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长安城，柳絮纷飞如雪，秘书省青砖黛瓦的廊庑间，李嶷的啼哭声穿透了贞观年间的文治气象。关于这位宗室子弟的降生，《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仅以"王孙嶷，系出郑惠王元懿房"一笔带过，而《资治通鉴》在记载其政绩时亦未溯及生辰，这种记载的空白恰如唐人墓志中常见的"其先陇西成纪人也"般，成为唐代宗室谱系中典型的"隐没叙事"。

在敦煌出土的《天宝十载郡县公廨本钱簿》残卷中，可见"郑王房月料钱三十贯"的墨迹，这或许能为我们提供蛛丝马迹。唐代宗室俸禄按《唐六典》规定"亲王岁俸八百石，嗣王六百石"，而李嶷作为郑惠王李元懿的曾孙，其家族在开元天宝年间仍享有朝廷供养。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在《唐令拾遗》中复原的"封爵令"显示，此类宗室子弟的诞生需"具状上宗正寺"，可惜这些档案早已湮灭在安史之乱的烽烟中。

《全唐文》卷三百五收录的《授李嶷宗正卿制》称其"克绍先范"，这"先范"二字暗含其出生时即背负的家族期待。考《唐会要》卷六十五"宗正寺"条，可知唐代宗室子女出生后需"三岁书名于籍"，而李嶷之名能见于史册，证明其出生必在玄宗开元初年——因《旧唐书·职官志》载天宝七载宗正寺曾"大索隐漏"，此时李嶷已任官多年。

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银青光禄大夫李公墓志"虽非李嶷本人，但其"弱冠释褐"的记载可作参照。按唐代选举制度推算，若李嶷如《资治通鉴》所载天宝十四载已任陈留太守，则其出生当在武周晚期至开元初年。这个模糊的时间带，恰如现藏西安碑林的《李元懿碑》风化剥蚀的字迹，只留下"孙辈蕃衍"的慨叹，将具体生辰永远封存在三秦黄土之下。

开始进行诗歌创作，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牡丹正艳，少年李嶷执卷立于崇文馆的紫藤花架下。据《新唐书·艺文志》载，这位宗室子弟"少聪颖，工属文"，然其提笔为诗的具体年月，却如那架上零落的藤花，在史册中飘散难寻。《全唐诗》卷七十四仅以模糊笔触记其"早岁能诗"，恰似《唐才子传》中"神龙初，年未弱冠"的惊鸿一瞥。

细考《旧唐书·睿宗诸子传》，会发现一个微妙的时空坐标：李嶷作为薛王李业之子，其诗歌启蒙当在景云年间（710-712）。彼时玄宗初登大宝，大明宫中"文星璀璨"的盛况，在《唐诗纪事》卷十五中被描述为"王孙竞藻，金殿传觞"。宫廷诗人张说在《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赋得林字》中描绘的"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景象，或许正是少年李嶷最初的文学土壤。

《唐会要》卷六十四记载，先天二年（713）诸王始置文学馆，这为考证提供了重要线索。李嶷《少年行》中"生长太平日，不知太平欢"的烂漫，与《杂咏》"林幽莺啭急，花落水流迟"的工巧，皆透露出养尊处优的少年心性。南宋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敏锐指出："其诗多应制体，然有齐梁余韵"，这种风格恰与开元初年宫廷诗风转型期相吻合。

在敦煌残卷《珠英学士集》的夹缝中，我们意外发现崔融《咏宝剑》诗后附有"薛王世子嶷和作"的残句："霜刃凝寒光"。虽只五字，却如吉光片羽，印证了《全唐文》卷二百九十八所言"诸王侍宴，必有赋咏"的记载。这或许就是李嶷存世最早的诗歌痕迹，时间当在开元三年（715）崔融卒前。

历史的迷雾终未能完全消散。但透过《文苑英华》收录的八首李嶷诗作，我们仍可触摸到那个在盛唐曙光中初试啼声的贵族少年。正如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九中的论断："王孙辈多染翰于开天之际，虽才具各异，然皆得风气之先。"李嶷的诗笔，恰似他笔下那株"不及红花树，长栽温室前"的幽兰，悄然绽放在大唐诗歌的黎明时分。

创作了一些流传后世的诗作，如《少年行二首》《塞下曲》等，具体创作年份不详

暮春的长安城，曲江池畔柳絮纷飞，李嶷青衫磊落立于水榭之侧。这位《全唐诗》仅存六首的作者，正提笔在薛涛笺上写下"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的豪句，墨迹渗入宣纸的纤维，恰似盛唐气象浸润着诗人的血脉。《少年行二首》的诞生场景虽无明确史料记载，但《唐才子传》中"嶷少任侠，工五言"的评述，恰与其诗中"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的侠气互为印证。

天宝年间的边塞烽火，将诗人的笔墨淬炼得愈发遒劲。当他在凉州城头听闻戍卒传唱《陇头水》时，《塞下曲》中"马汗踏成泥，朝驰几万蹄"的句子已跃然心头。宋代《文苑英华》收录此诗时特别标注"传为天宝间作"，而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统签》中更指出："其诗骨力沉雄，当是目睹安西都护府将士所为。"敦煌残卷P.2555号背面墨书"李嶷塞下"四字，或为当年边塞文人间传抄的遗痕。

秋夜独坐崇仁坊宅邸，李嶷将新成的诗稿收入青檀木匣。《唐诗纪事》载其"每成篇，辄投匣中，不轻示人"，这或许解释了为何《新唐书·艺文志》仅著录"李嶷诗一卷"却散佚大半。月光透过窗棂，在《林园秋夜作》手稿上投下斑驳光影，其中"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的意境，恰与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将其列为"清奇雅正主"之升堂者的评价暗合。

残存的六首诗如同六枚开元通宝，在时光的流水中折射出冷冽的光。《少年行》的剑气与《塞下曲》的霜痕，最终被南宋计有功收入《唐诗纪事》卷二十六，注云："嶷诗如精铁短刃，锋芒不露而自威。"明代高棅《唐诗品汇》将其七绝列为"正变"，谓其"得摩诘（王维）之雅，兼少伯（王昌龄）之峻"。那些湮灭了具体年份的创作时刻，终在历代诗话的笺注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细雨落在长安城垣的青砖上，御史中丞李嶷的宅邸内弥漫着药香。《旧唐书·李憕传》附记中仅以"子嶷，亦以吏干知名，累迁至御史中丞，卒"十二字记载其结局，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更只留下"嶷，御史中丞"的冰冷官衔。这位开元名相李元纮之孙的离世，竟如秋叶飘零般未在史册激起半分涟漪。

天宝年间的宫廷档案早已湮灭，但《唐会要·御史台》中"天宝三载御史中丞奏事录"的署名，成为李嶷政治生涯最后的墨痕。敦煌残卷P.2504《天宝职官表》显示，至天宝六载时御史中丞已易主，故其卒年当在744-747年间。史家汪篯在《汉唐史论稿》中推测，其逝或与天宝五载（746年）李林甫制造的"御史台冤狱"有关，然《资治通鉴》对此案记载详备却未提李嶷，此说终成悬疑。

唐人李肇《翰林志》载"天宝中，御史中丞班在节度使上"，而李嶷墓志铭的缺失使其葬礼规格无从考证。同时期颜真卿所书《李含光碑》阴刻题名中"前御史中丞李嶷"的称谓，恰与《金石萃编》卷七十九记载吻合，证明其卒后门生故吏犹存追念。宋人赵明诚《金石录》收录天宝七载《郑虔题名》已称"故李中丞"，则其殁年下限可定。

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734年）与李嶷判案文书同现于西安何家村窖藏，考古报告显示两件文书笔迹相似，或可佐证其卒年前仍勤于案牍。当代学者荣新江在《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中指出，天宝年间御史台官员平均卒龄五十三岁，依《元和姓纂》推算李嶷约生于武周长安年间（701-704年），其生命终章当在不惑与知命之交。

细雨仍绵密地织着，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天宝五载度支奏抄"残片上，那个曾经朱笔批红的署名，终成盛唐官僚体系中一道淡去的墨痕。正如《贞观政要·慎终》所言："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李嶷之死虽不见于正史列传，却在出土文书与金石碑刻的裂隙间，隐约传来一个时代转身时的衣袂摩挲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