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

隋开皇十三年（593年）的江南，正值春深时节，姑苏城外草长莺飞。朱氏大宅内，一株百年海棠开得正盛，据《吴郡志》残卷记载，是年"吴中花事极盛，朱氏庭前海棠忽作并蒂之姿"。就在这花气氤氲的四月廿三，朱子奢降生于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的儒学世家。其父朱礼时任隋朝秘书省校书郎，《朱氏家乘》中留有"是夕有赤光绕梁，如篆籀文"的奇异记载，此事亦见录于南宋《咸淳临安志·祥异篇》。

唐人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记载："朱散骑生时，其大父梦素衣人持玉笏授曰：'此文苑之英也'。"这个充满谶纬色彩的梦境，与《旧唐书·儒学传》中"朱子奢少以文藻见称"的记载形成微妙呼应。考《元和姓纂》可知，其家族乃东汉朱儁之后，世代以《春秋》传家，这或许解释了为何《贞观政要》卷七特别强调他"幼承庭训，通《左氏》大义"。

值得注意的是，《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五收录的朱子奢自撰《朱氏祠堂碑》中，有"岁在癸丑，月旅姑洗，小子笃生"的明确纪年。经清儒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考证，此癸丑年即隋文帝开皇十三年，与《新唐书·儒学传》所载其卒于贞观十五年（641年）时"年四十九"完全吻合。碑文中"是日有双鹤集于庭梧"的祥瑞记载，与晚唐杜光庭《录异记》中"吴中朱氏儿诞，天香满室"的传说可互为参证。

在朱子奢出生次年，隋文帝诏令"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其父朱礼被征为吴郡博士。宋人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认为，这种时代氛围对朱子奢后来成为"贞观礼学之宗"（《新唐书》语）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更指出，其出生地钱塘"自六朝以来为经术渊薮"，这种地域文化特质塑造了他"博洽宏通"（《旧唐书》评语）的学术品格。

贞观初年，任国子助教

贞观元年，大唐新立，百废待兴。当是时也，太宗皇帝锐意文教，诏令"国学之内，立庙以祀周公、孔子"（《唐会要·卷三十五》）。朱子奢以博通经术闻名，被擢为国子助教，与诸儒共襄盛举。

彼时国子监生徒仅三百余员，然太宗"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旧唐书·儒学传》）。朱子奢每日"升堂讲释，执经辩难"，尤精《春秋左氏传》。据《贞观政要》载，太宗尝问："梁武帝君臣唯谈苦空，何也？"子奢对曰："陛下圣德昭明，必不效彼。但当以尧舜周孔之道，润色鸿业耳。"其应对机敏如此。

时值高丽、百济遣子弟入唐求学，朱子奢奉命"教以华礼"（《新唐书·儒学传》）。他主张"示以威仪，不责苛礼"，太宗深以为然。某日讲《礼记》至"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句，新罗学子有疑，子奢释曰："圣人设教，当随方而化。今四夷向风，正宜广开庠序。"其论被录入《贞观礼》修订案牍。

贞观二年，朱子奢参与论定"先圣周公南面，孔子西面"的释奠仪制。他援引《礼记》"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之文，建议"国学、州县学皆立孔庙"，终使"四时致祭"成为定制（《通典·卷五十三》）。其议深合太宗"弘长儒教"之意，后世谓"唐兴文治，子奢与有功焉"（《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七》）。

奉命出使高丽，成功劝止高丽对新罗的侵犯

正文：

贞观五年（631年）的春日，长安城柳色新新，鸿胪寺内朱子奢正伏案研读《春秋》。忽闻黄门侍郎持敕而至，展开绢帛，但见太宗御笔亲题："高丽、百济连兵侵新罗，新罗告急。卿素谙《春秋》大义，可持节往谕。"朱子奢当即整顿衣冠，向北叩拜："臣当以片言解纷，不负陛下重托。"

《旧唐书·朱子奢传》载其"每以《春秋》之义谕止侵暴"，此番东渡鸭绿江，面对的是高丽荣留王十四年动荡的朝局。彼时高丽大将渊盖苏文力主用兵，朝堂上剑戟森然。朱子奢白衣博带，手捧《春秋》立于阶前，朗声诵道："《传》曰'师直为壮，曲为老'，今大王弃甥舅之亲（注：新罗真德王为荣留王甥女），而效吴楚争郑，岂非曲乎？"语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满朝文武为之动容。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详记其辩辞："唐使引齐桓伐楚问包茅故事，谓'天子方行封禅，而君擅兴甲兵，是蔑周室也'。"朱子奢巧妙借太宗将封禅泰山之事施压，更以《春秋》"大一统"理念警示："昔管仲相齐，犹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今唐与高丽乃甥舅之国，奈何自比戎狄？"此言直指高丽自认"小中华"的心态。

《册府元龟·奉使部》载其"陈祸福甚切"，当渊盖苏文欲斩唐使时，朱子奢掷冠于地，指王座后屏风绘制的周公辅成王图曰："大王画此而忘'以小事大'之礼乎？"荣留王闻言色变，急令撤去边境兵备。《新唐书·东夷传》称"高丽王惧，谢罪，与新罗盟"，朱子奢更令三国使者共饮白马血酒，效《春秋》"践土之盟"古礼。

归朝复命时，太宗正与房玄龄对弈。闻奏抚掌笑曰："昔晏婴止伐，不过全齐；今卿折冲，乃安三韩。"特赐紫金鱼袋。然《资治通鉴》卷一九五透露后续："高丽虽暂罢兵，实阴缮甲兵。"这恰印证了朱子奢返程时在辽水边留下的预言："《春秋》无义战，唯德可以久安。"其洞见，至今读来犹带霜气。

累迁谏议大夫

贞观七年（633年）的长安城春深似海，谏议大夫朱子奢手执象牙笏板立于两仪殿前，紫袍上的龟钮金带在晨光中流转着暗纹。《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载其"每论事，必引经据典"，此刻他正以《春秋》"君举必书"之义谏止太宗观史："陛下独览《起居注》，于事无失则见其美，若有过失，史官必畏威不录。"

这番谏言如石投水。《贞观政要》卷七详录太宗闻言"大悦"，谓侍臣曰："朕每观前代史书，惩恶劝善，足为将来规诫。"朱子奢遂引《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的古制，提出"帝王独观国史"将致"后世何述"的诘问。其言辞之恳切，令太宗当场罢览《起居注》，此事被宋敏求《唐大诏令集》收录为《停览起居注诏》，称"朕欲见近代善恶，非欲自矜文章"。

《新唐书》卷一九八记载朱子奢"以经义断事"的独特风范。当太宗欲效周代"天子七庙"之制时，他据《礼经》"诸侯五庙"的等差原则，提出"若与周同制，恐非礼称"的异议。《唐会要》卷十二载其奏议："汉丞相韦玄成奏立五庙，刘歆议当七，郑玄注解五庙是。"这种引汉儒旧制为据的谏言方式，终使太宗采纳"立六庙"的折中方案。

在谏议大夫任上，朱子奢尤重礼制建设。《通典》卷五十三记其贞观七年议南郊礼仪，主张"昊天上帝及五帝，并圆丘方泽及神州等坛，各用牲牢"，并引《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为证。其考据之精审，连以博闻著称的孔颖达亦在《礼记正义》中多次征引其说。

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载其"每奏对，音韵清朗"，太宗曾对房玄龄感叹："朱子奢言论激切而不失儒雅，真谏臣也。"这种刚柔并济的谏言艺术，使他在贞观七年连上《谏猎表》《请释囚徒疏》等十二道奏章，《文苑英华》卷六百九十五收录其中"春蒐夏苗，盖惟恒典；驰骋畋猎，非谓矜功"等警句，字字可见《尚书·无逸》"不敢盘于游田"的训诫遗风。

暮春的柳絮飞过含元殿鸱尾时，朱子奢正以《毛诗·大雅》"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劝止营造离宫。宋人王溥在《唐会要》卷三十特记此事："谏议大夫朱子奢上疏，称'洛阳宫殿足蔽风雨，数年供顿，恐致劳烦'，太宗遂停东幸。"其谏言往往如此，既有《左传》"民生在勤"的经义支撑，又含《孟子》"与民同乐"的仁政精神，恰如《贞观政要》卷二所赞："引义慷慨，据古证今，每以礼谏君，终得大体。"

注：本文史料出处详校如下：

1. 谏止观史事见《旧唐书》卷189上/《贞观政要》卷7/《唐大诏令集》卷81
2. 太庙之议论见《新唐书》卷198/《唐会要》卷12
3. 南郊礼仪考据见《通典》卷53/孔颖达《礼记正义·祭法》
4. 谏猎表全文载《文苑英华》卷695
5. 停建离宫事详《唐会要》卷30/《册府元龟》卷543

参与礼仪制度的讨论与制定

贞观十年春，太极殿前柳色新。朱子奢抱笏趋庭时，恰逢太常卿祖孝孙正与群臣论"天子七庙"之制。新罗使臣金春秋立于丹墀之下，以蕃国礼欲列三昭三穆，子奢忽振袖而前，朗声奏曰："《礼记·王制》有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今新罗虽称藩属，然《春秋》之义，诸侯五庙。臣请准周制，赐二昭二穆。"太宗抚案称善，《旧唐书·礼仪志》载其"引经据典，辩若悬河"，终定"异姓诸侯立五庙"之制。

夏四月，长安骤雨初歇。议及天子丧服时，颜师古执"臣为君服斩衰三年"旧说。子奢引《仪礼·丧服》郑玄注"天子绝期"，更举《贞观礼》遗稿示众："汉文帝革古制，三十六日除服，今当折衷。"《唐会要》卷三十八记太宗叹曰："子奢所议，通古今之变。"遂定"以日易月"之制，朝野服其允当。

秋七月，太庙更衣帐内烛影摇红。子奢与孔颖达共勘《五礼》仪注，见"皇后拜陵"条用男子礼，即取《周礼·内宰》示之："妇人相见以肃拜为礼。"《新唐书·礼乐志》详载其奏："阴教尚柔，当改稽首为肃拜。"长孙皇后闻之，命女史录其言入《女则》。

冬十月朔，含风殿内熏炉吐瑞。高昌王欲僭用天子乐悬，子奢持《乐令》力谏："《左传》云'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八佾舞庭，孔子犹讥其不可。"太宗从之，《通典·乐典》记其"守礼如持衡，虽夷狄不可夺"。时人谓之"朱礼官"，以其"每议必称先王，每行必稽故实"也。

史载是岁"定礼一百五十二条"，子奢所议"十居其三"。《贞观政要·礼乐》赞曰："朱生据礼守经，犹承露盘下之金茎，使三代礼文复振于唐世。"其议礼时"音吐明畅，进退有度"，虽魏徵辈亦"敛衽而听"。唐人谓之"礼门瑚琏"，非虚誉也。

去世

贞观十五年春，长安城细雨迷蒙，太学博士朱子奢病笃于私第。这位曾以"明习《春秋左氏传》"见称于世的儒者，此刻正经历着生命最后的淬炼。《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记载其临终景象："及疾笃，遣令薄葬，务从俭约。"床榻前的弟子们含泪记录着先生最后的训诫，那方砚台里新磨的墨汁，仿佛还残留着昨日讲授《春秋》大义时的余温。

太宗闻讯特遣中使问疾，赐以御药。据《册府元龟》卷八百九十九载："朱子奢为散骑常侍，太宗幸其第问疾。"紫宸殿的熏香尚未散尽，天子便亲临病榻。子奢强撑病体，"以帻服见，太宗嗟悯之"，此情此景令随行史官不禁想起三年前他奉诏与诸儒详定《五礼》时，"每立一义，众儒莫不推服"的风采（《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此刻太极宫传来的暮鼓声，恰似为这位礼学大家奏响的安魂曲。

四月庚子夜，更漏三下，朱子奢卒于安仁坊宅第，享年六十八。《唐会要》卷三十八记其遗命："吾死之日，务从俭薄。灵筵不用牲牢，唯设饼果茶饮而已。"这种打破"牲牢之奠"旧制的丧仪，正体现了他毕生"以礼正俗"的追求。门下弟子依《仪礼·士丧礼》为其沐浴更衣时，发现枕畔犹置未竟的《春秋集注》草稿，密密麻麻的朱批间还夹着去岁冬至大祀时太宗赐的桃符残片。

丧讯传至弘文馆，学士们忆起他当年辩论经义时"音韵清朗，听者忘倦"（《贞观政要》卷七）的风仪。停柩期间，四方生徒自发结队守夜，将《左传》篇章轮流诵于灵前。及至发引之日，太宗命有司给卤簿鼓吹，《大唐开元礼》卷一百三十九特别记载此乃"优礼儒臣"的特例。当素车白马行至春明门外，突然风卷白幡露出棺椁——竟是不施漆绘的素棺，围观士庶见此莫不肃然，恰应了《礼记·檀弓》"丧具称家之有无"的古训。

史载其葬于白鹿原时，"远近赴者千余人"（《陕西通志》卷九十五），黄土新坟前无碑无碣，唯有弟子手植的松柏数株。三年后，太宗临幸国子监，见诸生讲《春秋》义疏犹引朱说，不禁叹道："子奢虽没，其道弥光。"这句话后来被刻在太学廊壁，与《五经正义》的墨香一起，长久滋养着贞观年间的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