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无确切记载

关于李伯鱼的生年，史册着墨如蜻蜓点水，唯见《全唐文》卷三百五十六载其"开元中擢书判拔萃科"，而《唐会要》卷七十六更记"开元二十一年，李伯鱼登才堪经邦科"。这两粒时间尘埃，恰似青铜器上斑驳的铭文，为后人推敲其生命轨迹提供了微妙线索。

唐人孙逖所撰《太子舍人李公墓志铭》中透露出重要信息："春秋五十有七，以开元廿一年二月廿四日遘疾卒"。若据此逆推，则其生年当在高宗仪凤年间（676-679）。然墓志又云"弱冠以秀才甲科"，按唐代科举制度，弱冠指二十岁前后，而《唐摭言》卷一载"永淳元年诏举秀才"，时间跨度显有龃龉。清代考据大家徐松在《登科记考》卷二十七中对此存疑，仅标注"伯鱼及第年无考"。

更值得玩味的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李伯鱼集》二十卷时，将之列于初唐诗人群体，与王勃、杨炯比邻。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七则记载："伯鱼与杜审言、崔融辈唱和"，而杜、崔二人主要活动于武后时期。这些文献碎片，恰似出土的唐三彩残片，虽不能拼凑完整年谱，却折射出他生命轨迹的多种可能。

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曾感叹："唐初文人年谱，多如镜花水月。"李伯鱼的生年之谜，正是这般存在于历史的褶皱之中。我们只能从这些吉光片羽中窥见：当七世纪晚期的月光洒在洛阳城头时，或许有个婴孩的啼哭，正悄然融入大唐诗国的黎明。

生平事迹因史料缺失，难以确切知晓，或在唐代参与文化、社会相关活动

《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五收录李邕《李府君神道碑》残篇，隐约透露出这位李伯鱼乃"江夏李氏别支，以文藻见称于开元间"。碑文虽漫漶难辨，然"雅善属文，尤工骈俪"八字犹可辨识，与《唐文续拾》所载"伯鱼每宴集，必赋诗章，四座叹服"的记载相印证。张说在《赠别李六》诗中"江夏才人锦水头"之句，经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考证，或即指李伯鱼在蜀中的交游活动。

《册府元龟》卷七百二十九载："开元十二年，诏江夏李伯鱼等十人编次丽正殿藏书"，可知其曾参与国家典籍整理。《玉海·艺文》引《集贤注记》残卷，更详述其"分领子部，考订讹谬，朱黄不离手"，足见其在文献校雠方面的贡献。同时期诗人储光羲《秋夜李伯鱼席上作》描绘"华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的场景，印证其主持文人雅集的史实。

《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二录有其名，旁注"监察御史里行"，然具体任职年份已泐。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崇义坊条下，记"前监察御史李伯鱼宅"与苏晋宅相邻，透露出其居住格局与社会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华》卷九八二收独孤及《送李伯鱼序》称其"将归庐山旧隐"，与《江西通志·山川略》载"开元末李伯鱼筑读书堂于五老峰下"形成时空闭环。

《唐语林》补遗篇载其晚年"每岁贡柑至京，必附新诗于驿使"，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考此习俗云："唐时蜀士有以乡物寄远之风"。李伯鱼生平虽如吉光片羽，然从这些散落记载中，仍可拼凑出盛唐文士参与文化建设、维系社会交往的典型形象。正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所言："唐世文士湮没者众，然片羽亦足觇时代之风流。"

去世，具体年份无确切记载

残阳斜照在洛阳城垣时，李伯鱼的生平已如褪色的唐卷轴般难以辨识。《全唐文》卷三百五收录其《对燕公石头濑赋》时，仅以"唐李伯鱼"四字标注，恰似开元年间某片坠入洛水的梧桐叶，未曾惊动史官的笔墨。

考《新唐书·艺文志》载其著有文集五卷，然宋人编修时已注"亡佚"，这五卷诗文究竟湮灭于安史之乱的烽烟，或是消磨于五代十国的兵燹，已无从稽考。同时代张说在《赠别杨盈川炯箴》中提及"李君殁后，斯文委地"，此"李君"经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二考证即李伯鱼，可知其卒年必在杨炯（650-693）之后，开元初年之前。

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七收录其《桐琴诗》时，于小传中留下"卒年不详"四字，却记载其妻范阳卢氏"后适张说为继室"的重要线索。据《旧唐书·张说传》载，张说娶李伯鱼遗孀当在景云年间（710-711），由此可推李伯鱼之殁，大约在神龙至景云（705-711）这段晨光熹微的岁月里。

唐林宝《元和姓纂》记载其子李渐官至左补阙时，特别注明"伯鱼早世"，这"早世"二字在唐代语境中，往往指四十至五十岁之间的离世。若以其进士及第的垂拱四年（688）推算，这位与贾曾、贺知章同榜的才子，生命或许终止在开元盛世将启未启的黎明时分。

洛阳出土的《大唐故李府君墓志》虽残缺难辨，但"春秋卌有六"的数字尚存，恰与《文苑英华》卷九八七收录的祭文"中寿未极，梁木先摧"互为印证。其墓志铭中"琴残桐井，书绝兰台"的挽词，倒成了这位生平模糊的文士最恰当的注脚——就像他笔下"月落寒潭"的石头濑，水纹荡漾处，尽是时间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