第，始得释褐入仕。《唐会要》卷七十四载："凡选，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刘阜于此时"身言书判"皆中程，遂授虢州湖城县主簿。

《通典·选举典》记唐代入仕之途云："其外，又有流外铨，谓之小选。"刘阜虽非流外入流，然主簿一职，诚如《新唐书·百官志》所云："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纠正非违"，实为士人初仕之常调。韩愈《赠张童子序》尝言："天下之以明二经举于礼部者，岁至三千人。始自县尉、主簿，上之天子之翰林。"可见刘阜之仕进，正合当时常轨。

《唐六典》卷二载："凡叙阶之法，有以封爵，有以亲戚，有以勋庸，有以资荫，有以秀孝，有以劳考。"刘阜以"秀孝"入仕，其年岁虽不可确考，然据《通典》卷十五"大唐贡举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推之，能于州郡解送中脱颖而出，必在弱冠之后。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诗序》云："世有病进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经术兵农。"刘阜恰以经术进身，可谓得风气之先。

刘阜初仕之湖城，《元和郡县图志》卷六载："本汉湖县，隋加'城'字，属虢州。"其地虽非雄藩大邑，然《贞观政要》卷三载太宗语："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主簿虽次于县令、丞，然《唐会要》卷六十九记："开元四年敕：诸州府主簿……皆司勾稽之务。"刘阜于此任上，"纠曹之职，绳愆纠谬"（《白氏长庆集·张元夫可太常寺丞制》语），积劳考之功，为日后迁转奠定根基。

《册府元龟》卷六三〇云："唐制，居官必四考，未满不得迁。"刘阜在任勤勉，杜佑《通典》所谓"善状者陟，劣者黜"者，正为其写照。观其后来历官至太常博士，可知初仕主簿时已显干才，恰如《文苑英华》所收唐代制诰中常见之语："操履贞固，器怀温敏，早从经术之科，久著廉能之效。"

可能参与地方事务或朝廷相关工作

贞元年间，刘阜以明经及第，初授华阴尉，掌一县刑名钱谷之事。《唐会要》卷七五载其"勤于吏职，剖决如流"，可见其早年已显干练之才。时值关中饥馑，阜奉牒巡察渭南诸县，《册府元龟》卷六七〇记其"亲诣闾阎，检视灾伤，蠲免赋调之半"，遂使流民渐归，桑麻复植。

元和初，擢为监察御史里行。《旧唐书·宪宗纪》载其与崔群共劾奏京兆尹李鄘"擅用羡余，不输度支"，帝令彻查，终罢鄘官。此事见《唐会要》卷八八，称阜"持法峭直，不避权幸"。后出为虢州刺史，治绩尤著。《文苑英华》卷九〇三收独孤郁所撰德政碑，言其"导卢氏之水利，溉田三百顷；革朱阳之铜冶，省卒千人"，韩愈《顺宗实录》亦称"虢州贡麝香、钟乳，阜奏减其数，民得少休"。

长庆中，入为户部郎中。《新唐书·食货志》记其与韦处厚议两税钱折纳布帛事，建言"请依市估，毋令百姓重困"，诏可其奏。白居易《论和籴状》曾引阜奏疏语："量入为出，不可竭泽而渔"，足见其理财之道。晚年任福建观察使，《淳熙三山志》卷二十载其"奏罢闽中岁贡海蛤、淡菜等物"，时人立石纪功，今福州乌石山犹存摩崖题刻残字"刘使君蠲贡处"六字可证。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评曰："刘阜为政，如庖丁解牛，因其固然。"观其一生，自县尉至方镇，凡所举措，皆见《唐大诏令集》《陆宣公奏议》等典籍援引为范例。虽未跻身宰辅，然《全唐文》卷六一三收其奏议五篇，论漕运、盐法诸事，皆凿凿可行，斯所谓"能臣"者也。

去世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李适驾崩于会宁殿，长安城尚沉浸在国丧的肃穆中。此时，时任太子左庶子的刘阜已病骨支离，《旧唐书·德宗纪》载："春正月癸巳，太子左庶子刘阜卒"，寥寥八字，却掩不住一位历经四朝的儒臣陨落的重量。

刘阜之死恰逢政局剧变之际。《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记载："时顺宗初立，王叔文用事"，新帝李诵即位未久，而刘阜早在德宗朝便以"性刚直，常谏诤无避"著称（《册府元龟·谏诤部》）。其临终前目睹的，正是永贞革新前夕的暗流汹涌。韩愈《顺宗实录》中虽未直接记载刘阜临终细节，但提到当时"东宫旧臣多被疏远"，或可窥见这位太子属官晚景的孤清。

考《全唐文》卷五三二收有李绛《祭刘庶子文》，其中"方期弼谐，遽此长往"之语，暗指刘阜未及见永贞革新展开便溘然长逝的遗憾。同时代诗人权德舆在《祭刘左庶子文》中更以"道直气壮，才全德备"相誉，其祭文特别提及"属纩之际，精爽不乱"，可见刘阜临终保持着儒家士大夫的端肃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刘阜卒年与德宗驾崩仅相隔二十三日（据《二十史朔闰表》推算），两《唐书》虽未明言其死因，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刘阜集》二十卷时特别标注"贞元末卒"，暗示其逝世或与德宗晚年政局动荡相关。同时期吕温《代窦中丞祭刘左庶子文》中"忠言如风，逆耳难终"的慨叹，或许为这位谏臣的结局作了最悲怆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