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奉和幸韦嗣立山庄应制创作背景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春，长安城东郊的终南山麓薄雾轻笼。韦嗣立的山庄隐于翠微之间，飞瀑溅玉，松涛盈耳。这位以"逍遥公"自况的宰相，其山庄素以"清泉绕砌，异卉连轩"闻名朝野。中宗携上官婉儿等文学侍从驾幸于此，实为盛唐时期宫廷与山林雅趣交融的典型场景。

是日銮驾徐行，女官婉儿执象牙笔匣随侍。当她望见竹径深处茅檐半露，松风过处新茗初沸，便知此景正合应制之题。首句"竹径桃源"暗用陶潜典故，将韦氏山庄比作超然物外的武陵桃源；"松轩茅栋"之"惊新"二字，既赞建筑巧思，更暗颂天子慧眼识幽。后联以"御跸何须驻"的设问，道出山庄主人早已是林下高士，不需帝王特意垂青——这恰是韦嗣立"身居台辅，心慕云霞"的双重身份最诗意的注解。

史载此次游幸后，中宗亲题"栖岩阁"赐予韦氏，而婉儿此作以空灵笔调化解了应制诗常有的谀颂之气，在"龙门应制"的竞技场上，再展其"绮错婉媚"的才情。那些松间摇曳的阳光，或许还记得女诗人拂过金笺的广袖，如何将一场宫廷游宴，点化成盛唐山水诗最后的清响。

这首诗以隐逸山水为表，以颂圣应制为里，在精巧的物象构建中完成宫廷诗的审美表达。首句"竹径桃源本出尘"化用陶渊明意象，竹之清峻与桃源之超逸构成双重出世象征，吴小如《唐诗鉴赏辞典》评其"以隐逸之趣为颂圣张本"，看似写隐者之居，实为君王驾临铺设圣洁氛围。

"松轩茅栋别惊新"句在朴素意象中暗藏机杼。松之贞固、茅之简朴本属山野，然"惊新"二字却透露出宫廷视角，程千帆《古诗考索》指出此乃"以贵族眼光观照隐逸生活"的典型笔法，表面赞叹山庄清雅，内里彰显帝王审美情趣的转化能力。

后两句运用"御跸""山公"的典故完成诗意转折。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特别赞赏"何须林下驻"的委婉反诘，认为"将颂圣之意寓于谦词之中"：既赞美天子本具林泉高致，又暗示韦嗣立山庄具有令帝王流连的非凡魅力。尾句"山公"典出山涛，马茂元《唐诗选》注云"以魏晋名士喻韦氏，既合其身份，又暗含‘非俗’即近‘圣’的逻辑"，完成从隐逸到颂圣的诗意升华。

全诗在意象经营上呈现"清雅-华贵"的二元结构。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称这种写法为"宫廷隐逸诗"的典型范式："竹松茅栋的隐逸意象群，最终都成为烘托帝王气象的审美注脚"。诗人通过物象的精心择取与组合，在应制诗的框架中既保持山水诗的审美品格，又完成政治颂扬的核心功能，体现初唐宫廷诗"雅正中和"的美学追求。

此诗如"清泉漱玉，逸响生云"，韦嗣立山庄之幽邃与天子临幸之荣，在张说笔下化作一派超然气象。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赞曰："'竹径''松轩'二语，不独状景入微，更将隐逸之趣与天家气度熔铸无痕，此等笔力，非燕许大手笔不能为也。"

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尤赏其结句："'山公不是俗中人'七字，既暗用山涛典故喻韦氏风骨，又巧妙呼应首句'出尘'之意。看似平易，实具千钧笔力，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者。"近代学者闻一多则指出："张说应制诗往往在富丽中见清雅，此诗以陶渊明桃源意象起，以魏晋风度收，在台阁体中别开生面，可见盛唐应制诗已开始突破六朝窠臼。"

诗中"御跸何须林下驻"一句，王夫之《唐诗评选》评为："以反问句式作转折，既守臣子本分，又不失山林逸气，得体与得趣兼而有之，此正见初盛唐之交诗坛的过渡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