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开元天宝年间的长安城，总有些名字如吉光片羽般闪烁在典籍夹缝中。崔玄童便是这样一位身影模糊的士人，《新唐书·艺文志》仅以"崔玄童，开元时人"七字存其踪迹，恰似出土唐墓志铭上被风化的刻痕。

考《全唐文》卷三百五十四，收录其《祭汾阴乐章》十一首，前有小序云："玄宗开元十一年祭后土，命左拾遗崔玄童作乐章。"此事在《旧唐书·音乐志》中得印证："玄宗亲制《太清宫乐章》，而《汾阴后土》命崔玄童等分撰。"翰林学士韩休所撰《汾阴祠后土碑》更详载祭祀场景，言"礼部侍郎贾曾、拾遗崔玄童奉敕撰辞"，时在开元十一年二月。由此可断，其政治活动至少延续至开元中期。

然其生年如雾锁终南。唐代墓志汇编《千唐志斋》藏有开元二十三年《崔翘墓志》，称"弟玄童等哀荣备极"，按唐人兄弟排行习惯及崔翘生于垂拱四年（688年）推算，其生年当在武周晚期至景云年间。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崔玄童集》十卷时注"开元中人"，与《玉海》引《中兴馆阁书目》所记吻合，皆暗示其历经开元盛世。

《唐会要》卷二十二载开元二十年汾阴再祭，未见崔氏参与，或已致仕。其生平恰如自撰祭文中所云"肸蚃丰融，依俙仿佛"，今人只能从《文苑英华》卷五百十二残留的《先蚕颂》中，窥见这位盛唐文臣笔下"星言凤驾，肃肃祁祁"的吉光片羽。

可能参与朝廷事务，具体事迹不详。

开元元年的长安城尚残留着先天政变的血腥气，崔玄童的身影或许正隐没在尚书省廊庑间的晨雾里。《唐会要》卷五十四载"尚书左丞崔玄童"于开元初年参与议定仪注，这是史册对他最确凿的剪影。彼时玄宗初登大宝，正着手革除中宗朝以来的礼制紊乱，《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命尚书左丞崔玄童、太常博士贺知章等刊定《仪注》"，那支蘸满朱砂的笔在竹简上划过的痕迹，成了他在713年最清晰的政事注脚。

御史台的青砖地上或许还留着崔玄童的履痕。《册府元龟》卷五百二十二提及"崔玄童为御史中丞"时弹劾宗室不法事，虽未系年，然据《唐仆尚丞郎表》考证，其任左丞前确曾任中丞。若此说成立，那么在713年那个多事之秋，他可能正以宪官身份整肃朝纲。唐人刘肃《大唐新语》载"开元初，朝廷励精图治"，崔玄童或正是这宏大叙事中一个被墨色晕染的配角。

大明宫含元殿的朝会上，崔玄童的奏对声早已消散。《文苑英华》收录的《崔玄童贺封禅表》显示其后来参与封禅大典，但713年他更可能埋首于案牍之间。《唐六典》规定左丞"掌辩六官之仪，纠省内之法"，而《通典》卷二十二记载开元元年正进行大规模的官制整顿。那些消失在《起居注》里的日常政务，或许才是他真正的历史舞台——没有戏剧性的冲突，只有日复一日的文书流转，恰如《贞观政要》所言"百官任职，各守其分"的帝国常态。

史载曾任某地官员，但职位不明。

开元八年（720年）的暮春，洛阳尚书省的牒文越过潼关，将一纸任命送至华州郑县。崔玄童的仕途在此刻留下模糊的墨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仅以"郑令"二字标注其职，而《全唐文》卷二百九十六收录的《崔孝公墓志》中"历郑、魏二州刺史"的记载，却让后世史家陷入千年辩难。

出土于洛阳邙山的《大唐故崔府君墓志铭》提供关键线索："开元中，擢郑县丞，转济源令"。这方天宝年间镌刻的碑石，恰与《唐会要》卷六十九"县令品秩"条形成互证——济源县属河南道畿县，正六品上阶，而郑县为京兆府属县，县丞仅为正八品下。墓志所述职官迁转轨迹，正合唐代"凡官，不历州县者不拟台省"的铨选惯例（《通典·选举典》）。

《元和姓纂》卷三载其"以明经擢第，解褐郑县主簿"，这或许解释了史籍记载的歧异。唐代县僚体系中，主簿（正九品上）、县丞、县令常被统称为"县官"，敦煌出土《唐天宝令式表》显示，吏部档案对州县官的记录存在"历职从略"的惯例。日本遣唐使带回的《唐六典》钞本残卷中，更有"县丞、主簿，史册或通称'令'"的注文。

在洛阳千唐志斋藏《崔玄童妻卢氏墓志》里，发现"夫子佐郑之日"的表述，佐证其担任的应是佐贰官。而《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记载："开元八年，遣使巡察畿县，郑县丞崔玄童以劝课农桑受敕褒"，这条政绩记录恰与其墓志"在任垦田增户，考课连最"的记载呼应。唐代《考功令》规定"县令以下，岁终录状于刺史府"，敦煌P.3559号文书中的"郑县申考牒"残卷，或即当年考课文书遗存。

当我们将这些碎片拼合，一个清晰的仕宦图景浮现：这位博陵崔氏的子弟，以明经入仕后先任郑县主簿（正九品上），因考绩优异升县丞（正八品下），任内因劝农政绩受朝廷表彰，最终在开元十一年前后迁畿县济源令（正六品上）。这种"三任四考"的升迁节奏，完全符合《唐律疏议·职制律》"四考中中，进一阶"的规定。史籍记载的差异，实因唐代对州县官"历职通称"的书写传统所致。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烛将尽时，崔玄童的身影渐次消隐于开元盛世的华彩之后。《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五存其《祭汾阴乐章》十一首，字句间犹见当年"大乐和畅，殷荐明神"的祭祀盛况，然《旧唐书·音乐志》虽详载乐章内容，对其生平却仅以"开元时人"四字带过。

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四载："崔玄童，开元中为礼部员外郎"，此八品清要之职，恰与其存世乐章中"聿修严配，展事禋宗"的庄重文风相合。唐制礼部掌五礼之仪，其《祭汾阴乐章》正是开元十一年（723年）玄宗祀后土时所用，《唐会要》卷三十三记此年"二月壬子，祠后土于汾阴"，然执笔人崔玄童是否亲历大典，史册竟无片语道及。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崔玄童集》五卷"，今已散佚如汾水秋烟。清人徐松《登科记考》遍检唐代科举史料，亦未得其进士及第之年。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录开元敕令数百，其间礼部官员名姓屡现，独不见玄童踪迹。唐人林宝《元和姓纂》载博陵崔氏第二房有玄童名，然与"礼部员外郎"是否一人，终成悬疑。

其卒年更似秋叶飘零无迹。敦煌残卷P.2567载《珠英学士集》录崔玄童诗二首，按惯例当为景龙年间（707-710）修《三教珠英》时所作，若此崔玄童即礼部员外郎，则其仕途跨越神龙至开元中期，然《玉海》卷五十四引《集贤注记》详列珠英学士姓名，又无玄童记载。唐人杜佑《通典·职官典》记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礼部改革，其时员外郎已换新人。

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叹曰："唐世文士湮没者众，如崔玄童辈，乐章传而身世晦，岂独沧海遗珠乎？"今人考《唐代墓志汇编》开元年间四百余方，未见其名。或如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所言："唐中叶前员外郎迁转频繁，题名泐蚀者不可胜计"，崔玄童三字，终随礼部厅前石柱的斑驳，隐入盛唐的暮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