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南的暮鼓声中,朱雀大街的尘土尚未落定,唐高宗李治正以青瓷盏承接贞观余晖。永徽三年(652年)的春风掠过晋昌坊时,玄奘法师衣袂翻飞如展开的贝叶经——这座为追念文德皇后而敕建的七层浮屠,正在西域运来的柽木清香里拔节生长。
当琉璃檐角刺破云翳的刹那,长安仕宦们看见的不仅是"日宫开万仞"的盛唐气象,更是太宗朝《大唐三藏圣教序》在碑林中的具象延伸。褚遂良题写的碑文墨痕未干,诗人已用"幡虹曳曲阴"的意象,将北魏以来密檐式砖塔的曲线,化作梵呗在空中的余韵。那"丛珠细网林"的晨露,恰似玄奘从曲女城法会带回的辩经余响,在长安的坊曲间叮咚成韵。
站在"绮霞遥笼帐"的慈恩寺南苑,可见终南山雾气与译经场的青烟交织升腾。此时《瑜伽师地论》的译稿尚在案头,而诗人已借"寥廓烟云表"的眺望,将三藏法师九死一生的取经路,凝练成塔尖上的一缕超然。当西域商队的驼铃惊起塔铃共鸣时,这首应制诗便成了永徽年间最精妙的隐喻——在经卷与诗行之间,矗立着整个盛唐的精神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