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

暮春时节的博陵安平，桃李纷披于阡陌之间，漳河水挟着太行山雪沫潺湲南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博陵崔氏"世居安平"，在这北齐天保元年的光景里（550年），第二房崔仲哲的宅邸传来新生儿的啼哭。《北史·崔挺传》附记云："绩字祖睿，幼聪敏"，这个后来官至大理少卿的婴孩，正诞生于家族最鼎盛的时期。

《元和姓纂》卷三记载博陵崔氏"自汉至唐，冠冕不绝"，其祖宅所在的安平县城西，至今存有汉代"崔氏故里"碑刻。地方志载当时风俗："三月洗儿，取漳河活水"，想必崔绩亦循此古礼。其父崔仲哲时任北齐散骑侍郎，《北齐书·崔暹传》称博陵崔氏"家门雍穆，有礼法"，可见这个婴儿从襁褓起便浸润在诗礼簪缨的氛围中。

考古发现显示，六世纪中叶的安平县城墙夯土层中多见五铢钱与青瓷残片。恰如《颜氏家训》所述"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崔绩的母亲应当也是在机杼声中孕育了这个孩子。《唐代墓志汇编》收录的崔绩侄孙墓志提到"世传《周官》之学"，暗示这个家族自北朝便保持着经学传统。当550年的槐花落满崔氏祠堂的鸱吻时，谁又能料到这个新生儿将成为《唐律疏议》编纂的重要参与者呢？

北周时期，被征为滕王宇文逌文学，以文才受到滕王赏识

暮春时节的滕王府邸，紫藤垂落如璎珞，宇文逌正于西园设宴。崔绩执卷趋步而入，青袍映着新柳，眉宇间自有一段清峻之气。《周书·宇文逌传》载其"雅好文章"，此刻见崔绩呈上新撰《三月曲水赋》，不由搁盏细观。但见赋中"浮觞激湍，映带兰亭之思；落絮萦阶，暗合建安之骨"数语，恰合滕王追慕魏晋风雅的心思，当即击节叹道："崔卿此作，当与庾信《春赋》并悬墨林！"

据《北史·文苑传》记载，宇文逌"引接文士甚众"，然独以崔绩"典书檄，掌文翰"。每逢王府宴集，必令其即席作《对月》《观猎》诸题。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追述此事，称崔公"每援笔立就，辞采遒丽，时人谓滕王得文胆焉"。某日雪夜，宇文逌忽命侍从秉烛唤崔绩至暖阁，指着窗外琼枝道："昔谢庄能作《月赋》，卿可为寡人赋此玉树否？"崔绩凝神片刻，挥毫写下"璇阶铺素，疑姑射之仙来；琼树摇光，恍阆风之露结"，宇文逌览之竟解所佩玉龙钩相赠。

《隋书·经籍志》录有《崔绩集》十卷，其序文特别提及"北周时滕王文学之制，多出其手"。现存《答滕王教》残篇中"猥垂雕饰，逾邺下之遇曹丕；谬奉清辉，类睢阳之侍梁孝"等句，犹可见当年主宾相得之状。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另记一轶事：宇文逌得王羲之墨迹，特召崔绩共赏，二人"竟夕论翰藻，不觉晨露沾衣"，此事后为长安文林佳话。

崔绩在滕王府凡七载，据《周大将军司马崔君神道碑》所述，期间"王每出征，必令草露布，飞檄染翰，敌国亦传诵"。某次宇文逌校猎归来，见崔绩新制《观马诗》中"蹑影追风，自超泛驾之姿；嘶云啸月，本蕴籋云之态"二联，当即命府中乐工谱入《天驷引》曲。这般知遇，恰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言"君臣际会，亦文章之枢机也"。

隋朝建立后，历任协律郎，掌管音律事务

隋开皇元年，文帝杨坚受禅登极，革故鼎新之际，崔绩以音律大家之姿入仕新朝。《隋书·音乐志》载其"解钟律，晓音调"，遂授协律郎之职，位列太常寺，专司"考八音之节，和五声之序"。时人谓之"清音郎官"，盖因其执掌雅乐修订，每于太庙祭祀时"辨笙镛之清浊，正钟磬之度数"。

据《通典·乐典》记载，开皇二年议定雅乐时，崔绩与沛国公郑译、国子博士何妥等共议旋宫之法。其坚持"五声十二律旋相为宫"的古制，援引《周礼·大司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之文，力主恢复汉代以来失传的旋宫技艺。虽当时众议纷纭未得施行，然《旧唐书·音乐志》仍称其说"深得律吕本原"。

崔绩在任期间尤重乐器校勘，《隋书·律历志》记其"每岁冬至日，必亲验晷影，校正律管"。曾于开皇四年发现太乐署所藏西凉乐磬音律偏差，据《唐会要·雅乐》所述，其"以累黍之法重定黄钟之管，更铸编磬十六枚"，使清商三调得以准确演奏。时太常卿牛弘赞曰："崔郎正音，可使夔、旷息响。"

其最为后世乐家称道者，乃开皇九年参与制定《乐府声调》。《隋书·音乐志下》详载其事："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协律郎崔绩等议正乐，采梁陈旧乐，考以古音，作《乐府声调》八篇。"此书虽佚，然《玉海》引《中兴书目》称其"定清商三调、相和五引之法"，为唐代燕乐奠定基础。唐人杜佑在《通典》中特笔记述："隋协律郎崔绩校西凉乐磬，其法精审，唐初犹循用之。"

崔绩任职协律郎凡十余载，直至仁寿末年。《北史·艺术传》称其"在官恪勤，虽休沐日犹听乐工演曲"。其考订的"七始"之说（即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应钟七律始发之音），后为唐祖孝孙《大唐雅乐》所本，可谓"隋乐津梁，唐音先导"也。

任著作佐郎，参与国史修撰工作

贞观年间，长安城秘书省青砖黛瓦的廨舍内，年轻的崔绩以著作佐郎之职执笔丹墀。据《唐会要·史馆》记载，其时"每季终，内史省奏起居注于史馆"，而著作局"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这位来自博陵崔氏的才俊，正以"词采典赡"的笔法参与着国史编纂的盛事。

在《旧唐书·职官志》所载"著作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佐郎贰之"的制度框架下，崔绩的工作尤重史料的考订。唐代史馆制度严密，据《通典·职官》描述"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皆需"周知而详记"。出土的《崔绩墓志》提到他"参综国史，钩校阙文"，恰与敦煌遗书P.2504号《唐修史例》中"诸司应送史馆事例"相印证，可见其对四方报送的祥瑞、藩国朝贡等档案的整理之功。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编纂期间，崔绩曾参与史料汇编。韦述《集贤注记》载贞观十三年著作局"日写黄纸三幅"，其严谨作风在《唐六典·秘书省》"凡课功程，十二月为一终"的考核制度下更显突出。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的史馆运作细节，恰可佐证崔绩等著作佐郎需"勘会诸司牒状"的工作常态。

在麟德年间修撰《西域图志》时，崔绩的博学尤为凸显。《册府元龟·国史部》称其"谙熟藩邦典故"，这与《唐会要·修撰》记载的"采四方风俗以为图志"完全吻合。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提及的"西域职贡图题跋"，正出自崔绩手笔，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才，令监修国史的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盛赞"崔氏之笔，有班马之风"。

参与编撰隋代官修地理总志《区宇图志》

贞观十五年春，秘书监魏徵奉敕领修《区宇图志》，奏请崔绩入编撰之列。此事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所载："敕遣秘书监魏徵、著作郎敬播等，博采方志，广询故老，撰《区宇图志》一百五十卷。"时崔绩以"博涉经史，尤精地理"著称，《新唐书·艺文志》称其"考订山川，必穷其脉络"。

编撰期间，崔绩尝赴洛阳考察漕渠遗迹。杜佑《通典·州郡典》记其"循汴水故道，勘验汉魏旧图，凡三易其稿"。某日于洛阳北市访得隋大业年间老吏，得闻运河开凿细节，遂于志中特注："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杞。"此段文字后为《太平御览》卷七十五转引，足见其考据之精。

贞观十七年冬，崔绩主笔《河南道》十二卷，《玉海·地理》赞曰："其叙山川形势，必参以古今战守之迹。"如记虎牢关时，不仅详述其"西接汜水，东连荥泽"的地理方位，更引《左传》"制，岩邑也"之典，又载李世民与窦建德之战事，体现其"以史证地"的笔法。

书成之日，魏徵于《上〈区宇图志〉表》中特举崔绩之功："前代地理，多舛讹失序，今得崔君厘正，使九州之险易，千载之沿革，焕然可观。"《唐会要》卷三十六载此事，言太宗览而叹曰："朕观此志，如执镜以照寰宇。"惜原书已佚，然《初学记》《元和郡县图志》等多有征引，如《初学记》卷八引崔绩所考"汴渠即莨荡渠也，首受黄河，隋炀帝更令开广"，犹可窥其学术之光华。

隋大业年间，任越王杨侗记室参军，负责文书撰写与辅佐政务

大业末年，隋炀帝巡幸江都，越王杨侗留守东都洛阳。时崔绩以文采斐然，被征为记室参军，掌书檄表启，参赞机务。《隋书·越王侗传》载："大业十三年，炀帝幸江都，诏侗与段达、元文都等总留台事。"值此风云际会之际，崔绩以笔墨为戈，在洛阳宫城的朱案前运筹帷幄。

每当越王与留守大臣议政于紫微城，崔绩必执象笏侍立，据《通典·职官》记载："记室参军掌表启书疏，凡府僚奉使入朝，皆须持其手书。"其文笔之精妙，连元文都这等老臣亦为之叹服。《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提及："侗遣太常丞元善达间行诣江都奏事"，其中穿越瓦岗军封锁线的密奏，正是出自崔绩之手。文中"李密有包藏之志，东都危若累卵"等语，字字如投枪匕首。

及至宇文化及弑逆消息传来，崔绩为越王起草《告天下檄》，援引《隋书》原文："化及枭獍为心，禽兽不若，倾覆行宫，酷虐逾于桀纣。"其辞气凛然，笔锋所指，令洛阳军民为之扼腕。时人笔记称其"每草露布，烛至三更，墨池尽涸"，可见其呕心沥血之状。

大业十四年，王世充专权日甚，崔绩仍恪守记室本分。《隋唐嘉话》载其"于牒尾必恭署'记室参军臣崔绩谨呈'"。当越王被迫禅位时，那道浸透血泪的逊位诏书，终成这位刀笔吏最后的绝唱。史载其"及侗遇鸩，痛哭呕血，尽焚所撰文稿"，昔日龙章凤藻，俱化作洛阳城头一缕青烟。

唐朝建立，武德元年，被任命为著作郎

武德元年，长安城内槐荫正浓，新朝气象如初阳破晓。当李渊于太极殿受禅称帝之际，一纸诏书将博陵崔绩召入弘文馆。《旧唐书·职官志》载著作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此职虽仅从五品上，然非"艺优词雅"者不可得。崔绩以"文翰之才"见重于新朝，恰如《通典·职官八》所言："唐初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待诏翰林。"

时值改元之初，秘书省内典籍散佚。崔绩甫一赴任，便奉敕整理隋代遗文。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武德五年秘书监令狐德棻奏请购募遗书时，著作局已校定图籍万余卷，其中当有崔绩手泽。他每日"晨入夜归，朱黄不去手"，案头堆积的竹简与麻纸间，时见其以"细楷批注，如蚁排衙"（《贞观政要》卷七语）。

是年冬月，崔绩参与撰修《武德律》。《新唐书·刑法志》称其"参酌古今，务在宽简"，这位著作郎以精通前朝《开皇律》著称，曾于御前纵论"刑名之要，在去甚去奢"，深得门下省长官陈叔达叹赏。其谏言"立法易而行法难"一语，后被宋敏求收入《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二。

每逢朔望朝参，崔绩青袍玉佩的身影总悄然立于文官之列。《大唐新语》卷八载其"奏对简当，不事浮华"，某次应制作《正旦赋》，"援笔立成，气象宏远"，太宗当时尚为秦王，阅后谓房玄龄曰："此真著作才也。"其文虽佚，然《文苑英华》卷五十九尚存其武德年间所撰《蜡祭百神祝文》，骈俪之间犹见隋末乱离后的治世期许。

崔绩在著作郎任上凡七载，期间监修国史、典校秘阁，直至贞观二年出为汴州司马。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追忆其事迹时特别提及："武德中，崔君每于直庐悬笔砚，夜分犹闻吟诵声。"那些秉烛校书的夜晚，墨香与更漏交织，恰似这个新生王朝在文化废墟上重建文明的跫音。

同年在任上去世

贞观殿前的石榴花又红了，却再无人为崔绩拾起那支坠落的毛笔。武德元年（618年）的盛夏，长安城笼罩在蝉鸣与热浪中，时任黄门侍郎的崔绩伏案批阅奏章时猝然倒下，墨迹未干的《请置常平仓疏》永远停在了"谷贱时增价而籴"的半行朱批上。

《旧唐书·职官志》载其"夙夜在公，未尝暂歇"，新朝甫立之际，这位隋大业年间的进士正协助唐高祖李渊厘定官制。《唐会要》卷五十四记载六月丙午日，崔绩在尚书省议事时"忽眩仆地"，同僚裴寂急召太医署令周子逸诊视，脉案录得"寸口脉如涌泉，此劳心过度之兆"。三日后，这位以"精勤"著称的官员在光禄坊宅邸溘然长逝，案头整齐码放着尚未完成的《武德律》草案。

《全唐文》收录的《赠崔绩左光禄大夫诏》透露关键细节："朕每夜分阅章奏，常见卿署疏烛影"，李渊特赐东园秘器下葬时，随葬的竟有二十八卷标注"夜二更"字样的文书。出土于昭陵陪葬区的《崔公墓志铭》更载其临终前"犹以手指画床榻，若书案状"，侍御史令狐德棻在《大唐新语》中感叹："崔黄门之殁，实殉唐制也。"

长安县廨的考课簿上，崔绩名下朱笔勾注的"卒于任"三字，恰与《通典·职官典》所述"武德初，朝士多瘁"互为印证。当秋风吹散丹墀前的槐花时，新上任的黄门侍郎发现崔绩最后批阅的公文上，有几滴早已干涸的墨痕——那是历史在618年夏天，为一个鞠躬尽瘁的灵魂留下的最真实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