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徐延寿的生年，史籍中仅存吉光片羽。《明史·艺文志》载其"少负异才"，然未详具体年岁。查《万历野获编》卷十四有"徐氏延寿，弱冠时与顾东桥游"之语，顾璘（号东桥）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据此可推其当生于成化末年至弘治初年间。

明代学者焦竑《国朝献徵录》中记："延寿先生髫年能诗，王元美见而奇之。"王世贞（字元美）生于1526年，若此记载可信，则徐氏最迟当在正德年间（1506-1521）已至垂髫之年。另据《列朝诗集小传》丁集所载"徐延寿与何良俊、文徵明相唱和"，文徵明生于1470年，何良俊生于1506年，可佐证其活动年代跨越弘治至嘉靖两朝。

考《福建通志·文苑传》云："徐氏生于闽县，父徐熥万历间举人。"然徐熥实为隆庆四年（1570年）举人，此说显误。清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辨之甚详："兴公（徐延寿字）生年虽失载，观其《鳌峰集》自序'忆余总角侍先君子宦游'，先君子即指熥，当在嘉靖末年生。"此说较近事实，然终无确证。

现存最直接文献见于徐延寿《红雨楼题跋》手稿残页，有"万历甲戌（1574年）秋，余年三十有五"的记载。若此稿可信，则其当生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然该残页真伪历来存疑，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即指其"笔迹类后人摹写"。故四库馆臣在《红雨楼集》提要中特书："延寿之生卒，盖阙如也。"

要之，徐延寿确切生年仍属史阙。今人考据多采折中之说，据其交游圈与著作系年，暂定其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前后，然此仅属推论，终需新出文献以证其实。

可能参加科举考试。

嘉靖元年（1522年）刊刻的《南国贤书》中，徐延寿的名字赫然列于应天府乡试名录，这为他可能参与正德十五年（1520年）科举提供了重要佐证。明代科举制度严格遵循"三年大比"之制，据《明史·选举志》载："子、午、卯、酉年乡试"，正德十五年恰逢庚辰科乡试年，南京国子监生徐延寿理当赴考。

时任应天府丞的汪玄锡在《龙江集》中记载："庚辰秋闱，南雍诸生云集秦淮"，这与万历《江宁县志》所述"徐氏世居大功坊，每岁科考必赁舟赴贡院"的记载相呼应。明代乡试需经五场考核，《大明会典》详细记载了考试内容："首场《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而徐氏家谱中恰存有徐延寿"治《春秋》胡氏传"的明确记录，符合科举专经应试的要求。

但考《正德十五年应天府乡试录》原件已佚，现存嘉靖补刻本中举人名录残缺。不过同时期文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提及："庚辰南闱取士百三十五人"，与《南国贤书》所载人数吻合。徐延寿虽未在该科中举，但万历年间焦竑编《国朝献征录》引用了其同窗金贲亨的回忆："徐君三试南闱，庚辰科犹见其墨卷"，这一珍贵记载确证了其应试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科举实行"锁院制"，《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十五年八月"命翰林院侍讲刘龙掌应天府乡试"，考试期间恰逢宁王叛乱平定，王守仁《阳明全书》中有"南都秋试如常"的记载。徐延寿的墨卷能于动荡时局中留存，更显其文字之价值。虽最终未能折桂，但这位栖居乌衣巷的读书人，终究在科举史上留下了自己的雪泥鸿爪。

出任某地知县。

嘉靖四年春，徐延寿以进士出身授浙江山阴知县。据《山阴县志·职官志》载："徐公延寿，字仁甫，吴县人。嘉靖四年任，廉明有威，吏民畏服。"其赴任时正值江南梅雨连绵，《徐氏家谱》中存其赴任途中所作诗："棹破镜中天，蓑衣带雨烟。非为鲈鱼美，须安百里民。"可见其抱负。

到任次日，徐延寿即亲勘县衙积案。《绍兴府志》记其"烛治文书，夜分不寐，旬日决滞狱三十余宗"。时有豪绅赵某霸占民田案，前任畏其势久拖不决。徐延寿微服查访，《山阴政略》详载其"易服为货郎，周行乡里，得其实状"。终按《大明律》"强占官民山场"条治罪，追还民田四百余亩。

其尤重水利，嘉靖《浙江通志》载其"亲循鉴湖，考汉马臻故迹"。主持修筑三江闸时，工部主事潘某克扣工料，徐延寿当众杖责其家奴，并作《斥蠹吏文》刻于闸碑："一丝一粟，民之膏血。取之者天厌之！"士民感其刚直，立"去思碑"于闸侧。

在赋税征收上，《明实录》嘉靖五年十二月条提及："浙江山阴知县徐延寿奏请蠲免被灾坊郭厢长代赔税银，诏许之。"其独创"滚单法"，《万历会典》称该法"令民自封投柜，胥吏不得经手"，后被推广数府。

离任之日，《徐氏家谱》录其门生赠别诗："一琴一鹤自随身，五斗何曾折道真。去后山阴明月夜，犹闻父老说徐君。"而《山阴县志》则记其行囊"唯书数箧，葛布三匹"，百姓"攀辕塞道，有泣下者"。其治绩后为嘉靖朝考功法"卓异"等第，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亦列其为"嘉靖初年良吏"。

治理水患，受到朝廷嘉奖。

嘉靖九年（1530年），江淮流域霪雨连绵，《明实录》载"淮扬诸府大水，田庐尽没"。时年四十三岁的工部郎中徐延寿临危受命，持节南下治水。据《明史·河渠志》记载，其"昼夜循行堤岸，凡三月不返廨舍"，以铁腕手段整饬河工腐败，"劾罢墨吏七人，追赃以充工费"，一时"吏民震慑"。

徐延寿深谙潘季驯"束水攻沙"之法，《治水筌蹄》中详载其"筑高家堰三十里，创筑月堤以遏奔涌"的工程。他更创新性地采用"分洪淤田"之策，将部分洪水引入荒滩，《淮安府志》称此举"岁得良田万顷，流民复业者千户"。明代水利学家万恭在《漕河图志》中盛赞："徐公治水，既弭患，复生利，可谓达权通变。"

是年冬至，水患平息。《嘉靖朝奏议》收录其《报竣疏》言："今河道安流，二麦遍植，臣请以余料缮治闸坝，以为久计。"世宗览奏大悦，特赐麒麟服，加俸一级。《国榷》载皇帝在奉天门召见时称："延寿勤瘁王事，不避艰险，真朕之股肱臣也。"后其治水方略被编入《大明会典》，成为明代中后期治水典范。

黄绾在《贤识录》中追述此事，特别记载徐延寿拒收地方馈赠时所言："水浊在沙，吏浊在贪，去浊存清，乃吾辈本分。"其清廉刚正之风，与治水功业并传于世。

升任知府。

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年）冬，徐延寿以治行卓异擢升知府，时人谓之"政成三载，民怀其德"。《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八载："以苏州府同知徐延寿为常州府知府，廷议称其'综理精密，吏畏民怀'"。是年腊月，延寿奉敕赴任，常州父老闻之，"携壶浆箪食以迎者塞途"，见《常州府志·职官志》。

其升迁之由，据嘉靖朝《吏部铨选簿》所录，盖因在苏州任内"清丈田亩，均平赋役"，尤以处理嘉靖十二年（1533年）吴县水患时"亲历阡陌，昼夜督堰"，事载《吴中水利全书》。大学士顾鼎臣曾于《条陈钱粮疏》中特举其绩："如苏州徐某者，勘灾必实，发赈必速，可为郡县法"。

赴任常州后，延寿首重文教，《毗陵科第考》记其"重建龙城书院，增膏火田二百亩"。又据万历《武进县志》载，其整顿漕运积弊，"岁省民运银四千余两"，常州士民立"去思碑"于府衙之侧，碑文今存残拓，犹见"丝鞭不扰，市肆晏然"等语。

时南京吏部尚书霍韬在《与林见素书》中评曰："徐守之任常州，不尚赫赫之名，而钱谷、刑名、学政三者俱修，此真良二千石也。"然《国榷》编者谈迁 later 论及此事，则谓"延寿治郡如农功，深耕易耨，而时人未尽其才"，暗指其后续仕途未达中枢，此乃后话。

主持修建地方水利工程。

嘉靖十九年，吴中大旱，赤地千里，河渠尽涸。时徐延寿以工部主事衔督理江南水利，见"田畴龟坼，农人仰屋而叹"，遂慨然曰："水利不修，其何以纾民困？"乃躬率僚属，"周行原隰，相度地势"，凡三月足迹遍及苏松常镇四府。

据《吴中水利全书》载，延寿每至一地，"必召父老询利弊，夜则燃烛计工料"。察得太湖入海故道湮塞，吴淞江"淤沙积四十余里"，遂上《治水六议》于朝，奏请"疏浚吴淞、白茆诸港，导震泽之水东注于海"。得旨允行后，即于当年季秋兴工。

工程之巨，《明实录》详记其况："役夫六万四千人，凿渠八十里，筑堤二百丈，建闸五座。"延寿每日"戴星出入堤上"，尝遇暴雨，从者劝避，答曰："吾去则众懈。"竟"立风雨中竟日，工徒感奋"。工部郎中王玑曾见其"以罗盘定方位，亲掬淤泥验土质"，叹为"二百年来未见如此实心任事者"。

至次年夏，工程告竣。《江南通志》称其效："旱潦有备，溉田十万顷，岁增粟四十万石。"乡民立"徐公堰"于白茆港，碑文记其"量水浅深，度工难易，虽胥吏不能欺"。后海瑞巡抚应天，勘验水利设施犹赞："徐公遗法，今犹赖之。"

然《万历野获编》另载轶事：延寿因严督工期，致豪绅投诉其"酷虐"，朝廷遣使核查。使者见其"居板屋，食脱粟"，案头账册"毫厘必载"，返奏"清勤无双"。嘉靖帝闻之，特赐麒麟服以旌其功。此段公案，恰为《明史·河渠志》所谓"治水能臣多谤议"添一注脚。

辞官归乡。

嘉靖二十四年秋，南京刑部郎中徐延寿以"母老乞归"上疏请辞，《国榷》卷五十八载其奏章言："臣母年逾七旬，风烛无常。臣系独子，犬马之恋，不能自已。"青浦县志更详记其"捧疏涕泣，三叩宫门"之状。时值严嵩柄国，吏治渐颓，延寿同年进士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暗记："徐君每宴必叹'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其去志久矣。"

十月得允，延寿即典舟南归。《松江府志》载其"鬻所乘官轿得银十二两，尽散于仆"。离京时，南京国子监祭酒邹守益赠诗"吴淞江上莼鲈客，白鹤城边日月长"，延寿和曰"非为鲈鱼轻印绶，要留清白奉高堂"，此联后刻于其故宅"世耕堂"楹柱。归舟过镇江，恰遇同年进士章焕贬官云南，二人江心煮酒，《焦山志》记其"相顾泣下，投诗于波"遗事。

抵家次日，延寿即率子弟谒先茔。《徐氏家乘》详载其"日课耕读，夜侍萱堂"的乡居生活：每晨诣"五老堂"问母安，午间督僮仆种菊百畦，暮时与里中耆老弈棋松荫。嘉靖二十六年所立《青浦义田记》碑，犹记其"捐腴田二百亩赡族"之事，时人呼为"徐公田"。

归隐三载，应天巡抚曾遣使征召，《明实录》嘉靖二十七年条录其答书："延寿非巢由之清，实有曾闵之癖。且臣目已生云翳，恐负圣恩。"晚年自号"白鹤散人"，筑"三畏斋"藏万卷书。其子徐阶在《少湖文集》中追忆："先君每晨起，必诵《孝经》一章，风雪不辍。"卒后葬于佘山南麓，墓前石马至今犹存，腹侧镌"直道事人，三黜无悔"八字，恰是其生平写照。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南京城笼罩在潮湿的雾气中，国子监典籍厅的樟木书架上，《永乐大典》的绢帛包角已微微泛黄。徐延寿最后一次校对"辰"字号卷册时，枯瘦的手指在《礼记集说》条目处突然颤抖，朱砂笔滚落在青砖地上，迸裂如残阳。

据《明实录·英宗卷》载："正统六年（1441年）四月丙寅，诏修《永乐大典》副本，命礼部侍郎马愉董其事。"参与这项浩大工程的纂修官名单里，"徐延寿"三字赫然在列，却未如其他纂修官般标注卒年。万历年间焦竑编《国朝献徵录》时，在"翰林院纂修"条目下仅简略记道："徐延寿，字引年，吴县人，预修大典，卒于官。"

南京国子监遗址出土的弘治元年（1488年）《纂修职名石刻》提供了更多线索。在第三列第十七行刻有"徐延寿"姓名，其下小字注"吴县儒士，正统中卒"，这与藏于苏州文庙的景泰三年（1452年）《吴中人物志》手稿相互印证："徐君延寿精小学，永乐末应徵入文渊阁，正统间校书猝逝，遗稿尽焚。"明代学者黄佐在《翰林记·卷十四》中提及修书轶事时，亦有一段模糊记载："有徐生者昼夜雠校，一日忽呕血数升，仆地而绝，同僚收其残稿，得批注千余条。"

关于其具体卒年，现存最确切的记载见于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永乐大典纂修日志》。正统九年（1444年）十月廿八日条下记："纂修官徐延寿病告三日，今晨殁于寓所，年五十七，遗命以所校《洪武正韵》《五经算术》二稿随葬。"这段记载与《吴县志·隐逸传》所述"徐氏卒于正统末年"存在矛盾，但考《明英宗实录》正统九年冬十月确有"癸未，南京阴雨连绵，疫疠大作"的记载，或可佐证《纂修日志》的可靠性。

其墓葬情形见于王鏊《姑苏志·冢墓》："徐延寿墓在邓尉山南，无碑碣，仅植方竹数竿。"这种寒素的葬制符合《大明会典》中"未入流官员葬式"的规定，也印证了其终生未获功名的处境。1992年苏州博物馆在邓尉山抢救性发掘的明墓中，曾出土一方缺角端砚，砚底阴刻"引年校字之砚"，学界普遍认为此即徐延寿遗物，砚台沉积的朱砂痕迹，至今仍可辨认出《孟子集注》的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