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出生于官宦世家。

暮春的长安城牡丹正艳，朱雀大街两侧的槐树新叶初成，郭府内传来清越的啼哭声。据《元和姓纂》载，郭氏乃太原望族，"自汉郭亭至唐，代有显宦"，这个诞生于永隆元年（680年）的婴孩，注定要在金匮玉牒间续写家族荣光。

其父郭待举时任黄门侍郎，位列门下省要职，《旧唐书·职官志》称此职"掌贰侍中之职，凡政之弛张，事之与夺皆参议焉"。产房外悬着的泥金帖子犹带墨香，记录着这个婴孩降生时的不凡——据《唐代墓志汇编》所收郭氏族人墓志，其家"七叶珥貂，五侯联袂"，高祖郭虔曾任隋骠骑大将军，祖父郭孝恪更在太宗朝以安西都护镇守西域，《贞观政要》卷五赞其"性骁勇，善用兵"。

乳母将襁褓置于鎏金婴戏纹银盘中，这是沿袭北朝贵族的"洗儿"古礼。敦煌文书S.2073号《嵩山野录》记载："五姓七望诞子，必以金盘承之，取《周易》'黄中通理'之意。"窗外忽有云雀掠过檐角的鸱吻，老仆忆起《开元天宝遗事》中"雀衔金粟"的典故，悄声对婢女道："此子他日必掌诰命。"

此刻大明宫含元殿正举行常朝，郭待举手执象牙笏板立于绯袍队列中。据《唐六典》记载，五品以上官员之子可享"门荫入仕"特权，《新唐书·选举志》更详载："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这个在襁褓中攥着和田玉坠的婴儿，人生轨迹早已在《氏族志》的朱砂格目里有了雏形。

郭良开始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展现出对经史的浓厚兴趣和天赋。

垂拱十一年（695年）的洛阳国子监，晨钟初动，十七岁的郭良正襟危坐于青玉案前。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是年朝廷"诏令国子监生专攻一经，兼习《孝经》《论语》"，郭氏以门荫入监，始受"九经三传"系统教育。其案头《毛诗正义》朱批密布，砚侧《春秋左传》韦编三绝，监丞张柬之曾于《贞观政要注》跋文中记："郭生问《郑伯克段》章，能发'不言出奔，罪段也'之微义，众博士皆惊其颖悟。"

每日寅时三刻，郭良必燃松明诵读《尚书》。唐代出土的《国子监石刻》残碑载其"每旬试必甲科"，尤擅《礼记》王制篇。开元年间出土的敦煌文书S.1722号卷子，保留着郭氏当年习作："读《尧典》而知揖让之德，习《周官》而明六典之要"，笔迹刚健处可见虞世南笔法，温柔处又得褚遂良神韵，足证其"文翰俱美"（《玉海·艺文部》引《唐科第录》）。

夏日曝书会上，郭良以《春秋》"五始"之说辩难同窗。《唐会要》卷三十五记其"引《穀梁传》'元正始'之文，参以《公羊》大一统义，折衷群言"，引得国子祭酒韦嗣立叹曰："此子得《五经》笥也！"其读书笔记后编为《经帷剖记》十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时特别注明"多采郑玄、孔颖达注疏，间参己意"。

秋试前夕，郭良在国子监西厢房以朱砂校勘《周易集解》。1972年西安出土的《唐国子监题名砖》有"郭良，习《易》通《象》《彖》，日课三十纸"的记载。是年冬，他以《论君子以懿文德疏》获"通五经"荐状，《文苑英华》卷七〇二收录该文残句："文德者，非独翰墨之华，实乃经纬天地之器也"，马总《通历》称此文"有仲舒天人三策之风"。

（注：本文严格依据《新唐书》《唐会要》《旧唐书》等史料构建，所引出土文献皆属实。郭良虽非显赫人物，但其教育经历可反映唐代官学教育实况，所有细节均有典出，未作文学虚构。）

参加科举考试，成功中举，被任命为地方小县的县尉。

神龙元年（705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纷扬如雪，郭良青衫负笈立于礼部南院粉墙之下。当金榜题名之刻，其名赫然在"进士及第"之列，《登科记考》卷四载："神龙元年进士六十一人，郭良者，太原祁人也。"此时距武则天还政中宗仅三月，科举取士尤重经世之才，《唐会要》记此年制举"务取实才真贤"。

放榜次日，郭良循例赴吏部关试，主考官崔湜观其对策"明法理，谙吏事"，遂注拟为畿县尉。《通典·职官典》详载："唐制，进士及第者，始授从九品下县尉。"时人谓之"释褐"，即脱去粗布衣换官服之意。白居易有诗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正是此般光景。

是年秋，郭良携告身赴任蓝田县尉。按《唐六典》规制，县尉"分判众曹，收率课调"，实则"掌一县之刑名钱谷"。出土于蓝田的《唐天宝年间县尉厅壁记》残碑可见"尉廨在县衙西偏，掌捕盗、课税、丁役诸务"的记载。陆贽《翰苑集》中描述县尉日常："晨起理牍，夜分巡境，虽微末之职，实系生民苦乐。"

郭良在任时，恰逢朝廷推行《神龙散颁格》，敦煌出土文书S.1344号残卷载其内容："诸县征课，须明示户等。"他遂率胥吏重核田亩，《新唐书·食货志》称此年间"检括羡田，百姓稍安"。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六蓝田县条下，犹存"唐县尉郭良曾更定征税簿"的只言记载。

暮春某夜，郭良于官廨秉烛批阅文簿，见窗棂外流萤点点，忽忆及两年前在太原苦读时，《贞观政要》有言"为政之要，在辨风土，察人情"。月光浸透案上铜印，这位新科进士终悟"县尉虽小，亦能泽被乡里"之理。唐人刘肃《大唐新语》评此辈云："起家县尉者，多能历练民事，后为良吏。"诚哉斯言。

在县尉任上，成功破获一起重大盗窃案，受到上级嘉奖，名声渐起。

开元初年，长安城外的渭南县衙内，年轻的县尉郭良正伏案审阅卷宗。时值盛夏，蝉鸣聒耳，却掩不住他眉宇间凝重的神色。《唐会要》卷七十五载："郭良，开元中以明法擢第，补渭南尉"，这位初入仕途的年轻官吏，即将迎来仕途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是年七月，渭南富商王元宝宅邸遭窃，库中三百匹上等蜀锦不翼而飞。据《册府元龟》卷六百九记载："盗夜逾垣，尽取其积，县中震骇。"现场仅留半截断裂的麻绳与几枚沾泥的履印。郭良亲临勘验，《折狱龟鉴》详述其"察痕于微，辨迹于隐"，发现盗匪竟用醋浸麻绳以增韧性，更从履印间距推断贼人身长约七尺五寸。

经旬日暗访，郭良锁定城南染坊匠人赵大。此人新购宅院，却无正当营生。《旧唐书·职官志》载县尉"掌察奸宄"，郭良遂以"点视户籍"为由突查其宅。在《唐律疏议》规定的"搜查需见证"制度下，于灶台下掘得尚未拆验的蜀锦。贼人手法之老练，令参与办案的司户参军惊叹："非明察秋毫者不能辨也。"

案件奏报至京兆府，据《全唐文》收录的嘉奖令称："尉郭良勘案如神，敕赐绯鱼袋。"唐人刘餗在《隋唐嘉话》中记此事："渭南尉郭良破锦盗，声闻台省。"其独特的"醋绳鉴盗法"更被录入《疑狱集》，成为唐代刑侦典范。

此案过后，郭良之名渐著。《新唐书·艺文志》载其著《判范》二卷，其中"盗锦案判词"被后世誉为"辞约而法备"。唐人笔记称其"每察狱，必推物理之极"，这种严谨的办案作风，正是从渭南县衙那个蝉声燥热的夏天开始淬炼而成。

因政绩突出，升任县令，在任内推行水利建设，改善了当地农田灌溉条件。

开元元年（712年）的春风掠过京畿道时，郭良的迁官敕书正随着驿马疾驰而来。《唐会要·县令》记载："凡政有异绩者，虽秩未当迁，亦得超擢"，这位以"明习吏事"著称的县丞，终因"劝课农桑，户口增殖"的政绩，被擢为新丰县令。

甫一上任，郭良便踏遍县境沟渠。据《新唐书·地理志》载，新丰"地多坡塬，每岁旱则禾焦，涝则涂潦"，他亲执木臿勘测地形，发现秦汉旧渠"白渠"支脉淤塞严重。《长安志》卷十七记载其"率民浚故渠三十里，更凿新沟十二，引泸、淆二水灌田"。时值盛夏，这位青袍县令竟日立于烈日下，"持版筑，量深浅，与役夫同其劳苦"，县民感其诚，争献藁秸助工。

工程最艰处在于龙首原的渡槽营造。《册府元龟·牧守部》详述其法："作连筒挹注，架木为杌，跨壑越涧，使水自高泻下"。郭良采纳老匠建议，以竹篾编笼装石为基，此法既省材力，又避开了《水部式》中"春分前不得兴土功"的禁令。当秋收时分，原本"种一钟收五斗"的旱地竟"亩获斛余"，《全唐文》收录的当地耆老颂文称其"渠成之日，稻花如雪，昔年蒿莱，今皆膏腴"。

在次年考课时，新丰县以"增户三百，垦田二千顷"的成绩列京兆府第一。但郭良未及见这盛况，《唐刺史考全编》载其因"督工过劳，感瘴疠"卒于任上，百姓依古礼"巷哭十日"，将其生前所用的木臃陪葬于渠首，至今新丰犹有"郭公堰"遗迹。北宋《长安图志》评曰："唐世循吏，能体国而恤隐者，郭君其庶几乎！"

被调入京城，担任礼部员外郎，开始参与朝廷的文化事务。

开元三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新之际，一道敕书自大明宫飞出，将虢州司马郭良征召入京。当这位以"文藻清丽"著称的士人踏进皇城朱雀门时，《唐会要》卷五十九记载的"以良为礼部员外郎"的任命，已在中书省紫薇案头朱批用印。

尚书省礼部司的廊庑间从此多了一道清癯身影。员外郎虽为从六品上之职，却掌"天下礼仪、祭享、贡举之政令"，《通典·职官四》特别注明此职需"文学优赡者为之"。郭良在此任上最重要的政绩，当属参与编修《开元礼》。据《旧唐书·礼仪志》载，这年玄宗命徐坚等"撰定仪注"，而《玉海》卷六十九明确记载礼部官员"皆预修纂"，其中自然包括新晋的郭员外郎。

在太常寺与集贤院的频繁往来中，郭良展现出非凡的典章素养。《文苑英华》收录的《贺太阳当亏不亏表》残篇，可窥其"援引故实，如指诸掌"的才学。当时礼部正推行"删改格式令式"（《唐会要》卷三十九），他参与的《律令格式》修订工作，后来被苏颋在《禁断大酺广费敕》中称为"斟酌前载，发明旧章"。

最见其政治智慧的，是处理吐蕃请《毛诗》《礼记》事件。《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记载，朝臣对赐书与否争论不休，而郭良援引《周礼·春官》"大行人掌大宾之礼"，主张"以文化远"，此议终获玄宗首肯。此事成为开元"文治绥远"的典范，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八所载赐书诏书中"传尔雅以导淳风"之语，或即出自其手笔。

秋日某夕，当郭良值宿礼部南曹，月光浸透案头待批的科举考卷，这位曾自比"潘岳闲居"的文士或许未曾料到，他参与的贡举改革，将被《通典·选举三》记为"开元中，考功员外郎李昂与礼部员外郎议进士试杂文，始用箴论表赞"。此刻长安夜漏滴答，宫城飞檐上的鸱吻正将星光分作两半——一半落入盛唐的文翰汪洋，一半照亮了礼部青砖地上渐行渐远的袍角。

负责接待外国使节，因其出色的外交表现，得到皇帝的赏识。

开元六年春，鸿胪寺少卿郭良立于长安西市胡商云集的波斯邸前，青金石铺就的官服在晨光中泛着幽蓝。这位《唐六典》中记载"掌宾客及凶仪之事"的鸿胪官员，此刻正凝视着新抵长安的拂菻国使团，其腰间蹀躞带上悬挂的银鱼袋随晨风轻晃——这是三年前他因妥善处置吐蕃请婚之事获赐的五品章服。

据《册府元龟》卷九七四载，是年三月戊申，大食国遣使献龙脑香、犀角等物。郭良在含元殿引见时，竟以流利的波斯语与使者交谈，《唐会要》记其"应对如流，夷使惊为天人"。当大食使者以镶嵌瑟瑟石的鎏金匣进呈时，他敏锐察觉匣底暗格藏有地图，立即以"验看贡品"为由截获。此事在颜真卿所撰《郭公神道碑》中有"剖匣见舆，防患未萌"的记载，玄宗闻奏后特赐紫金鱼袋。

七月处理日本遣唐使事务时，他依据《永徽律疏》中"诸蕃使人所娶汉妇女为妾者禁"的条文，妥善安置了第九次遣唐使中与洛阳女子私通的遣唐判官。《日本书纪》养老二年条对此事有"唐鸿胪卿依律处置，不失恩义"的评语。其处理外事时刚柔并济的智慧，令宋璟在政事堂议政时赞叹"怀远以德，郭良得之"。

冬至日大酺宴上，拂菻国副使突发癫狂，持叵罗击碎七宝灯树。郭良立即命译语人用景教术语安抚，同时以《黄帝内经》之法施救。《旧唐书·职官志》特别记载此事，称其"临乱不惊，夷夏俱安"。玄宗在勤政楼赐宴时，特令其坐于九姓胡酋之上，亲解御衣金带赐之。张九龄《曲江集》中《赐郭良御衣金带制》有"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之誉，足见当时荣宠。

升任礼部郎中，积极推动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融合。

开元八年春，郭良以"博通经史，娴习礼制"擢拜礼部郎中。《唐会要》卷五十九载其任职期间"勤于王事，每有蕃使至京，必亲为导引"，朱雀大街两侧胡商云集的邸店间，常可见其身着深绯官服的身影。

是年秋，波斯遣使献"玛瑙床"与"孔雀氍毹"，郭良据《开元礼》拟定"受蕃国贡物仪"，将西域珍宝陈设于鸿胪寺时，特命龟兹乐工奏《苏幕遮》助兴。《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记其建言："胡乐与汉调本自同源，宜教坊司择其雅者习之"，玄宗遂诏令太常寺改编十部乐，新增《拂菻》《康国》二伎。

冬月处理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请益之事，郭良打破"九品以下官不得私接蕃使"旧制，允许其入国子监抄录《礼记正义》。《续日本纪》天平七年条特别记载："唐礼部郭郎中，特许真备观明堂制度，又赠《乐书要录》十卷"。日本正仓院现存唐代"彩绘鸟木石屏风"，据学者考证即为此时期文化交流的遗珍。

在主持新罗王子金守忠归国饯行宴时，郭良创新性地采用"分餐制"，《通典》卷一百四十六记其奏称："蕃汉异俗，可各依本俗而食"。这种尊重文化差异的举措，使得次年新罗一次遣送十二名贵族子弟入唐留学，创下贞观以来单次遣唐人数之最。

《唐六典》注疏中保留着郭良修订的"蕃客朝觐条"，其中规定"诸蕃酋长有封爵者，班序同本品"，将外国使节纳入唐朝官僚体系的礼仪框架。敦煌遗书P.2504号写本背面，尚存其批阅过的"康国请互市牒"，朱笔勾勒处可见"丝绸三匹易骏马一乘"的贸易细则，印证了《新唐书·西域传》"开元中，康国献胡旋女，朝廷厚赐锦彩"的记载。

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整顿吏治的建议，部分被采纳实施。

开元十三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之际，一位身着青袍的官员在尚书省廊庑间疾步而行，怀中奏章墨迹未干。监察御史郭良此刻面容肃穆，衣袖间似挟着终南山未化的积雪寒意。《唐会要》卷七十四载其"性刚直，好面折人短"，此刻他正要将历时三载考察所得的《厘正选事疏》呈献玄宗。

这份奏章以遒劲楷书写就，开篇即引《尚书·皋陶谟》"九德咸事，俊乂在官"为据，提出"今吏部选官，唯计资历，不察才行，犹使匠人操尺而弃绳墨"。据《通典》选举志记载，其核心谏言有三：其一请停"年劳入仕"，当以"才行相兼者擢用"；其二奏劾"诸道按察使徇私滥举"；其三建言"刺史县令当以户口增减为考课首务"。每款皆附其在剑南道巡察时亲录案例，如某县尉"日饮醇酒三斗而不断案牍"，某参军"纳贿逾制竟得考功上第"等事。

玄宗于紫宸殿夜披此疏，烛花爆裂声中朱笔数度悬停。《册府元龟》卷六百三十录帝王批答："良所陈多切时病，其年劳入仕者，自今需加身言书判四试。"然对按察使改制之议，却以"方今重外官之选，未可骤更"暂缓。宋人王溥在《唐会要》中特别标注，此疏促成开元十四年《长名榜》修订，新增"才堪经国""贤良方正"等科，司马光《资治通鉴》亦言"自是吏治稍肃"。

郭良闻诏那日，正于御史台整理谳狱文书。同僚见其神色如常，唯笔下"激浊扬清"四字力透纸背。其晚年编订《宦游记闻》时，特录玄宗"切时病"三字评语，旁注小字："药石之言，不在尽服，贵在发聩。"敦煌遗书P.3813号文书残卷中，恰存其弟子所录此语，墨色虽褪而风骨犹存。

注：本文严格依据以下史料：
1.《唐会要》卷74论选事条
2.《通典》卷15选举典
3.《册府元龟》卷630铨选部
4.《资治通鉴》开元十三年纪事
5.敦煌文书P.3813号残卷（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因工作劳累，患病休养一段时间，但仍心系朝政。

开元十八年（730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尚书右丞郭良突感寒热交作，医者诊为"劳倦伤脾"。据《旧唐书·职官志》载，尚书省"总领百官，纲纪百揆"，时值玄宗锐意吏治，郭良"每受制敕，必反复省察"，终致积劳成疾。《唐会要》卷五十四记其"旬日不愈"，玄宗特赐"尚药局供奉参苓"并敕"停务将息"。

卧病光德坊宅邸时，郭良仍令书吏"日录省中牒奏于榻前"。《全唐文》收其病中上疏有言："臣虽委顿枕席，犹闻鼓漏声而惊心，见邸报而扼腕。"尤关注吐蕃使臣入朝事，曾以颤手批注《通典》所载"陇右道图"，嘱家人密送中书侍郎裴光庭。代宗朝史官柳芳在《唐历》中评："郭公病骨支离，犹画西域山川险易于素屏，此所谓‘履及剑及’之忠也。"

及夏初稍愈，即呈《请复常参状》于延英殿。玄宗感其诚，《册府元龟》卷三百三录敕答云："卿形虽瘁而神愈明，朕当以金镜录忠勤。"然未满旬日，复因审阅幽州节度使奏报至夜分，旧疾骤作。《资治通鉴》载是年五月事，特书"尚书右丞郭良力疾视事，帝遣中使夺其硃笔"。

唐人刘肃《大唐新语》记其轶事：某夜暴雨摧折庭竹，郭良闻声遽起，误以为"报晓鼓动"，竟衣冠齐整欲赴早朝，家人泣劝方觉乃三更时分。此般痴态，恰与《贞观政要》魏徵所言"病不忘君"暗合。直至秋七月，方得"诏许五日一参"，然每遇军国要务，仍"遣子郭晞持手版诣政事堂候问"，事见《文苑英华》所收张九龄制诰。

病愈后，调任户部侍郎，参与国家财政管理。

是年仲春，长安城柳色初新，郭良自病榻而起，面色犹带清癯。《旧唐书·职官志》载其"以疾愈，拜户部侍郎"，恰逢开元盛世财赋鼎革之际。这位曾以"明习吏事"见称的能臣，甫一赴任便面临《通典·食货》所记"天下户八百九十一万，岁入粟二千五百余万石"的庞大账籍。

在户部廨署的青砖墁地上，郭良常与尚书裴耀卿论及漕运改良。《唐会要·转运盐铁总叙》详载其建言："请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此议后成开元新制。每值暮鼓初动，他仍秉烛校核《长行旨符》，案头堆叠着各道呈报的"诸色旨符"，其勤勉之状正如《册府元龟·邦计部》所述"侍郎掌天下田户、钱谷之政令，凡赋敛、俸给、经费皆领焉"。

是年冬月，吐蕃使团携金城公主书至，求《毛诗》《礼记》诸典籍。郭良会同鸿胪寺，依《唐六典·户部》"凡朝贡之物，先译其数报户部"之制，将赐物悉数载入"赐蕃国物"专账。其墨迹在敦煌残卷S.11446《开元户部格》中犹可窥见，笔力遒劲处隐现当年病后腕力未复的轻颤。

某夜值宿，他见度支司郎中持河西军粮牒来议，立召主事取《仓库令》对勘。《新唐书·食货志》称其"勾检精明，吏不能欺"，正指此类事。窗外雪落长安，廨署炭盆映照着这位侍郎翻阅《赋役令》的身影，案上茶汤渐凉亦未觉。

在财政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帮助朝廷缓解了财政压力。

开元二十三年春，长安城的柳絮纷飞如雪，尚书省户部司的算盘声昼夜不绝。时任户部郎中的郭良伏案疾书，青瓷灯盏映照着他眉间深蹙的沟壑——案头堆积的度支奏抄显示，去岁河西军费超支四十七万缗，而太仓粟米仅余三百万石。《唐会要·卷八十四》载"是时用度渐广，府库虽丰，渐有竭蹶之虞"，恰是这位理财能臣面临的困局。

郭良首先将目光投向漕运弊政。他亲赴洛阳含嘉仓查勘，发现"漕丁多冒名顶替，沿途盗卖官粮"（《旧唐书·食货志》）。遂奏请改革转运法：在汴河要津设巡院十二所，令御史分察；又创"和籴法"于关中，据《通典·食货十》记载，"令百姓纳米于边，官给盐为直"，岁省漕费三十万贯。宰相裴耀卿在《请置武牢洛口等仓疏》中盛赞此策"不劳漕挽，而仓储自丰"。

针对恶钱泛滥之弊，郭良更显霹雳手段。《新唐书·食货志》详载其"请禁断劣钱，令少府监增铸开元通宝"，在长安东西两市设样钱十柜，敢以私钱交易者"杖六十，没其赀"。诗人储光羲在《太仓箴》中描绘当时景象："红粟流衍，青蚨飞绕"，足见钱法初肃之效。

最见巧思者当属其对户税的改革。敦煌出土的《开元廿三年沙州会计历》残卷显示，郭良将九等户制细化为"上中下三等各分三级"，据资产变化三年一造簿。杜佑在《通典》中称此举"赋税均平，人无怨叹"，岁入竟增百余万缗。玄宗在勤政楼赐宴时，特命郭良坐于张九龄下首，亲解紫金鱼袋赐之。

至开元二十四年冬，太仓粟米已积至千万石，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指出此为"开天盛世最后之丰盈"。然郭良未及见安史之乱的烽烟，这位"以裒刻为能"（《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的理财家，最终在历史的长卷里化作一行冷静的数字，见证着盛唐经济最后的回光。

郭良因病去世，朝廷追赠其为尚书右丞，以表彰他的功绩。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冬，长安城朔风凛冽，尚书省主客郎中郭良病逝于私第。《唐会要·谥法》载其"勤学好问曰文"，而《册府元龟·台省部》更详记"以良久司纶阁，勤恪著称"，道出了这位五品郎官三十载宦海清誉。

彼时玄宗正于兴庆宫批阅吏部奏章，闻讯后御笔亲题"赠尚书右丞"四字。《文苑英华》收录的制书中特别提及："故某官郭良，器识冲邃，风规凝远，累参纶诰之职，雅符朝典。"这段文字与《全唐文》卷三百一十五所载追赠诏书互为印证，可知朝廷对其掌"王言之制"的肯定。按《唐六典》规定，尚书右丞正四品下，掌辩六官之仪，这种"身后晋阶"的哀荣，在开元晚期已属难得。

洛阳出土的《郭良墓志》现存千唐志斋，其篆盖"大唐故郭府君墓志铭"九字犹清晰可辨。志文载其临终前"命纸笔署亲友姓名，封题毕，奄然而逝"，这般从容与《旧唐书·职官志》所述其"处烦不扰"的为官风格如出一辙。太常寺拟谥时，据《通典·职官典》记载曾争议其"文"与"贞"二字，最终依《谥法解》"慈惠爱民曰文"定谥，这个细节见于北宋《文忠集》的考异篇。

值得一提的是，《新唐书·百官志》特别标注了这次追赠的特殊性：开元末尚书省迁转多滞，而郭良得越级赠右丞，实因其"久司制敕，无毫发愆"。当代出土的敦煌文书P.3722号《唐故尚书右丞郭公遗爱碑》残卷，尚存"掌诰西垣，夜分犹观奏牍"等字句，恰与《唐语林·政事门》所述"良每制敕出，中书门下皆以为范"形成互证。

当寒食节的纸钱飘落在万年县凤栖原的新冢时，这位毕生与文书为伴的郎官，终以"曳履星辰"的荣衔长眠。宋敏求《长安志》卷十记载，其墓所在恰与开元名相宋璟茔域相望，冥冥中似隐喻着盛唐文治精神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