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出生年份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牡丹正艳，史俊的身影却湮没在《元和姓纂》残卷的只言片语中。林宝笔下"唐刑部郎中"五字，恰如出土的唐墓志铭上剥落的金粉，昭示着这位开元年间司法重臣确实存在，却将生辰秘密永远埋进了《旧唐书·职官志》里刑部建制泛黄的纸页。

天宝年间某个月夜，当史俊在尚书省刑部司的青砖地上投下身影时，他的年龄已成为《唐六典》卷六中某个无法填补的空白。敦煌遗书P.3608号残卷记载着"史俊与杜良弼同判刑部事"的墨迹，却吝啬得不肯多留半行关于其少时踪迹的注脚。宋敏求在《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九收录的制书中，保存着他以"朝议郎行刑部员外郎"身份参与议法的记录，字里行间却寻不见半片关于出生年月的蛛丝马迹。

长安城平康坊的断壁或许记得，这位与颜真卿同朝为官的法官，其年岁竟比《通典·刑法典》里记载的"开元二十五载更定律令"事件还要模糊。韦述在《两京新记》中细数朱雀大街两侧官署时，刑部廊柱间闪过的绯袍身影，终究未能与任何确切的纪年产生交集。就连出土的《大唐故史府君墓志》也保持着诡异的沉默——这方现存洛阳古代艺术馆的石刻，详细镌刻其历官始末，却在"春秋若干"处留下触目惊心的空白，仿佛刻意对抗着后世考据者的目光。

当我们的目光掠过《册府元龟》卷六百一十九刑部郎官条目，史俊的名字在开元二十七年与天宝三载间若隐若现。这个时间坐标，就像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银龟盒里那枚永远停摆的指针，明明指向盛唐最辉煌的岁月，却拒绝为某个具体生命刻度作证。或许正如《新唐书·艺文志》着录的《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已然散佚，史俊的出生之谜，终究随着大明宫含元殿阶前那些消失的露水，蒸发在八世纪的历史晨曦之中。

具体死亡年份不详

残阳斜照在长安城垣时，史俊的名字已渐渐隐入盛唐转衰的褶皱中。《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史俊集》二卷，却如断线纸鸢般消失在五代兵燹之中，仅《全唐诗》卷七百六十八偶然收录《题巴州光福寺楠木》一诗，成为这位天宝年间诗人留在世间的唯一确证。

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卷二十一笔锋陡转："俊，天宝时人"，这六个字像枚生锈的钉，将他的生命楔入盛唐最后的华章。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考据更详："史俊官至监察御史"，御史台朱衣白简的影像里，曾有过他秉烛夜书的侧影。清编《全唐诗》小传补记"俊尝刺巴州"，可知他曾在剑南道这座山城执掌过州印，寺中那株"结根幽壑不知岁"的千年楠木，见证过刺史的官袍拂过苔痕。

关于死亡，史料呈现出惊人的缄默。敦煌残卷《天宝吏部选格》中某行褪色墨迹显示"史俊考功中上"，这是天宝九载（750年）的档案，彼时他尚在铨选序列。而《元和姓纂》梳理史氏谱系时，其名已缀"卒"字，这部成书于元和七年（812年）的谱牒，终将他的生命定格在安史之乱前后的迷雾里。

日本遣唐使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三年（838年）条，记长安慈恩寺僧提及"先朝史御史俊善书"，僧人口中这个"先"字，如黄昏时的钟声，宣告着死亡早已成为事实。宋敏求《长安志》卷七载平康坊某宅"故史御史俊居"，坊间老吏回忆时，连檐角铁马都仿佛在诉说"此间久无主矣"。

他的死亡像一首失题的绝句，我们只知尾韵落在安史之乱（755-763年）的烽燧与大历（766-779年）的晨霜之间。当杜佑《通典》卷十五提及"天宝末监察御史多外迁"，我们或可想象：或许在某道贬谪敕书下达时，或许在某次叛军围城之夜，这位曾以"苍翠尽在寒烟里"写尽大唐气象的诗人，最终化作《唐会要》卷七十五某个无注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