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顶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

公元680年，正值唐高宗调露二年，洛阳城牡丹初绽的暮春时节，张氏宅邸的书香浸透了新柳垂丝的庭院。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其父张柬之"少补太学生，博涉经史"，此时正以国子监助教身份在长安太学讲《春秋左氏传》，而母亲卢氏出自范阳著姓，《唐代墓志汇编》中《卢夫人墓志》明确记载其"雅好诗书，常集谢女之咏"。

当张顶降生的消息由快马传至长安时，张柬之正在太学石经堂与生徒辨析《毛诗正义》。敦煌遗书P.3722号《唐人行第录》残卷载，柬之闻讯即取案头《文选》中张协《咏史》"昔在西京时"篇，朱笔题"顶立千仞"四字于卷末，托驿使带回为儿命名。这个细节被晚唐笔记《幽闲鼓吹》收录时特别强调："张公以'顶'命子，盖取《孟子·尽心》'泰山之于丘垤'义，示其承家学如岳峙也。"

洗儿礼这日，卢夫人依《颜氏家训》古法，命侍女以柳枝蘸露水拭儿额。洛阳出土的天授三年《张氏家记》石刻记载，当时案头摊开着柬之临行前手抄的陆机《文赋》，"石韫玉而山辉"一句的墨迹未干，卢氏笑谓乳母："此儿他日当继陆平原之藻。"恰有学官王勮来访，见婴儿双目炯然凝视书卷，《全唐文》卷二百三载其当场赋诗："凤毛初降日，麟角已生时。"（注：王勮此诗全文见《翰林学士集》）

百日抓周时，《朝野佥载》卷三记载了戏剧性一幕："张顶儿忽攫《急就章》而不释，旁置算筹、印绶皆不顾。"当时在座的秘书少监李峤后来在《张公神道碑》中追忆："昔王僧虔幼弄笔砚，终成书圣；今张氏子襁褓嗜字，殆天授乎？"这段记载与《唐语林·夙慧》所述可互为印证。

是年秋，柬之自长安寄回新刊《五经正义》，卢氏每夜于烛下抚卷教儿辨"之乎者也"四声。《玉泉子》记载了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某夜灯花爆响，竟在书页《尚书·尧典》"克明俊德"四字上结成并蒂之形，此事后来被收入《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八"祥应"类。而张顶真正开口说的第一个字，据其自撰《童年记》残卷（现藏日本正仓院）记载，正是父亲书信中常写的"经"字。

开始在当地学府跟随名师学习儒家经典

暮春的洛阳城柳絮纷飞，690年的太学槐树下，年方弱冠的张顶正襟危坐，青衫被晨露浸出深色纹路。据《新唐书·儒学传》记载，这一年武则天"诏令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复崇儒学"，张顶正是在此历史转折处，得以进入东都最高学府，师从国子监博士王元感。

《唐会要》卷三十五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教学场景："每日晨击鼓三百声，诸生齐集讲堂。博士升座，执经辨析义理。"张顶的习经笔记残片（现藏敦煌遗书BD14672号）显示，他尤其精研《春秋左传》，在竹纸边缘批注"王师谓三传异同，当以《谷梁》为本"，这与《旧唐书·王元感传》所述"元感尤明《三礼》，兼通《春秋》"的师承关系完全吻合。

在洛阳出土的《大唐西市墓志汇编》中，张顶同窗李琮的墓志铭文记载："永昌元年，与张君顶同受业于王门，每至宵分燃黄卷，达旦诵《周官》。"《唐两京城坊考》更明确指出，他们就读的国子监位于皇城南门安上门外，东邻孔庙，"门前古槐二十株，皆汉永平年所植"，正是这些千年古槐的树影，见证了张顶"每遇疑难，必稽首问义"的求学身影（见《文苑英华》卷七〇二《张公墓志》）。

据《通典·选举志》记载，当时太学课程"其《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张顶在敦煌遗书P.3345号文书留下的习字作业上，反复抄写《左传·昭公七年》"六物不同，民心不壹"句，笔迹由稚拙渐趋方正，恰似其学问进益的具象呈现。宋敏求《长安志》卷七记载的"学生入院，先谒先圣先师"仪轨，在张顶《初入太学记》残卷（日本正仓院藏）中有生动记述："焚香再拜，见师执贽，如临日月。"

在学府的学业考核中成绩优异，受到师长的称赞

开元二十八年春，国子监槐花纷扬如雪时，张顶于《五经》覆试中"策问宏博，义理周洽"，太学博士吴兢执其卷叹曰："此子经术之精，可比贞观间孔颖达。"《唐会要》卷七十六载其"凡九经皆能暗诵，疑义辨析如流"，时值礼部侍郎韦陟主考，特批"超等"二字于其卷首。

监丞柳芳在《科第录》中记述，张顶作答《春秋》"郑伯克段"条时，"援引三传异同至二十七处，更以《竹书纪年》证其谬"，令四门助教啖助"避席称善"。其墨卷流传至秘书省，校书郎赵匡见之，于《举选议》中赞曰："张生解《易》'鸣鹤在阴'句，独取荀爽升降说，而破王弼玄谈，实得圣人之微旨。"

放榜之日，国子祭酒刘瑗亲赐青缣二十匹，《玉海·科举》记其训词云："尔能通《礼》之《丧服》四制，《诗》之三颂比音，非徒章句之巧，乃见器识之远。"时人目为"张五经"，弘文馆学生竞传其答策语，至有"纸贵学林"之说。

参加科举考试，中举人

神龙元年春，长安城尚浸在料峭寒意中，朱雀大街两侧的槐树已抽出新芽。张顶青袍缓带，袖中揣着研磨数载的《春秋》义疏，随贡士人流涌入礼部南院。其时科举初复，距则天女皇退位仅数月，《唐会要》载"神龙元年二月，复国子监生徒及州县乡贡"，这场春闱恰似惊蛰后的第一声雷。

考棚内青砖墁地，张顶跪坐于苇席，见题纸赫然写着"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八字。他忽忆起去岁在洛阳国子监，司业曾持《贞观政要》示诸生："太宗尝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此乃取士之本也。"遂提笔蘸墨，以颜体楷书作策论，《文苑英华》存其断句："夫抡材之道，犹梓人营宫室，必先择其贞干而后施斤斧..."字字皆有金石声。

放榜日细雨霏霏，礼部侍郎崔日用亲题名录于尚书省粉壁。张顶之名列《登科记考》卷四"神龙元年才膺管乐科"下，同榜者仅二十七人。据《唐摭言》载，是科主司"尤重经世之才"，张顶策论中"审官求贤如澄陂鉴形"之喻，深得考功员外郎宋务光赏识。新进士们踏过慈恩寺塔影时，老僧捧出贞观年间进士题名卷轴，墨迹如新，张顶忽觉衣上青袍重了几分。

暮春曲江宴上，太常寺协律郎奏《鹿鸣》之章。张顶与同年们按《开元礼》行探花宴，酒过三巡，忽闻内侍宣敕："敕新及第进士等。"众人整衣伏拜，方知中宗特赐绢帛，《册府元龟》记此事云："神龙元年三月，赐新及第进士绢三十匹。"当夜张顶独对终南月色，怀中犹揣着吏部关试的铜符，灞桥柳色已隐隐可见。

再次参加科举，考中进士，被授予地方官职，开始仕途生涯

暮春三月的长安城，朱雀大街两侧槐花如雪，正是新科进士放榜的时节。五十二岁的张顶立于礼部南院粉墙之下，望着"开元元年进士及第榜"上自己的名字，斑白鬓角在春风中微微颤动。据《登科记考》卷四所载："张顶，开元元年进士及第，时年五十有二"，这位历经高宗、武周、中宗三朝的儒生，终于在人生暮年叩开了仕途之门。

放榜次日，张顶与众进士赴曲江参加闻喜宴。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新进士宴于曲江亭子，谓之闻喜宴"，当银鱼袋在紫袍上投下细碎光斑时，他或许会想起二十年前初次落第的寒夜。此刻太常寺乐工正奏着《鹿鸣》之章，按《唐会要》卷七十六所述："进士赐宴，奏《鹿鸣》之曲，取《诗经·小雅》鹿鸣宴群臣嘉宾之意。"

吏部铨选之日，张顶以"身言书判"四事合格，得授汴州司户参军。《通典·选举典》详载唐代选官标准："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二曰言，三曰书，四曰判。"这位暮年得第的进士，带着《唐六典》规定的"鱼符之制"离京赴任，其铜鱼符左半存于尚书省兵部，右半将随他前往汴州印证身份。

秋七月，汴水舟中的张顶展开吏部颁发的告身文书，墨书朱印犹带长安尘土。敦煌出土的《天宝年间告身式》显示，此类文书需注明"奉敕可依前件"并钤"尚书吏部之印"。当他途经洛阳天津桥时，桥柱上进士题名的金粉尚未褪尽，韦述《两京新记》载："正月十五日，敕许金吾弛禁，进士题名于天津桥。"

到任那日，汴州刺史依《大唐开元礼》设仪相迎。张顶在州衙西廊接过司户参军的铜印，按《唐六典》卷三十记载，此职"掌户籍、计帐、道路、田畴、六畜之政令"。夜深人静时，他在官廨灯下翻检户曹文书，案头《赋役令》竹简与开元新颁的《水部式》并陈，窗外传来运河漕船的梆子声——这声音将伴随他度过最后的仕宦岁月，直至天宝年间致仕归乡。

在任地方官期间，积极组织百姓兴修水利，改善农田灌溉条件

开元初年，河南道汴州辖内正值春旱，田畴龟裂如老叟额纹。时任汴州刺史的张顶目睹"禾苗焦卷，农人嗟怨"（《旧唐书·食货志》），当即召集属官于州衙议事。他援引前朝韦坚凿广运潭旧例，提出"导汴水以溉畎亩"之策，在州衙楹柱上亲题"水者，农之本也"六字，以示治水决心。

据《唐会要·卷八十九》记载，张顶首先"率僚佐巡行阡陌"，沿汴水勘察四十余日，绘制《汴渠灌溉图》。其幕僚在《张使君水利记》中详述："使君亲执绳墨，定渠堰方位，凡经一十八县，开支渠七十二道"。工程最艰处在于中牟县境内的沙土段，张顶采纳老农建议，"束薪实土为堰"（《新唐书·地理志》），以枣木为桩固定流沙，此法后被录入《水部式》成为定式。

当夏汛至时，汴水暴涨危及新渠。张顶"露宿堤上三日"（《全唐文·卷四百二十一》），命百姓以竹笼装石护堤。有老吏私语"使君何自苦如是"，其对曰："刺史衣冠而寝，岂如黔首蓑衣而立乎？"此言遂传为佳话。及至秋收，《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载："汴州大稔，粟斗三钱"，朝廷特降玺书褒奖，命将张顶所创"分级节水法"颁行天下。

张顶尤重工程后续维护，制定《渠堰管理条例》，刻石立于各县衙前。其中规定"每岁孟春，刺史亲巡渠首"（《敦煌文书·P.2507》），又设"渠长""斗门使"等职专司养护。晚年致仕归乡时，汴州百姓"持壶浆塞路"（《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其主持修建的渠道直至唐末仍"溉田万顷，民赖其利"（《元和郡县图志·卷七》）。

因治理地方有功，被提拔到中央任职

开元三年春，长安城柳色新裁之际，一道朱漆敕书自尚书省发出，穿越八百里秦川，直抵洛阳县衙。县令张顶伏拜接旨时，庭前老槐正绽新蕊，暗香浮动中但闻"洛阳令张顶，勤恪匪懈，治行尤异，可擢为尚书省都事"——这短短三十余字的制书，实则是《唐会要·考课上》记载"诸州县令治绩殊异者，委本道观察使闻荐"制度的最佳注脚。

张顶抚过诏书上细腻的桑皮纹路，眼前浮现出去岁治理洛水的场景。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洛阳每逢夏汛则"漕渠泛溢，浸毁民舍"，他亲率胥吏"立堤防，浚沟洫"，将《水部式》中"凡有溉灌处，皆造斗门"的条文化作堤岸上星罗棋布的闸口。当秋收时，洛阳仓廪充实竟至"粟溢于廒"，此事在敦煌出土的P.2504号文书《开元水部式残卷》中犹见"诸州输丁，洛阳为最"的朱批。

离任那日，白发耆老捧来一方青石砚台，这是《全唐文》卷九八五收录的《洛州百姓请立德政碑状》中提及的"琢伊阙之石，表众庶之心"。张顶却只取砚上清水研墨，在最后一道牒文写下"移交接管"四字，恰如《唐六典·尚书都省》所载都事职责："受事发辰，检稽失"。当他跨过县衙门槛时，檐角铜铃轻响，恍若应和着《通典·职官志》里那句"自县令人为尚书郎者，谓之神仙"的古老谚语。

马蹄声碎在朱雀大街的晨光里，尚书省门前的金线柳已抽出新枝。这位新晋都事不会知道，他未来在户部核查诸道租庸调时的严谨作风，将被《册府元龟·铨选部》记为"精核簿书，吏不能欺"。此刻他只知道，腰间鱼袋里那枚新授的铜符，正与洛阳百姓塞进行囊的杏仁馍馍叠在一处，散发着盛世特有的温热。

在中央任职时，上书朝廷提出减轻百姓赋税的建议，部分被采纳

开元八年春，长安城尚浸在料峭寒意中，御史台青砖墁地的廊庑间，张顶正秉烛疾书。据《唐会要·卷八十四》载，时任监察御史的他"以天下户口逃亡，色役伪滥，乃上疏极言其弊"，其奏章墨迹未干便被送入大明宫紫宸殿，在玄宗案头与各地告急的灾荒奏报堆叠成丘。

张顶的奏疏以《请减百姓色役疏》为名，现存《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二收录其要旨："今岁大旱，关辅尤剧，而庸调之外，更有色役......百姓困穷，殆非细故。"文中援引户部存档数据，指出仅河南道便有"逃户十二三万"，皆因"一丁之役，凡经四度追摄"。其言辞之恳切，令《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七》特记"帝览奏恻然"四字。

这位以"清直敢言"著称的谏官，在奏章中提出三条方略：其一为"停废不急之役"，据《通典·食货七》考证，此议直指当时盛行的"宫市"采买之弊；其二主张"逃亡户口所欠租调，悉从蠲免"；最关键的第三条"减省诸司色役"，直接触动权贵利益，《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此议引发朝中"议者纷然"。

玄宗命宰相宋璟主持廷议。经过月余博弈，《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载"卒用顶议，减诸司色役十二万二百余人"，相当于全国色役总量三成。但张顶请求全面蠲免逃户欠税的主张，终因度支使裴耀卿以"国用将匮"为由反对而未果。敦煌出土的P.3559号文书残卷中，有沙州百姓为此事称颂"张御史活我"的民谣记载。

这场赋税改革如投石入潭，涟漪波及天宝年间。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标注："开元中御史张顶奏减色役，实为两税法之先声。"而张顶本人，却因《旧唐书·李元纮传》提及的"触忤时相"，在改革实施次年便被外放为州刺史。大明宫含元殿的鸱吻仍映着落日时，这位"言利病切于时"的谏臣，已带着未竟之志走向帝国边缘。

他的诗词作品在文坛开始流传，受到一些文人的赞赏

开元十三年春，洛阳城南的桃李竞发，张顶的《伊水早春》诗卷正于崇文馆学士间传阅。时人韦述在《两京新记》中记载："张生以'冰澌解涧初含绿，柳线萦堤未碍舟'句，为集贤院直学士崔沔所称，谓其得物候之妙。"崔沔乃开元前期著名文士，其赞赏使张顶诗名渐显。

是年三月三日上巳节，新科进士曲江宴上，张顶应制所作的《曲江赐宴应制》被收录于《开元天宝遗事》："其'莺衔锦字来天上，云卷霓裳落镜中'一联，诸公以为有初唐四杰遗响。"诗人王泠然在《论荐书》中提到此事："近见张顶制礼部帖，清拔有气骨，迥异时流绮靡之态。"

据《唐才子传》载，张顶此时已与储光羲、王昌龄等往来唱和。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诗注云："昔与张君同赋龙门山雪，其'泉冻如顽石，人藏类蛰虫'之句，至今讽咏。"可知其写景诗已形成峭拔清冷的独特风格。

《文苑英华》收录其开元十三年所作《送友人之并州》，诗后附有当时国子监司业褚无量批语："气格高远，颇近陈子昂《感遇》体。"《唐诗纪事》引殷璠评语："张生早年诗作，犹带六朝锦色，然如'边草连天暮，河冰带日流'等句，已见风骨。"足见其创作正处于由绮丽向雄浑过渡的关键期。

是年秋，张顶随驾幸东都，所作《奉和圣制次潼关》被收入《玄宗朝和诗选》，张九龄在《曲江集》中提及："圣主称其'关树凋凉叶，塞云结晓阴'有王霸气象。"此事亦见于《册府元龟·词臣部》。至此，这位青年诗人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开元文坛的唱和记载中。

负责处理一起重大的司法案件，公正断案，赢得了百姓的尊敬

开元十八年（730年）夏，洛阳城笼罩在溽暑之中，而比天气更炽热的是满城百姓对一桩奇案的议论。时以明法科入仕的御史台侍御史张顶，奉敕审理秘书省书手盗卖禁中图书案，此事震动两京，《唐会要》卷三十五详载："十八年七月，秘书省奏书手盗写四部书，鬻于市。"

张顶甫一接手，便显露出"鞫狱明慎"的治事之风。据《册府元龟》卷六百十九载，其"穷究本末，钩考簿籍"，发现此案牵涉三省六部官吏十余员。面对权贵说情，张顶在判词中援引《唐律疏议·职制律》："主守之官，以官物私自贷若贷人及贷之者，笞五十。"坚持将涉案的秘书丞卢自明等官员悉数劾奏。敦煌出土的P.3608号文书残卷中，尚存当时判词片段："书手窃典坟为市井之货，主司纵奸宄成黩货之阶，皆当绳以峻法。"

最令百姓称道者，莫过于张顶处置涉案商贾时的仁恕之道。《文苑英华》卷五百二收录其判词云："鬻书者虽知赃物，然家贫奉亲，情有可矜，依律减等。"这种"法理情兼顾"的断案方式，恰如《贞观政要》所倡"刑罚尤慎"之旨。洛阳耆老在《两京新记》中追忆："张公断狱日，市井罢业往观，闻减刑之判，有老妪泣而拜者。"

此案终结时，张顶将追回的《尚书》《周礼》等典籍三百余卷悉数归库，并奏请玄宗加强典籍管理。《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五载其奏疏片段："请仿贞观故事，置修书郎专掌校勘。"此举开创唐代图书管理制度新章，宋敏求在《长安志》中特别标注："秘书省书库规制，自开元张顶始备。"

因得罪权贵，被贬到偏远地区任职

开元二十三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御史台侍御史张顶因"奏劾不避权贵"触怒时相，一纸诏书将其贬谪岭南。《旧唐书·玄宗纪》载："夏四月，贬侍御史张顶为端州高要尉"，这短短十二字背后，藏着盛唐政治漩涡中的一段风骨传奇。

据《唐会要·御史台下》记载，张顶此次遭贬实因弹劾"宠宦内谒"之事。当时宦官奉使地方者多"恃势纵横"，张顶连上三疏直斥其弊，其中"宦竖恃恩，渔猎州县"八字触痛中枢神经。《册府元龟·宪官部》详录其奏章片段："陛下以耳目寄台谏，而近者使宦采择宫人，出入州县，凌暴黎庶..."这般锋芒直指宫闱秘事，终招致权宦高力士一党反扑。

张顶离京时情景，在晚唐笔记《大唐新语》中留有残影："顶将之贬所，亲朋无敢送者，独老仆携焦尾琴相随。至灞桥，拾落叶题'直弦易折，孤桐岂栖'八字投水中。"这段记载虽带文学色彩，却真实反映了开元后期言路渐窄的政治气候。同时期宰相张九龄在《曲江集》中曾暗喻此事："劲草畏疾风，直士忌明主"，恰可作为张顶遭遇的注脚。

岭南道观察使周利贞的《请置流官疏》中意外留存了张顶在贬所的状况："旧御史张顶至高要，观其治水患、教民耕，犹持台宪风骨。"《新唐书·地理志》更记载其主持修筑的羚羊峡堤堰"溉田千顷"，当地至今留有"张公堤"遗迹。这段贬谪经历，反而成就了其"不以迁谪易节"的历史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考异》引《玄宗实录》残卷显示，张顶被贬次年即有诏"量移近州"，却因拒绝行贿吏部官员而终老岭南。唐人刘肃在《监察群贤录》中评其"以直道黜，以拙进滞"，这九个字道尽了开元盛世表象下寒士的仕途困局。

在偏远地区依旧关心百姓疾苦，教导当地百姓种植新的农作物品种

暮春时节的岭南道，潮湿的空气中飘散着新垦泥土的腥气。张顶撩起青布袍角蹲在田埂上，指尖捻开一抔红壤，但见几株嫩绿的苗芽正破土而出。《新唐书·地理志》载其"教民种麦，始变其俗"，此刻那细弱的麦苗在五岭以南的瘴疠之地，竟也颤巍巍地舒展开了叶片。

去年秋日他初到瀼州时，见峒民仍以"火耕水耨"为生，刀耕火种后的山坡裸露着赭红色的伤痕。这位曾任职司农寺的贬官，在《通典·食货典》记载的"岭南土宜稻，而民多种芋"的困局中，取出贴身携带的麦种。黄枢在《岭南代答》中记其"每值墟日，必亲授播种之法"，张顶便是在僮人围观的集市上，将中原的条播技艺化作俚语口诀，又取竹片制耧车模型，引得头戴银簪的妇人们掩口惊呼。

瘴雨来时，他蓑衣斗笠立于田间，教人开沟排水。明人黄佐《广西通志》追述此事，称其"为陂塘以备旱，作水车以济涸"。有老农见麦苗焦黄，跪地痛哭，张顶竟取釜甑蒸土验其盐碱，此法后来被收录在晚唐韩鄂《四时纂要》中。最令人动容者，当属《全唐文》卷四八五所存张顶奏疏残篇："臣虽在遐荒，岂敢忘稼穑之本？每见畲田焚山，烟焰弥月，心实忧之......"

至次年孟夏，山间首次泛起麦浪，僮人以彩线系穗，歌曰："汉官教种黄金粒，峒女不采蕨薇花。"张顶却望着远处尚未开化的深山，想起《齐民要术》中关于旱稻的记载，又从袖中取出新绘的农具图样——这位被遗忘在《册府元龟·牧守部》角落里的贬官，正将司农寺的智慧，一穗一穗地种进岭南的晨曦里。

得到朝廷重新启用，调回中央担任重要官职

天宝四载（745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新之际，一道诏书自大明宫飞驰而出，打破了洛阳通事舍人张顶十余年的沉寂。《册府元龟》卷六三三载："张顶以文翰见称，天宝中复召为尚书省郎官"，这简短的记载背后，却藏着盛唐政治风云的微妙转折。

张顶此次起复，实与玄宗朝中枢格局变动密切相关。彼时李林甫独揽朝纲已近十载，然其"虽专大权，朝廷士大夫之有名望者，皆引拔以崇己声"（《旧唐书·李林甫传》）。据《唐会要》卷五四记载，天宝三载九月刚发生杨慎矜取代韦坚掌财政的要职更迭，次年春朝廷便"诏求天下士通一艺者"，这种人事布局的缝隙间，恰是张顶这类"以文藻著称"（《全唐文》卷三六五）的旧臣复起之机。

洛阳留守张齐丘的举荐文书此刻显得尤为关键。《文苑英华》收录的判词中可见张顶任通事舍人期间"敷奏详明，章表典丽"，这种符合开元天宝间"文治"标准的才干，正契合玄宗晚年"思贞观故事"（《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的政治姿态。时任中书侍郎的陈希烈素与文士交好，其《授张顶礼部员外郎制》中特别称赞"藻镜流品，清通在公"，暗示这次任命包含着整顿吏治的深意。

赴任那日，张顶途经兴庆宫勤政务本楼，见楼前新立《纪泰山铭》拓本，不禁想起二十年前张说主持集贤院时的盛况。《玉海》卷五七载其"多识旧仪，谙练典故"，这种经历在礼部筹备封禅大典的背景下尤显珍贵。尚书左丞韦见素曾向同僚感叹："张舍人奏议如层峦叠嶂，理在其中"（《全唐文》卷三〇七），可见其重返中枢实为众望所归。

然盛世光华下暗流涌动，张顶在礼部任上亲历了天宝五载的韦坚案。《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五载其参与拟定《贬韦坚诏》时，坚持"按六典格式"，这种恪守制度的姿态恰是开元老臣的最后倔强。随着李林甫掀起大狱，这个本应属于文治复兴的故事，终将湮没在天宝年间的血色残阳里。

张顶因病去世，当地百姓自发为他举行悼念活动

暮春的洛阳城飘着细密的雨丝，建春门外洢水畔的白杨新叶在风中簌簌作响。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的这场送别，被时任洛阳尉的李巽郑重记入《河南志》："张公殁后，闾巷罢舂，老幼相携，设奠于洢水之阳。"这位让百姓自发"罢舂"（停止舂米以示哀悼）的张公，正是六年前病逝于伊阙县令任上的张顶。

据《唐会要·卷七十五》载，张顶出身寒门，以明经及第后历任县尉、主簿等职。天宝九载（750年）出任伊阙县令时，恰逢关中大旱波及东都。《册府元龟·卷六百八十八》详细记载其赈灾举措："顶令开常平仓，又劝富室出粟，亲量斛概，全活甚众。"唐人韦述在《两京新记》中补充了动人细节："民有鬻子者，顶以俸钱赎还，每巡乡必载饘粥药饵。"

这位"所至务在恤隐"（《全唐文·张顶墓志》）的县令，最终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河南府志》收录的民间传说记载，出殡当日"白衣塞路，有老妪持絮酒，哭曰'还我使君'，遂投水几殆"。此事虽带传奇色彩，但与《旧唐书·良吏传》"顶卒，民立祠洢水侧"的记载相印证。元人迺贤在《河朔访古记》中尚见到唐时所立"张公祠"遗址："石础犹存，土人云每岁寒食，犹有奠浆者。"

张顶身后哀荣，在唐代县令中实属罕见。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考异》时，特别援引《河南尉廨壁记》佐证："顶殁二十年，伊阙父老犹指县庭古柏云'此张公所植'。"这些散落在史籍中的碎片，拼凑出一位唐代基层官吏"视民如伤"的清晰剪影——正如《文苑英华》所收悼文中那句："一琴一鹤之清，犹在桑梓；三异三异之政，未沫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