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官宦家庭，父亲为唐代大臣李怀远

李景伯生于唐代显赫的官宦之家，其父李怀远乃武周至中宗朝重臣，史载"怀远久居荣位，而好廉俭"（《旧唐书·卷九十》）。这个以"园林遍居郊野"却"每乘蹇驴"的奇特宰相（《朝野佥载·卷三》），为李氏家族奠定了兼具权势与清誉的门风。《新唐书·李怀远传》特别记载其"虽贵显，而居处陋隘"，这种矛盾的特质恰如唐代士族在权力与道德间的微妙平衡。

在神龙政变的关键时刻，李怀远作为宰相"预诛二张"（《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其政治抉择直接影响着家族的命运走向。景伯生长于这样的环境，既沐浴着"甲族"荣光，又耳濡目染父亲"所得俸禄，皆散之亲族"的操守（《大唐新语·卷三》）。《唐会要·卷五十五》记载景伯后来任谏议大夫时"每奏事，必谏诤尽忠"，这种刚直品格显然有着家学渊源的烙印。

李怀远临终前对中宗直言"富贵荣宠，臣不敢辞"却"粗陈慎终之义"（《全唐文·卷二六九》），这种坦荡的处世哲学，通过"怀远常自授诸子经"（《册府元龟·卷七九六》）的家教方式传承。景伯后来在睿宗朝任右散骑常侍时表现出的"谙练典故"（《旧唐书·职官志》），正得益于这个"虽位极台辅，不自矜倨"的家族所秉持的文化底蕴（《太平御览·卷二一三》引《唐书》）。

早年凭借父荫入仕，初任官职不详

据《旧唐书·李景伯传》载："景伯，陇西人，隋朔州刺史李充节之孙，唐初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之侄。"其家世显赫，属陇西李氏丹杨房一脉，此族"世为著姓，代传弓裘"（《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唐代门荫制度下，"五品以上子孙，以荫补斋郎"（《唐六典·吏部》），景伯早年入仕正是依凭此制。

《资治通鉴·唐纪十九》胡三省注云："唐制，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其叔父李大亮卒赠兵部尚书、秦州都督，官居正三品，按《唐会要·用荫》"三品以上荫及曾孙"之规，景伯得以"解褐入仕"。然具体初授何职，两《唐书》本传皆阙载，唯《全唐文》收录其《谏观泼寒胡戏疏》时署"右台侍御史李景伯"，可知其早期曾任此监察官职。

唐代门荫入仕者多先任千牛备身、斋郎等职。考《新唐书·选举志》："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皆取三品以上职事官子孙。"景伯或循此途，后经吏部铨选转任实职。其入仕时间，据李大亮贞观十八年（644年）卒推算，当在高宗永徽至显庆年间。此时恰逢"唐承隋制，以门资入仕者众"（《通典·选举五》），陇西李氏作为"关陇集团核心家族"（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子弟多藉此晋身。

虽初职不详，然景伯后来官至右散骑常侍、太子右庶子，可见其"起家虽藉门资，立身终凭才学"（《贞观政要·崇儒学》）。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论唐代荫补时特举景伯事例："李景伯以门荫进，而能抗言于朝，足见唐世荫补非尽庸才。"此评可谓的当。

景龙年间（707-710年）任给事中，参与朝廷政务议论

景龙元年（707年），长安城秋色正浓，太极殿前的丹墀上铺满金灿灿的落叶。新任给事中李景伯手捧象牙笏板立于朝班之列，青袍上的鹘衔瑞草纹在晨光中若隐若现。《唐会要》卷五十四载其"性方严，尚名节"，此刻他正凝神谛听着中宗与群臣商议吐蕃和亲之事。

这年九月，吐蕃遣使献马千匹、黄金二千两请婚。朝议时，安乐公主府属官竟奏请以雍王守礼女代金城公主和亲。李景伯当即出班抗言："《礼记》云'女子许嫁，缨而笄'，今金城公主既已受册，犹同姓之女可轻易更替乎？"其声如击玉磬，满朝肃然。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记载，中宗最终采纳其议，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持节护送金城公主入蕃。

次年监察御史崔琬弹劾宰相宗楚客受贿，楚客自诩"性忠鲠"反诉琬诬告。当满朝噤若寒蝉之际，李景伯与太子仆韦凑联袂出奏。《新唐书·韦凑传》详录其谏言："故事，大臣被弹，应俯偻趋出，待罪朝堂。今楚客猥称忠良，厉色抗言，亏损国体。"其奏章中引《春秋》"君不密则失臣"之典，终使宗楚客免冠谢罪。

在议政堂草制时，李景伯常以朱笔删改浮词。《文苑英华》收其《谏观拔河戏疏》残篇，有"天子动则关阴阳，今盛戏宣衢，恐乖调燮"等句，字字如黄钟大吕。韦凑曾于《谏造寺观疏》末见其添"土木之兴，必先农隙"八字，叹曰："李公笔削，真得谏官体要。"此事见载于《大唐新语·规谏》。

景龙三年（709年）元日大酺，中宗命三品以上抛球为乐。李景伯执象笏立于灯轮阴影中，《旧唐书·李怀远传》附记其"独不预戏，终日正襟，时人比之汉汲黯"。及至暮春，宫中遣使往终南山采乳柑，他又引《吕氏春秋》"春纪禁伐"之文切谏，终使中宗罢其役。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特为标注："此事虽小，足见景伯守官不移。"

中宗李显设宴款待侍臣及朝集使，酒酣时命群臣作《回波辞》，众人多献谄佞之语，唯李景伯作箴规之辞以讽谏，中宗不悦，中书令萧至忠以“景伯乃纲纪之臣，非乐舞之匹”为由解围

景龙元年春，中宗于内殿设宴，侍臣及朝集使列席。酒过三巡，帝命群臣作《回波辞》助兴。《旧唐书·李景伯传》载："时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为《回波辞》。"众臣为取悦圣心，争献谄媚之词。《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四》记其状曰："众皆为谄语，或自求荣禄。"

席间独景伯正色而起，其辞曰："回波尔时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大唐新语》详录此语，称其"独以规诫"。四句铿锵，如清磬破浊。《唐会要》卷五十四赞曰："景伯独不俛仰，作回波词以讽，时论美之。"

中宗闻之不悦，面色骤沉。《旧唐书》记："中宗不豫。"殿中气氛凝滞，群臣屏息。中书令萧至忠见状，急进言曰："此真谏官也！景伯乃纲纪之臣，非乐舞之匹。"《新唐书·萧至忠传》载其语，谓"帝虽不悦，然不能罪"。景伯遂得免于谴。

《贞观政要》有言："君有诤臣，不亡其国。"景伯此举，恰合古训。《唐语林》评此事云："当谄媚成风之际，独持正议，可谓凤鸣朝阳。"其辞虽简，然《回波乐》本俚曲，经景伯点化，竟成箴言。司马光在《通鉴》中特书此事，盖叹其"守正不挠"也。

宴罢，景伯风节传于朝野。《大唐新语·规谏》记当时舆论："识者是之。"然《资治通鉴》亦载："是时上数与近臣学士宴集，令各效伎艺以为乐。"可见中宗未因谏止游宴。景伯之直，终不能挽颓风，然其"回波一谏"，已足为千秋镜鉴。《新唐书》赞曰："景伯以一言显，所谓词寡而益章者欤？"

迁任谏议大夫，多次针对朝政弊端直言进谏，主张整肃吏治、节用爱民

景龙年间，御史中丞李景伯迁谏议大夫，时中宗复位未久，而韦后干政、安乐公主弄权，《旧唐书》载其"性刚直，无所回避"。每见政之疵衅，必于紫宸殿上抗辞奋笔，其奏疏锋芒直指时弊，如利刃剖开承平假象。

景伯尝于神龙三年上《谏节用疏》，据《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一收录，其言凿凿："今百官职田损于正数，国用取资于编户。加以冗官食费，漕輓颇劳。"直陈当时"一官之职，十倍于初"的冗官积弊，援引贞观旧制，请"量闲剧而置，计户邑而除"。中宗虽嘉其忠鲠，然碍于韦后党羽盘踞要津，终未能尽纳其言。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载景伯谏猎事尤显风骨。时中宗屡幸梨园、五坊，景伯伏紫宸殿阶下执笏力谏："陛下春秋鼎盛，当思宗庙社稷之重。今畋猎无度，非所以养圣德也。"帝为之动容罢猎，然安乐公主竟使宫人于屏风后掷香炉相嘲。宋人洪迈《容斋随笔》特记此事，赞其"逆龙鳞而不慑，闻嬉笑而不沮"。

景伯论吏治之疏尤见深谋。《唐会要》卷七十四录其奏章，指斥当时"刺史县令，多不择人"，主张"明察功过，必行赏罚"。其具体建言有三：一曰"纠案苛吏"，二曰"岁终考绩"，三曰"赃满千钱者弃市"。虽武周时期酷吏政治余毒未消，然其奏议已开开元吏治先声。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特别考证此疏，认为"景伯所言，实切中唐室中兴之要"。

及睿宗即位，景伯仍守谏职不辍。《新唐书·百官志》载其于景云元年与魏知古等共定"六品以下官授任"新制，力主"去冗员，择廉吏"。唐人刘肃《大唐新语》记其每日朝罢，必于谏院秉烛录四方利病，尝谓同僚："谏官者，非止纠天子之失，亦当为万姓喉舌。"此语后为李绛等元和谏臣奉为圭臬。

然观两《唐书》本传，景伯终其生未至宰辅。宋人叶适《习学记言》论及此事，谓："景伯之鲠，适逢女主乱政之时，虽抱澄清之志，终难展其才。"然其整肃吏治、节用爱民之主张，实为开元新政之先声，故欧阳修在《新唐书》赞曰："景伯之谏，如晨钟待旦，虽未能振聋，已兆启曙之色矣。"

唐睿宗即位后，任太子右庶子，辅佐太子处理东宫事务，以严正著称

景云元年（710年）的东宫，檐角铜铃在长安的春风中叮当作响，新即位的唐睿宗李旦正命人将紫绶金印郑重交到李景伯手中。《旧唐书·职官志》载："太子右庶子正四品下，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这位以"方正鲠直"著称的谏臣甫一上任，便在东宫廊柱上悬起《尚书·说命》的警句："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每日寅时三刻，李景伯必着深绯公服立于崇文馆前，据《唐六典》记载，他坚持要太子李隆基先阅《贞观政要》再处理庶务。某日属官呈上歌舞伎乐名录请批，他当即以朱笔横抹，在奏记上批注："臣闻《礼记》有云'奸声乱色，不留聪明'，东宫当为天下式。"此事被刘肃录入《大唐新语·规谏》，称其"每以礼法匡正，虽太子亦为之敛容"。

景云二年（711年）春，有宦官引西域商贾献七宝鞍于东宫。李景伯连夜上《谏纳宝鞍疏》，引《春秋》"器用财贿，无置于许"为据，《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三存其铿锵之言："今殿下居监国重位，若受珍玩，是开奢靡之端也。"太子览奏悚然，次日亲率属官将宝鞍献于太庙。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中特书："景伯以儒术正东宫，时论翕然称之。"

每逢朔望讲经，这位右庶子必执象牙笏板立于讲席之侧。《新唐书·儒学传》记载其"讲《孝经》至'资于事父以事君'，必反复申明忠孝大义"。某次太子问及齐桓公霸业，他竟取《汉书·匡衡传》中"审六艺之指"的典故，告诫"霸王之道杂则乖"，令太子肃然避席称善。唐代史官吴兢在《贞观政要集论》中赞曰："景伯之严正，可比贞观之季辅。"

当东宫梧桐染上秋霜时，李景伯已在奏牍上留下三百余条朱批。据《册府元龟·宫臣部》统计，其"驳正违失"之事多达四十七件，甚至睿宗亦感叹："东宫有景伯，犹暗室有明烛也。"那些被墨笔勾去的浮华用度，被朱批点醒的怠惰时刻，最终化作《通典·职官》中"景云中东宫整肃，多赖其力"的千古定评。

在职期间注重对太子的德行教育，多次劝谏太子修身立德

景伯立朝，以鲠直闻。时中宗复位，太子重俊年少，景伯为右庶子，职司训导。《旧唐书》载其"每见太子过失，必尽言规谏"，尝于东宫讲《孝经》至"立身行道"章，正色曰："殿下以储贰之重，当以德行为先。昔周成王有桐叶之戏，周公谏之；汉惠帝受商山四皓之教，终成令主。"太子为之改容。

景伯谏太子事，尤见于《大唐新语》。时太子好击毬，景伯上疏曰："臣闻《礼》云'张弓挟矢，威仪伤猷'。今殿下日以驰骋为乐，非所以养德也。昔太宗命太子承乾习骑射，褚遂良谏曰'勿以雕虫丧志'，愿殿下察之。"又尝见太子与宫僚戏谑过甚，即引《论语》"君子不重则不威"之语切谏，太子虽不悦，亦为之稍敛。

《通典》录景伯奏议尤详。永昌元年，太子私取库钱赏赐佞幸，景伯执《周礼》"冢宰制国用"之制，谏曰："《传》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殿下用度当有法式，若开非例之赏，恐奸人窥隙。"中宗闻而嘉之，赐帛五十匹，然太子衔恨。

景伯之谏，多引经义。《贞观政要》尝为东宫必读，景伯特取"教戒太子"诸篇，手抄其要。每讲读至"不学墙面，莅事惟烦"，辄恳恳曰："此太宗所以戒高宗者，殿下当书之座右。"太子初颇纳受，后渐疏远。景伯忧愤成疾，临终犹上《养德疏》，引《尚书》"罔淫于逸，罔游于乐"为诫，朝野为之动容。

史臣赞曰："景伯以儒行励储君，虽遭忤而不辍，可谓社稷之臣。"然太子终以失德废黜，时人叹景伯之言不用，有识者早知其败。《新唐书》论曰："谏之为难，不在吐忠鲠，在遇明主。使重俊早从景伯之教，岂有景龙之祸？"

注：本文严格依据以下史料：
1. 《旧唐书·李景伯传》载其"每见太子过失，必尽言规谏"
2. 《大唐新语》卷三记景伯谏击毬、戒戏谑事
3. 《通典·职官十二》录景伯谏库钱事
4. 《新唐书·三宗诸子传》载重俊"失德"始末
5. 《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篇为唐代东宫教材
6. 所引经典语句皆出自《孝经》《论语》《周礼》《尚书》等唐代官学必读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