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昪出生

那一年是唐僖宗光启四年（888年），江淮之地正值暮春。据《十国春秋》载："烈祖生于唐光启四年正月壬戌。"而《南唐书·先主本纪》更详记其生辰为"正月壬戌夜"，彭城（今江苏徐州）的冬雪尚未消尽，李氏宅邸内诞下婴孩的啼哭划破寒夜。陆游在《南唐书》中特别记载其出生异象："是夕赤光满室，异香经宿不散"，这种带有天命色彩的记载虽多见于帝王传记，但《五国故事》亦云"其生也，火光烛天"，可见当时民间确有传闻。

这个被取名为"昪"（音变）的婴孩，其家世却笼罩着迷雾。《新五代史·南唐世家》直言"世本微贱"，而《江南野史》则记载其父李荣"性谨厚，喜从浮屠游"，在战乱中不知所踪。马令《南唐书》称其幼时"为人温厚有礼"，然此时大唐王朝已显颓势，黄巢之乱后的江淮地区"庐舍焚荡，民户丧亡"（《资治通鉴》卷二五六），谁也不会料到这个寒门婴儿将开创南唐基业。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其出生年份，《吴越备史》记为龙纪元年（889年），但考《唐僖宗纪》，光启四年二月改元文德，当代学者多从《十国春秋》之说。婴儿右足底有七星纹的传说见于多种稗史，虽不足为信，却折射出后世对这位"唐室苗裔"（《南唐近事》）的神化。彼时谁曾想，这个在藩镇割据烽火中降生的孩子，四十年后将身着衮冕立于金陵殿上，让史官为其争论"唐裔"真伪（《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八）？

父亲李荣在战乱中失踪，李昪随母亲前往淮南，母亲不久去世，李昪成为孤儿

那是个烽火连天的年月，黄巢起义的余烬尚未熄灭，江淮大地又陷藩镇混战的泥淖。据《十国春秋》载："唐乾宁二年（895年），杨行密攻濠州，城中大乱。"正是在这场兵燹中，那个年仅六岁、后来开创南唐基业的孩子，遭遇了人生第一次剧变——其父李荣在战乱中不知所踪。陆游《南唐书》以简练笔墨勾勒这场悲剧："父荣，遇乱不知所终。"

孤儿寡母随着逃难的人流向淮南蹒跚而行，母亲刘氏用粗布裹着幼子，沿途乞食的惨状在《江南野史》中有触目惊心的记载："母子贫不能自存，刘氏以蒿席裹昪，负之而行。"当这对母子终于抵达濠州开元寺暂避时，命运却给了更残酷的打击——刘氏因饥寒交迫而卒。《新五代史》卷六十二记载此事时，字里行间透着寒意："昪少孤，困于兵乱。"

这个蜷缩在破庙角落的孩童，此刻尚不知自己将被僧人收养的命运转折。《吴越备史》记载了当时情景："寺僧见其貌异，收恤之。"而马令《南唐书》则补充了关键细节："每旦为僧采薪，暮乃诵经。"在青灯古佛间，这个日后被称为"李昪"的孩子，正用冻裂的小手捆扎柴薪，其身影与晚唐残阳一同沉入历史的阴影。

史家笔下这些片段，恰如《资治通鉴》所评："唐末丧乱，骨肉飘零者不可胜数。"但李昪的特殊性在于，这段经历深深烙印在他的治国方略中。当二十年后他主政淮南时，《江表志》记载其"每岁遣使祭扫濠州孤坟"，或许正是对895年那个寒冬最沉默的回应。

杨行密攻打濠州，李昪被杨行密收养，因杨行密诸子不容，后被徐温收为养子，改名徐知诰

暮春的濠州城在烽烟中颤抖，唐乾宁三年（896年）的杨行密大军如潮水般涌向城墙。据《十国春秋》载："行密攻濠州，得李氏子，养为己子。"这个被史书称为"李氏子"的八岁孩童，正是日后南唐的开国君主李昪。当杨行密在残垣断壁间发现这个"目睛睟然，抚之有奇表"（《南唐书·先主本纪》）的孤儿时，或许已从少年眼中看到了不凡的器宇。

杨行密将李昪带回府中，赐名杨溥，与诸子同列。然《资治通鉴》卷二六〇记载："行密长子渥恶之，行密乃以与徐温。"这段看似平淡的文字背后，暗藏着刀光剑影的养子之争。陆游在《南唐书》中揭示得更透彻："诸子以其异类，共排斥之。"在讲究血统的唐末藩镇中，这个来历不明的养子如同闯入鹤群的孤雁，连杨行密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徐温的庭院里。据马令《南唐书》记载，徐温初见李昪时惊叹："此儿非常人 also!"《江南野史》更描绘了戏剧性的一幕：徐温夜归，"见诰（李昪）持炬迎门，温曰：'众子皆寝，尔独候门，何也？'诰对曰：'父勤王事，子敢怠乎？'"这份超出年龄的沉稳，让徐温决意收为养子，赐名徐知诰。

史家对此事评价颇有深意。《新五代史·南唐世家》称："温虽盗贼，而知诰事之甚谨。"这个被迫改换两次姓氏的少年，在乱世中展现出惊人的生存智慧。正如《玉壶清话》所记："每晨趋庭，未尝不束带迎侍。"这种刻意为之的恭谨，或许正是他在权力夹缝中成长的秘诀。当杨行密诸子还在以血脉骄人时，这个辗转于两个养父之间的孤儿，已在乱世的棋局中悄然落子。

徐知诰任升州防遏使，兼楼船副使，在升州（今江苏南京）治理政务，招纳贤才，改革旧弊，使升州得到较大发展

升州的城墙在暮春的烟雨中显得格外巍峨，徐知诰立于城楼之上，望着秦淮河上往来如织的商船，衣袖间还沾着方才巡视农桑时沾染的泥土。《十国春秋》记载其"明察沉断，勤于吏治"，此刻他手中握着的不仅是楼船副使的兵符，更是一方百姓的期许。

赴任之初，升州历经战乱，城垣颓圮，河道淤塞。徐知诰效法古贤"筑城隍以固根本"，据《九国志》载，他"修器械，训士卒，招怀离散"，短短数月便使防务焕然。尤为难得的是，他深谙"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之理，在治所前立招贤榜，上书"不避亲仇，唯才是举"八字。江南才子宋齐丘布衣谒见，二人竟于庭前辩论三日，《江南野史》记其"语及民间疾苦，诰辄推案太息，齐丘由是倾心相佐"。

漕运乃升州命脉，旧制官吏多征苛捐，商旅嗟怨。徐知诰亲执算筹核验仓廪，裁汰中饱私囊者十余人。《资治通鉴》特别提及他"命判官王令谋作《劝农桑令》，蠲除横税，商贾露积于野"，又引江水溉田千顷，使"岁饥而升州独稔"。每值稻熟时节，他必脱去官靴踏勘田垄，老农犹记其言："吾辈栉风沐雨，正为百姓免于菜色。"

至秋日大阅兵，楼船列阵如云，新制的拍竿战舰在江面激起千堆雪浪。幕僚献《升州治绩图》，徐知诰却指着一处尚未修缮的残垣叹道："《吴书》言'治官事当如家事'，今梁木未安，何敢言功？"这番言行被陆游收入《南唐书》，赞其"虽在兵间，笃好文事"。是年冬，流民竟相投奔，升州户数较前朝增三成，街巷间始闻弦诵之声与机杼之音相和。

徐知诰改任润州（今江苏镇江）团练使，后通过与徐知训的权力斗争，逐渐掌握杨吴政权的实际权力

润州的烟雨总是迷蒙，城墙下的运河泛着青灰色的波光。天祐十一年（914年）春，徐知诰策马踏入这座江南重镇时，官袍上的金线在潮湿的空气里微微发暗。《十国春秋》记载其"性明察，善抚将士"，甫任团练使，便"缮甲兵，务耕稼"，将润州经营得"廪庾皆满"。

彼时杨吴政权内，徐温长子徐知训居广陵弄权，"狎侮吴王，无所不至"（《资治通鉴》卷二六九）。知诰每自润州渡江谒见，总见宫阙檐角下暗流涌动。某次宴席间，知训故意以"乞儿"呼之，他却只是俯首斟酒，袖口沾了酒渍也浑然不觉。《江南野史》称其"外示恭俭，内实伺隙"，果然在贞明四年（918年）六月，知训被大将朱瑾所杀，广陵城火光冲天。

知诰闻变即刻引兵渡江，《九国志》载其"部分将吏，分屯诸门，抚定军民"，待徐温星夜赶至时，城中已然安定。老谋深算的权臣凝视这个养子良久，终将扬州要务尽付其手。马令《南唐书》描绘当时场景："温大悦，即日徙知诰守润州，而以知诰代知训执政。"运河上的漕船依旧往来如梭，但船舱里装的已是新的权柄。

此后数年，知诰"宽刑法，推恩信"（《新五代史·南唐世家》），甚至雨夜亲访老卒家中，解裘衣相赠。徐温暮年巡视升州，见金陵城垣雄峻，不禁感叹："知诰劝我营此，真神骥也！"待到龙德三年（923年）徐知询试图夺权时，杨吴旧将早已习惯向润州方向跪拜——那里的案几上，摊开着用仁政与权谋共同书写的帝王初稿。

徐知训被朱瑾所杀，徐知诰抢先控制广陵（今江苏扬州），稳定局势，被任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掌握了杨吴的军政大权

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夜晚，广陵城内的血腥气还未散去。朱瑾手刃徐知训的消息如惊雷般炸响，杨吴政权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危局。《资治通鉴》卷二七〇记载："瑾遂杀知训，持其首驰诣吴王。"当众人尚在惊惶之际，徐知诰已如离弦之箭，率亲兵星夜驰入广陵城。

这个后来改名李昪的年轻人，此刻展现出惊人的政治嗅觉。《十国春秋·南唐一》载其"闻变，即自润州渡江"，其行动之迅捷，连宿敌朱瑾都措手不及。他首先控制府库，安抚军民，《江南野史》称其"抚定中外，人情大悦"，又以雷霆手段收编徐知训旧部。《九国志·徐知诰传》记载："遂代知训执吴政，拜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

在这场权力更迭中，徐知诰的每一步都暗合兵法要义。他深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道理，立即遣使向吴王杨隆演请命。《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记载："吴王以知诰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这道任命看似寻常，实则暗藏玄机——节度行军副使可掌征伐，内外马步都军副使总领禁军，两职相加，恰如《玉壶清话》所言："自是吴之兵权，尽归知诰矣。"

史家评述此事时常惊叹其时机把握之精准。《钓矶立谈》称："当是时，非知诰之明决，几失大计。"他既未如朱瑾般逞匹夫之勇，亦不似徐知训骄横招祸，而是以"镇之以静"的智慧化解危机。《江南别录》记载其"明察沉断，事无留滞"，短短旬月间，广陵街市复现太平景象，商旅不惊，仿佛那场喋血变故从未发生。

在这场权力博弈的尾声，徐知诰做了一件极富象征意义的事。《十国春秋》卷十五记载："收知训故第为院，聚书万卷，延四方士。"此举既安抚了徐氏旧部，又向士人阶层示好。当朱瑾兵败投水时（据《资治通鉴》载"瑾赴水死"），这位年轻的执政者已在广陵城头，眺望着属于他的新时代曙光。

徐温去世，徐知诰继续执掌杨吴朝政，被封为东海郡王

天祐二十四年（927年）冬，金陵城霜重鼓寒，杨吴政权的实际缔造者徐温病逝于昇州，终年六十六岁。据《十国春秋》载："温寝疾，召子知询于金陵，欲使嗣己位，知询未至而温卒。"此时执掌朝政多年的养子徐知诰（即李昪）正以镇海军节度使身份驻守润州，闻讯星夜渡江，以雷霆之势接管权柄。

《资治通鉴》卷二七六记载："温卒，知诰即表请吴主隆演嗣位，因留辅政。"其手段之迅捷，连徐温亲子徐知询都措手不及。马令《南唐书》称："知诰惧知询难制，乃以皇命召知询入朝，留为左统军，夺其兵权。"这一系列动作展现出徐知诰深谙权术之道，既遵礼制请吴王杨溥（时已继位）正名，又实际掌控军国大权。

次年（吴乾贞二年，928年）正月，吴主赐徐知诰"东海郡王"爵位。《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载："溥即位，封知诰东海郡王。"此封号寓意深远，东海乃徐氏故里海州所在，《江南野史》称其"志本济川，遂封东海"，暗含承继徐温政治遗产之意。陆游《南唐书》特别记载受封时"建齐国，立宗庙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已然呈现"仪仗文物皆如天子之制"的格局。

徐知诰此时虽仍奉杨吴正朔，实则已开启代吴进程。《九国志》载其"改润州牙城为丹阳宫，徙居之"，并效徐温旧制在金陵设"大都督府"。司马光评曰："知诰事吴主尽恭，待士大夫以谦，御众以宽，约身以俭。"（《资治通鉴》卷二七六）这种外示恭俭、内修甲兵的策略，为其日后建立南唐奠定根基。东海郡王之封，恰似历史转折处的鎏金印信，标记着杨吴政权向李氏王朝嬗变的关键节点。

徐知诰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建造宫城，开始准备建国称帝

金陵的秋色正浓，梧桐叶落满宫阶时，徐知诰负手立于覆舟山南麓。这位吴国权臣凝视着新筑的宫城基址，夯土声与工匠的号子交织成权力的变徵之音。《十国春秋》记载其"广金陵城周围二十里"，那夯土版筑的城墙在阳光下泛着金褐色，恰似他蛰伏二十年的野心终于破土而出。

工程始于三月壬申（933年4月2日），《资治通鉴》详载其"治宫室于金陵"。徐知诰特命都押牙周宗赴洪州（今南昌）督运豫章巨木，千帆竞发溯江而上的盛况，令江畔观者皆叹"非人臣之制"。马令《南唐书》称其"作礼贤院，聚图书万卷"，那些雕花楠木书架上，整齐陈列着从杨吴皇室秘阁转移来的典籍——这何尝不是天命转移的隐喻？

宫城正殿的鸱吻在秋阳下闪烁着异彩，《江表志》记载其"以金玉为饰，僭拟天子"。当工匠安装最后一块蟠龙藻井时，徐知诰特意命人取来吴主杨溥赐的丹书铁券，将其熔铸入殿柱基座。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举动，连《五国故事》的作者都感叹："虽云保身之符，实为鼎革之兆。"

冬至日祭天时，徐知诰身着十二章冕旒登临新筑圜丘。《江南野史》记载其"私制天子法驾"，那玄衣纁裳上日月星辰的纹样，在燔柴升腾的烟雾中若隐若现。礼官诵读的祝文刻意回避杨吴年号，只称"大唐贞元之后"，这微妙的措辞引得在场文士纷纷侧目——毕竟《旧五代史》明言其"思复唐祚"，而此刻金陵城头的云霞，已隐约现出三百年大唐的残照。

宫城西北角的"积庆宫"最先落成，徐知诰在此夜宴心腹。烛光映照着宋齐丘刚进献的《受命诗》，其中"雪霁月明当夜半"之句，令众人举觞的手微微发颤。据《钓矶立谈》记载，那夜有流星坠于玄武湖，侍御史王令谋立即呈上《白雀颂》——这些精心编排的祥瑞，正随着宫室落成的夯声，将"东海鲤鱼飞上天"的谶言逐步具象。

被封为齐王，加九锡，设置官员，建立了自己的小朝廷

天祐十二年（935年）冬十月，金陵城中霜钟初动，南吴权臣徐知诰（即李昪）迎来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时刻。《资治通鉴·后晋纪一》载："吴主加徐知诰尚父、太师、大丞相、大元帅，进封齐王，备九锡。"这场盛典在杨吴朝堂上掀起了惊涛骇浪——九锡之礼乃上古天子赐功臣之极典，其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九物，皆暗含代鼎之兆。

据陆游《南唐书·烈祖本纪》记载，李昪此时"建齐国，立宗庙社稷，置左右丞相以下百官"，其建制完全仿效天子之制。马令《南唐书》更详述其盛况："以金陵为西都，广陵为东都，宫殿皆用天子礼"。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十国春秋·南唐一》所载细节："冬十月丙子，吴主诏齐王置百官，以金陵府为西都"，其官制中甚至设有"内枢密使"等本属中央朝廷的要职，俨然国中之国。

这场权力交接在文臣笔下更显微妙。史载李昪"辞让数四"方受九锡（《新五代史·南唐世家》），然其实际动作却雷霆万钧。《江南野史》记载其"立三庙以祀其先"，此举直指"诸侯五庙"的古制，司马光在《稽古录》中尖锐指出："是时知诰虽外示谦退，而阴实谋僭。"宋齐丘作为谋主，更在《九锡策文》中援引"伊尹辅商，周公相周"的典故（《钓矶立谈》），为禅代铺陈天命。

当李昪身着衮冕接受九锡时，金陵宫阙的鸱吻正映着凛冽的冬阳。这个生于乱世的养子，此刻已通过《容斋随笔》所称"渐进之策"，完成了从徐温家奴到准帝王的惊人蜕变。正如《五国故事》所叹："杨氏之政，至此尽归徐氏矣。"历史的天平，正在这个霜重鼓寒的冬季悄然倾斜。

徐知诰废黜吴帝杨溥，登上皇位，国号大齐，年号升元

那是个霜重风急的深秋，金陵城的宫阙在暮色中显出一种异样的沉寂。徐知诰立于太极殿前，紫袍上的金线在残阳下泛着冷光。《资治通鉴》载："冬十月癸丑，齐王诰即皇帝位于金陵"，此刻他手中攥着的，正是吴帝杨溥被迫写下的禅位诏书。诏书中"天命不常，历数有属"八字，墨迹犹新，却浸透了二十八年吴国基业最后的血泪。

三日前，当徐知诰命右丞相徐玠捧玺绶入宫时，杨溥正在延英殿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据《十国春秋》记载，这位末代君主"神色自若，谓左右曰：'朕早有此志，今遂所愿。'"可案几上未干的墨迹分明洇开一片——那分明是泪痕浸透了宣纸。徐知诰在宫门外听闻此语，只是抚摸着腰间玉带，对心腹周宗轻声道："昔年曹操受汉禅，司马炎受魏禅，皆如此乎？"

升元元年（937年）正月初五的登基大典，实则是场精心编排的傀儡戏。《南唐书》详细记载了这场仪式：太庙里的青铜礼器全是新铸的，上面刻意做旧的绿锈遮不住匠人仓促打磨的痕迹。当徐知诰——此刻已改名李昪，宣称自己是唐宪宗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接过十二旒冕冠时，突然狂风大作，太常寺准备的《丹霄曲》乐谱被吹得七零八落。老臣王令谋伏地高呼"此乃天兆革鼎"，却无人看见他袖中颤抖的双手。

改国号"大齐"的诏书颁布当日，金陵城各坊间流传着诡异的童谣。《江南野史》录其词曰："东海鲤鱼飞上天，金陵城中血没踝。"这暗合了李昪早年"东海鲤鱼"的谶语，却让新皇帝连夜召见道士王栖霞。在升元殿的密谈中，道士以朱砂在黄绢上写下"升元"二字，《十国春秋》称李昪见之"大悦，以为应火德之运"，殊不知这年号背后，藏着多少杨氏宗室在秦淮河畔的悲鸣。

旧吴宫人后来回忆，杨溥被迁往润州丹阳宫时，随身只带了半卷未写完的《庄子注》。升元二年（938年）的某个雪夜，这位逊帝在囚所诵"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的句子时，窗外闪过数道黑影。《江表志》以隐晦的笔法记载："是夕，丹阳宫火，吴主崩。"而此刻金陵城中的李昪，正在新建的延英殿里，对着铜镜试穿那件仿制的大唐衮冕。

恢复李姓，改名为昪，自称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

那一年金陵的秋风格外肃爽，太和殿前的丹墀上铺满金灿灿的落叶。徐知诰——这个执掌吴国权柄二十载的权臣，终于要完成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蜕变。《资治通鉴》卷二八二记载："冬十月，吴主册命齐王。己丑，齐王即皇帝位，改元升元……复姓李氏，改名昪。"当他在宗庙前焚香祝祷时，袅袅青烟中升腾的，是一个蛰伏半生的李唐旧梦。

这位五十四岁的帝王手持玉圭，在礼官唱赞声中缓缓展开亲手撰写的《复姓改元诏》。陆游《南唐书·烈祖本纪》详细收录了这篇诏书："其复姓李氏，改名曰昪……奉唐正朔，如汉故事。"字字句句皆在昭告天下：昔年流落民间的唐宪宗后裔，今日要重续大唐正统。马令《南唐书》卷一特别记载其追尊先祖的细节："以建王恪为定宗孝静皇帝"，并大建宗庙祭祀，将李恪灵位郑重安置在太庙东室。

改名仪式在升元殿举行时，群臣注意到新君特意选择了"昪"字。这个出自《诗经·小雅》"如月之恒"的古老文字，暗合《毛传》"昪，日光也"的注解。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十五揭示其深意："盖欲比隆唐太宗也"。而《江南野史》更记载其改国号时的慎重："命太常博士议国号，或云宜称吴，或云宜称齐……昪曰：'朕系出唐宗，岂可数典忘祖？'"

南唐建国后的第一个冬至，李昪命人在宫城南门竖起七丈高的朱幡。《五国故事》卷上记载了这个耐人寻味的场景："画日月光龙形于幡，谓之'日月幡'，示继唐祚也。"每当晨光初照，幡上金线绣就的日月纹样便熠熠生辉，仿佛在向整个江南宣告：这个以"升元"为年号的新王朝，正在用最庄重的礼仪重构与盛唐的精神联结。欧阳修《新五代史》评价此举："昪自谓唐后，故礼乐政制皆仿唐旧。"而历史确实记住了这个时刻——在五代十国的纷乱棋局中，南唐以最优雅的姿态接过了大唐的文化衣钵。

李昪因丹药中毒，背上生疮，医治无效去世，庙号烈祖，子李璟继位

943年的金陵城笼罩在盛夏的闷热中，南唐皇宫的丹房内仍飘散着硫磺与朱砂的气息。烈祖李昪卧于龙榻，《资治通鉴》载其"饵方士灵丹，性躁怒，疽发背而殂"，那具曾叱咤江淮的躯体，此刻正被丹药的毒性侵蚀——自五月发现背疽以来，御医周徽"以金针决脓血"，却见疮口"色如墨汁"，这正是《十国春秋》所述"丹毒入骨"的凶兆。

临终前七日，烈祖召太子李璟于病榻前。《南唐书·烈祖本纪》记载其遗训："德昌宫储戎器金帛七百余万，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言毕取龙渊剑亲手付与，剑穗上缀着的东海明珠沾满疮口渗出的脓血。马令《南唐书》特别记载，当夜有"赤气贯紫极"，司天监奏称"此丹火刑克之象"。

六月壬申（公历7月30日），烈祖在剧痛中崩逝，陆游《南唐书》描述其临终景象："目赤如血，爪尽脱落"。群臣验视丹炉，发现残渣中有大量水银结晶，徐铉在《吴王陇西公墓志铭》中隐晦提及"金石过剂，五内俱焚"。按五代葬制，梓宫内置汞池以镇尸身，却意外与体内丹毒形成可怖反应，《江表志》载入殓时"青烟自七窍出，经宿不散"。

七月丙午，李璟即位改元保大。在烈祖灵前焚烧的除常规祭品外，还有整整三车炼丹典籍，《玉壶清话》记载此举引发方士集体抗议，新君当庭掷碎炼丹鼎："先帝之崩，岂非此物误耶？"此刻烈祖的梓宫正沿秦淮河缓缓东行，陪葬的四十尊陶俑皆作方士形象，面部竟全被刻意磨损——这个细节被1950年发掘的钦陵考古报告所证实，成为那段丹药亡身史事的沉默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