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敦孝感，宝殿秀灵芝。色带朝阳净，光涵雨露滋。
且标宣德重，更引国恩施。圣祚今无限，微臣乐未移。
唐玄宗开元年间，盛世气象渐臻鼎盛。据《旧唐书·五行志》载，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夏，长安宣正殿梁木忽生灵芝，茎叶婀娜如赤玉雕琢，朝臣视为祥瑞。时人王维任右拾遗，目睹此景，遂赋此诗以颂圣德。
诗中"明王敦孝感"暗合玄宗以孝治天下之策——彼时《开元礼》新成，玄宗亲注《孝经》颁行天下；"宝殿秀灵芝"则直指祥瑞现世，史载玄宗曾命画工图写殿中灵芝，张九龄更撰《贺芝草表》以彰天眷。
"色带朝阳净"四句，以物象喻政教：朝阳雨露，既是灵芝生长之依，亦喻君王恩泽；"宣德""国恩"之语，呼应开元中期重礼乐、施仁政之风。末句"圣祚今无限"更透露出朝野对盛世永续的期许，然微妙处在于"微臣乐未移"——王维时年四十有五，正值仕途顺遂之际，然诗中"乐"字似有双关，既颂君恩，亦藏个人对山水之思的未泯初心。
此诗虽为应制之作，然笔法清丽，化典无痕。千年后观之，彼时灵芝的灿然光泽，恰似开元盛世最后一抹鎏金，闪耀在安史之乱前的暮色里。
在这首颂圣诗中，灵芝作为核心意象被赋予了多重象征意义。元代文学评论家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指出："'色带朝阳净'句，以物象喻圣德，日光所及处皆显澄明，暗合'明王'之谓"，揭示了诗人通过朝阳映照下灵芝的纯净色泽，隐喻君王德行的光明磊落。
诗歌前两联构建了完整的意象系统：孝感-灵芝-朝阳-雨露形成递进式隐喻链。清代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点："'光涵雨露'四字最妙，既状灵芝之润泽，复拟君恩之广被"，准确捕捉到诗人将自然意象政治化的艺术手法。雨露既是滋养芝草的自然元素，更是皇恩浩荡的诗意呈现。
情感表达方面呈现双重维度。明代高棅《唐诗品汇》特别推崇尾联："'圣祚无限'与'微臣未移'对举，既显臣子忠忱，又见盛世气象"。诗人以灵芝的祥瑞征兆为引，既抒发对国运昌隆的欢欣（"乐"），又含蓄表达个人持守臣节的态度（"未移"），形成颂圣与言志的完美统一。
艺术手法上，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曾以此诗为例论述："唐人应制诗贵在'寓规于颂'，'且标宣德重'句，表面颂扬宣政殿之德，实含劝勉君王重德修政之深意"。这种"颂中寓谏"的笔法，使作品超越普通应制诗的肤浅赞美，展现出宫廷文学的深层张力。
全诗严格遵循"起承转合"结构：首联叙事点题，颔联状物绘形，颈联由物及理，尾联抒情明志。宋代周弼《三体唐诗》将此类结构称为"金针度人"，认为该诗"物象与理趣相生，颂声与箴言并存"，体现了盛唐应制诗"气象浑厚而意蕴深沉"的典型特征。
此诗以灵芝为喻，托物言志，尽显盛唐气象。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赞曰："'色带朝阳净，光涵雨露滋'十字，写尽灵草神韵。朝阳之净，见其品格；雨露之滋，显其恩泽。字字有来历，句句含圣心。"
近代学者俞陛云于《诗境浅说》中评点："后四句由物及人，妙在转折无痕。'宣德''国恩'之语，不落俗套，将颂圣之情寓于庄雅之中，足见王维'温柔敦厚'之遗风。"
当代国学大师叶嘉莹特别推崇诗中气象："'圣祚今无限'五字，似拙实巧。以灵芝之微小映王朝之无疆，物我相融处，正是唐人独有之胸襟。末句'微臣乐未移'，犹见忠爱缠绵之意，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也。"
诗中"光涵雨露滋"一句，明代文学家杨慎在《升庵诗话》中叹为观止："着一'涵'字，而造化之功、君臣之契俱在矣。杜工部'润物细无声'之句，可与此互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