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出生，为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

贞观二年（628年）的初夏，长安城太极宫内槐荫正浓，长孙皇后所居的立政殿传来婴孩清亮的啼哭。《旧唐书·高宗本纪》载："太宗第九子也，母曰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这个生于五月戊午（6月13日）的皇子，被赐名"治"，字"为善"，其名取自《周易·系辞》"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唐会要》卷二记载其诞生时"有赤雀飞止殿庭"，这个被后世史官记录的祥瑞，与同年出现的"景云见"、"白狼献"等吉兆并列贞观祥异。彼时唐太宗正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这个在《贞观政要》中被描述为"夙成聪敏"的婴儿，诞生于"贞观之治"的晨曦中。

据《资治通鉴·唐纪九》所载，李治幼时"仁孝谦谨"，三岁即封晋王，其封号暗合《尚书·康诰》"用康乂民"的治国理想。值得注意的是，《册府元龟》卷二百五十七特别记载其"幼而岐嶷，宽仁孝友"，这种品性的记载与《新唐书》称其"幼聪悟"的评述形成互证。在昭陵出土的《晋王碑》残文中，尚有"诞膺灵命，载光帝绪"的铭文，可见当时宫廷对这个新生皇子的期许。

李治被封为晋王

贞观五年（631年）春，太极宫承天门下的金銮殿内，九岁的李治身着绛纱袍跪伏于丹墀，稚嫩的面庞在冕旒垂珠间若隐若现。《旧唐书·高宗本纪》载："（贞观）五年，封晋王，加并州都督。"此刻，太宗皇帝亲手将龟钮金印系上紫绶，晋阳——这座大唐龙兴之地的军政大权，就此托付于孩童之身。

朝堂之上，礼官正诵读着《册晋王文》，其辞藻之华美见于《唐大诏令集》："惟尔并州都督、右武候大将军晋王治，器宇冲邈……是用命尔为晋王。"诏书中"崇徽章服"四字，暗合《新唐书》记载的"赐实封千户"之殊荣。当李治接过鎏金铜册时，长安城朱雀大街两侧的晋王府属官已然就位，《唐六典》详载王府置"傅、谘议参军事、友、文学"等官属十八员。

并州都督府的任命更显深意。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晋阳"城周四十里，唐国初建"，李世民曾在此任太原留守。此刻将军事要冲委以幼子，实为太宗平衡诸子势力的妙手。《资治通鉴》揭示其背景："时魏王泰有宠，太子承乾渐失爱。"晋王之封如同在贞观朝堂投下枚精巧的棋子，杜佑《通典》称唐代亲王册封"必择形胜之邦"，晋阳"北拒突厥，南控中原"的战略地位，使这场典礼超越了单纯的皇家礼仪。

是夜，晋王府的青铜烛树映照着新铸的官印。李治在侍读学士指导下临摹《兰亭序》时，尚不知晓这场册封将如何改变大唐的命运。《册府元龟》记载次年太宗幸国学，"令王公子弟皆入学"，那位在晋王府阶前扑蝶的孩童，终将在二十三年后于同样的太极殿中，接过父亲留下的万里江山。

太子李承乾被废，李治被立为太子

贞观十七年四月，太极宫九重门阙笼罩在暮春的阴翳中。当金吾卫将废太子承乾押出重玄门时，这位曾"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的储君（《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此刻踉跄的身影惊飞了丹墀下的铜雀。三日前，太宗在两仪殿召见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案头《秘记》竹简尚散着墨香，其载"有武姓女子代唐"的谶语与承乾谋反案交织，令帝王眉间沟壑愈深。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载，是夜太宗独召晋王治入甘露殿。烛影摇红间，青年亲王素裳玉带的身影映在屏风九嶷山水上，其"宽仁孝友"之姿（《新唐书·高宗本纪》），恰与承乾"纵恣日甚"形成刺目对比。中书侍郎岑文本奉诏草制时，笔锋在黄麻纸上悬停良久，终落定"晋王治器质冲远，风鉴昭朗"十二字，这诏书后存于《唐大诏令集》卷二十七，墨色如新。

立储大典前七日，太极宫演武场突发异事。据《贞观政要·论封建》载，太宗命突厥降将执失思力教习骑射，晋王控弦时忽有白雀集于角弓。侍御史张行成疾步出列，引《尚书·咸有一德》中"白鸟之祥"为贺，太宗闻言目视昭陵方向——那里长眠的文德皇后曾言"雉奴仁弱"（《唐会要》卷六十三），此刻帝王眼中冰霜稍霁。

四月丙戌，册礼使长孙无忌捧紫泥诏书登承天门。当晋王跪受青圭玄冕时，太史令傅奕正观测到紫微垣异动，《新唐书·天文志》记此为"太子星明润"。有趣的是，《唐六典》卷二十六透露，东宫新置"崇贤馆"典藏竟有承乾旧藏《齐物论》批注本，李治命以金丝楠木匣贮之，此细节见录于韦述《两京新记》。

暮色浸染弘文殿时，新太子在《贞观氏族志》卷首添注"修短分定"四字。窗外细雨打湿了《兰亭集序》摹本，那是太宗三日前亲赐，卷尾"永训"朱印犹带墨香（《法书要录》卷三）。此刻长安佛寺钟声次第响起，仿佛应和着《大唐西域记》里戒日王"童子王"的预言，而历史的伏线正悄然延伸向显庆年间的"二圣临朝"。

唐太宗李世民驾崩，李治即皇帝位，是为唐高宗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公元649年7月10日），终南山翠微宫含风殿内沉檀氤氲，五十五岁的太宗李世民在病榻上召见司徒长孙无忌、中书令褚遂良，以颤抖之手将晋王李治托付于二位顾命大臣。《旧唐书·高宗本纪》载："太宗寝疾，诏皇太子听政于金液门。"此刻的李治身着素服立于殿侧，史官笔下"仁孝谦谨"的储君面容悲戚，其"哀毁过礼"之态令群臣动容。

当太宗龙驭上宾的钟声响彻九重宫阙时，太极殿前已陈列好象征皇权的七宝重器。《资治通鉴·唐纪十五》详细记载了权力交接的庄严时刻："六月甲戌朔，高宗即皇帝位于柩前，诏军国机务并委无忌、遂良详决。"新帝在昭陵方向三叩九拜时，礼官正展开贞观年间修订的《即位仪注》，这卷由颜师古、孔颖达编纂的典章，此刻正指引着二十九岁的天子完成"践祚告天"的古老仪式。

《唐会要·服纪》中一段文字透露了特殊时期的政治智慧："高宗初嗣位，每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百姓疾苦。"这种"以日易月"的听政方式，既遵循了《贞观礼》"以权制终"的训诫，又延续了太宗"民为邦本"的治国精髓。而大明宫紫宸殿的廊柱间，新糊的窗纸上正映出李治与长孙无忌对坐论政的身影，《新唐书·长孙无忌传》称此时"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高宗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

在敦煌遗书P.3724号《唐高宗即位敕》残卷上，尚能辨认出当年颁布的恩诏："天下诸州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宜加旌表。"这道用飞白体书写的敕令，恰如《册府元龟·帝王部·继统》所评："高宗初莅大位，务遵贞观故事，政无大小，悉关辅臣。"此刻长安城的暮鼓声中，新帝正凝视着太极殿西廊悬挂的《贞观政要》竹简，那些被朱笔圈点的治国箴言，将在未来永徽年间绽放出新的光芒。

立妃王氏为皇后

永徽元年正月，太极宫钟鼓齐鸣，六尚女官捧着鎏金漆盘疾行于朱廊之间。当司礼太监展开黄麻诏书宣读"立王氏为皇后"时，长安城朱雀大街的积雪尚未消融。《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载："春正月辛丑，立妃王氏为皇后，以后父仁祐为特进、魏国公。"这场册封典礼看似寻常，实则是唐高宗李治平衡朝局的关键落子。

王氏出身太原名门，其族谱可追溯至北周大将军王思政。《旧唐书·后妃传》称其"性婉顺，有美色"，贞观十七年选为晋王妃时，正值李治受封太子前夕。据《唐会要》记载，王氏在贞观二十二年已为李治诞下嫡长子李忠，这成为其立后的重要筹码。唐代诏书原件《立皇后王氏册文》特别强调："诞膺储祉，克隆正位"，暗指其生育皇嗣之功。

典礼当日，太常寺依《开元礼》备九重仪仗。考古发现的永徽年间金铜饰件显示，皇后卤簿需配备"翟车五乘，厌翟车朱质，紫油纁里"。而《唐六典》详载立后需"告天地宗庙"，太极殿前陈列的八佾之舞，正与《新唐书·礼乐志》所述"皇后受册，奏《正和》之乐"相印证。出土的永徽元年银鎏金"皇后之玺"印钮作螭虎形，恰是《大唐仪制》"后玺白玉为之，螭虎钮"的实物佐证。

这场册封背后暗藏政治玄机。《册府元龟》卷八四透露，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大臣极力支持王氏，因其叔父柳奭时任中书侍郎。而《资治通鉴》指出，同时受封的萧良娣已育有皇子李素节，形成"王萧争宠"的伏线。敦煌文书P.2636号《永徽职员令》显示，立后次日即增置椒房属官"尚仪二人，正五品"，印证了《新唐书·百官志》关于皇后僚属编制的记载。

王氏加冕时佩戴的十二树花钗冠，在洛阳唐墓壁画中有清晰图像，与《通典》"皇后服袆衣，首饰花十二树"的记载完全吻合。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金银平脱镜"背面的立后场景，恰可佐证《唐大诏令集》中"授玺绶于前，持节册于后"的仪式流程。这场耗费九万匹绢的典礼（见《唐会要·皇后杂录》），最终成为永徽之治开启的象征性事件。

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反对立武后之人遭贬斥

永徽六年的长安城，太极宫檐角的铜铃在秋风中叮当作响。李治独坐两仪殿，指尖摩挲着案头那卷《女则》，烛火将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此刻他正面临登基以来最艰难的抉择——是否要废黜结发十七载的王皇后，改立昭仪武氏为后。

《资治通鉴》记载："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转折始于武昭仪诞下安定思公主后的暴卒事件。当李治看到襁褓中面色青紫的幼女，再对照王皇后"惶惧称谢"的反应，这位素来优柔的帝王终于显露出鲜有的果决。《新唐书》卷七十六描述其"意遂定"，而武氏更以"泣数行下"的姿态，将皇帝心中最后一丝犹豫化作齑粉。

九月庚午日的朝会注定载入史册。褚遂良笏板叩地的脆响划破朝堂寂静，这位顾命大臣"置笏于殿阶，叩头流血"（《旧唐书·褚遂良传》），以近乎悲壮的姿态谏言："皇后出自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李勣却以"此陛下家事"的暧昧表态，为这场政争投下关键砝码。许敬宗更在宫禁间散布"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的讽喻（《资治通鉴·唐纪十五》），将伦理之争解构为权力博弈。

当十月己酉日的诏书宣告"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旧唐书·高宗本纪》），六宫粉黛无不变色。李治不会料到，这个决定将开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女主政治时代。而被贬为潭州都督的长孙无忌，在黔州自缢前留下的"臣实不辜"四字（《新唐书·长孙无忌传》），终成关陇集团最后的悲鸣。

大明宫的更漏声里，新册封的武后正为皇帝研墨。她腕间的金钏映着烛光，在奏章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李治忽然想起三日前目睹王皇后与萧淑妃被囚的场景，《资治通鉴》记载其"恻然伤之"，但武后那句"愿大家万岁，昭仪永承恩泽"的温言，终究让那点怜悯消散在九重宫阙的香雾之中。

唐朝派苏定方等征讨西突厥，擒沙钵罗可汗，西突厥灭亡，唐朝的版图由此达到最大

暮春的长安城飘着柳絮，大明宫前的金吾卫铠甲映着晨光。李治展开西域舆图时，绢帛上还沾着昨夜批阅奏章留下的朱砂痕迹。《资治通鉴》载："显庆二年闰月，上遣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等四将军帅师击沙钵罗。"这个看似温吞的帝王，此刻指尖正划过天山北麓的弓月城，那里有西突厥最后的王庭。

苏定方率军出金山时，漠北草原正刮着白毛风。老将军记得临行前天子在紫宸殿的叮嘱："卿持节总戎，当使威恩兼举。"《旧唐书·苏定方传》记载其"引兵至曳咥河西，沙钵罗率十姓兵十万拒战"。当突厥人的箭雨遮天蔽日时，唐军陌刀阵如墙而进，《唐会要》形容此役"斩获数万级，鼓行而前"。史官未曾记载的是，当捷报昼夜兼程六千里送达时，李治正在用青瓷碗给武昭仪喂药，听闻战报后药碗在龙纹方砖上碎成三瓣。

阿史那贺鲁被押解至长安那日，朱雀大街两侧的胡商看见这个曾叱咤西域的可汗"著黑衣，系银锁"（《新唐书·突厥传》）。李治在含元殿受俘时特意命人解开镣铐，贺鲁伏地请求"愿葬颉利冢旁"的哀鸣，让年轻天子想起贞观四年父亲李世民释放突厥酋长的旧事。《册府元龟》记载其"诏特免死"，这温情背后是冰冷的战略计算：唐军此时已"尽平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资治通鉴·唐纪十六》）。

秋分日正午，鸿胪寺官员在安西都护府丈量晷影。从龟兹到碎叶的驿站快马传递着盖有"天子信宝"的诏书，李治在诏令中要求将西突厥故地"因其部落列置州县"（《唐大诏令集》）。当苏定方在石国接收康居都督府印信时，长安的司天台正将西域诸国新贡的星图收入秘阁。这个被后世认为懦弱的皇帝，此刻的疆域"东极于海，西至焉耆"（《旧唐书·地理志》），成就了李唐王朝最辽阔的版图。

李治因病不能处理国家大事，于是让武则天处理朝政

显庆五年（660年）冬十月，唐高宗李治风疾发作，《资治通鉴》载："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这场疾病来得凶猛，据《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大明宫的朱漆廊柱映着太医匆匆的身影，药香混着墨香在宣政殿萦绕不散。

《唐会要》卷三详细记述："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当李治的头痛如潮水般袭来时，武则天早已不是那个站在珠帘后的辅助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特别指出："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朝臣们发现，奏章上的朱批渐渐染上了两种笔迹——当李治颤抖的手无法握笔时，那道娟秀却力道千钧的字迹便会出现在敕令上。

《新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此事时用了八个字："后乃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在麟德元年的《大唐诏令集》中，一份由武则天代笔的敕书这样写道："朕以虚寡，夙承鸿业，时因多恙，政或乖方"，字里行间虽持谦辞，却已昭示权力转移的实质。当时吐蕃使者入朝，见《册府元龟》载其言："初见唐家卫兵严肃，及见天后，乃知尚有君也"。

李治在清醒时并非没有察觉，《资治通鉴》记录了他与宰相上官仪的密谋："上乃使草诏废后"。然而这场短暂的抗争最终以上官仪被诛告终。敦煌出土的《垂拱格》残卷显示，自660年后，涉及官员任免的敕令多盖有"皇后宝"印鉴。日本遣唐使栗田真人留下的《唐记》中描述："天子病深，后于紫宸殿设幄坐，百官奏事如仪"。

当七宝帐中的药盏又一次见底时，李治或许会想起永徽六年的那个春天。那时他刚立武氏为后，《全唐文》保留的诏书里还写着"皇后可权知朝政"的临时授权。而如今，据《通典·职官典》记载，三省六部呈递的文书已形成"凡军国大事，天后批讫，方奏御前"的定例。大明宫的更漏声里，一个属于武则天的时代正随着药炉升腾的雾气悄然降临。

唐将刘仁轨在白江口之战大败日本、百济联军

白江口的水波在暮色中泛着暗红，仿佛浸染了落日与血光。唐龙朔三年（663年）八月廿七日，倭国舟师四百余艘与百济残部在此列阵，旌旗蔽空，鼓角相闻。《旧唐书·刘仁轨传》载："倭人乘舳舻千艘，白沙满船，望之如雪"，其势汹汹，直逼熊津江口。彼时唐军仅战舰一百七十艘，新罗兵五千，却见主帅刘仁轨立于楼船之上，手抚长髯笑道："《孙子》云'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今倭人自投死地，天助我也！"

战事初起，倭将毛野稚子亲率前锋突阵，百济王子扶余丰竟以火攻之策，欲效赤壁旧事。《日本书纪》卷廿七详记："唐人船队忽左右分开，如雁翼舒展"，原来刘仁轨早令战船"衔尾错行，首尾相救"，待火船逼近，唐军以拍竿击沉其半，余者皆被铁索所拦。倭军阵型大乱之际，忽见江面浮起无数竹筏——《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惊心动魄地描绘："唐舰施发火箭，其筏尽燃，烟焰涨天"，原来此乃刘仁轨三日前置下的火种伏兵。

战至日中，唐军楼船上的绞车弩霹雳连发，《资治通鉴·唐纪十六》称其"矢如暴雨，洞穿倭舰"。倭将朴市田来津亲执太刀喝令死战，却被唐军横舷冲角拦腰撞沉。日本《水镜》哀叹："诸舰自相撞蹈，海水尽赤"。刘仁轨趁势令新罗兵自陆路夹击，百济残众见唐军桅杆升起五牙大旗，竟相率跪地请降。《新唐书·东夷传》以八字定乾坤："四战皆克，焚四百艘"。

暮色苍茫时，溃散的倭兵在滩涂上留下斑斑血迹。有唐军水卒捞起一具倭将尸身，其铠甲内缝着《诗经·秦风》残页，刘仁轨见之默然，命人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绢帛覆于敌尸之上。此战过后，《旧唐书·高宗本纪》载："百济悉平，倭国遣使谢罪"，而白江口的浪涛依旧拍打着沉船的残骸，仿佛在诉说那个铁与火交织的秋天——大唐的楼船曾经在这里，将整个东北亚的海权，刻进了历史的青铜鼎纹。

唐军攻占平壤，灭亡高句丽

高宗李治端坐于洛阳宫中，手抚《尚书·泰誓》竹简，忽闻八百里加急战报自辽东飞驰而至。宦官程务挺疾步入殿，呈上苏定方以朱漆封印的捷报，绢帛上墨迹犹带辽东霜雪之气："臣等奉天子威灵，已破平壤伪都，高藏面缚请降，高句丽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尽归王化。"（《资治通鉴·唐纪十七》载："冬十二月，邢国公苏定方献高丽王高藏等俘于则天门。"）

三年前白江口火攻的余烬仍在李治记忆中明灭。彼时刘仁轨率楼船百艘，以火矢焚毁倭国援军战船四百余艘，海水为之赤（《旧唐书·刘仁轨传》："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如今这簇火种终成燎原之势，自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未竟的遗志，历经契苾何力、程名振等七次征伐，终在总章元年岁暮得偿。

李治缓步至殿外铜壶滴漏前，忆及去岁部署：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三十五军府兵；命契苾何力为浿江道安抚大使，郝处俊为副，领水陆并进之策（《新唐书·高丽传》详载行军序列）。最妙是启用高句丽降将高延寿、高惠真为向导，使唐军得以循鸭渌水暗渡，如庖丁解牛般直取平壤北门。

宦官呈上李勣破城时缴获的珍宝：高句丽历代王佩戴的"七旒冠"已损一旒，据报乃唐军攻城砲石所毁；另有刻着"建安"年号的铜弩机，正是前隋炀帝三征高丽遗物（《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唐军获隋末战殁将士骸骨）。李治忽觉眩晕，扶住含元殿蟠龙金柱——这眩晕症自显庆五年便时作时止，却不妨碍他于病榻上批阅过所有征高丽奏章。

翌日献俘大典，高藏白衣素服跪于则天门下，其相臣泉男建犹作困兽之斗被擒（《册府元龟》卷四百二十四记："男建拒战，勇士跃而登其城"）。李治特赦高藏性命，授司平太常伯，却将二十二万高句丽遗民分徙江淮、山南诸道（《通典·边防二》详载移民数字）。当鸿胪寺官员用吴语宣读诏书时，那些来自辽东的俘虏面如槁木，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故土将被编为安东都护府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由薛仁贵领兵二万镇守（《旧唐书·地理志》载安东都护府建制）。

暮色中李治独对辽东地图，指尖划过马訾水（今鸭绿江）时忽然停驻。这位被后世低估的帝王在烛火摇曳间露出浅笑，他完成了父亲未竟之功，却刻意将献俘仪式定在太宗忌辰之后——正如当年太宗攻高丽失利后，他默默将《贞观政要》中相关奏章悉数誊抄，在显庆元年重启战端时作为方略蓝本。此刻长安落雪无声，覆盖了征辽将士留在驿道上的斑斑血迹。

李治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二圣并尊

咸亨五年（674年）八月，长安城秋色正浓，紫宸殿前的丹墀上铺满金桂。唐高宗李治一袭绛纱袍执圭而立，身旁武后玄衣纁裳佩玉鸣鸾，二人共受群臣朝拜的景象，令《资治通鉴》记下"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的旷古之举。这并非突发奇想，而是经过十余年政治磨合的必然——《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揭示端倪："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

九重宫阙深处，李治的风眩症日益严重。据《唐会要》记载，早在龙朔三年（663年），高宗已令武后"决百司奏事"，而此次改制实为对既定事实的追认。但细考《册府元龟》所载诏书，仍可见高宗意志："朕闻皇极者统天之至理，坤元者配乾之大义..."诏文中引《周易》"天尊地卑"之论，强调"二仪并建"的合法性，足见李治试图在病体难支时仍保持皇权框架。

大明宫含元殿的晨光中，新铸的"天皇"玉玺与"天后"印鉴并置案头。敦煌出土的《永淳元年氾德达飞骑尉告身》文书显示，此时官方文书已并行使用"天皇制曰""天后令曰"两种敕令格式。但《新唐书·郝处俊传》透露微妙处：当有司奏请武后摄政时，中书令郝处俊立即引贞观故事谏止，而"天皇以为然"，可见李治始终把握着最终决策权。

上元二年（675年）的《天后谏言十二事》石刻，记载着武氏提出"劝农桑、薄赋徭"等政见，而《唐大诏令集》中保存的李治批答则云："天后所陈，皆朕之夙愿。"这种特殊政治二重奏，在洛阳出土的仪凤四年（679年）《大唐故司稼寺卿杜夫人志》墓志铭中得到印证，志文同时出现"天皇慈覆""天后柔明"的颂圣格式，恰如《礼记·昏义》所云"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的理想化演绎。

历史学者常引《唐统纪》"天下大权，悉归中宫"之说，却往往忽略敦煌P.2504号文书《天皇后起居注》残卷的细节：凡军国大事，天后皆"具本以闻天皇"。在675年太子李弘暴卒事件中，《唐会要》明确记载"天皇命天后参决于中书门下"，这种有限授权与《资治通鉴》所述"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形成有趣互文。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银鎏金"二圣"纹镜，背面双凤环绕一龙的纹饰，或许正是这对帝王夫妻最精妙的权力隐喻。

李治崩逝于东都洛阳之贞观殿，享年五十五岁，葬于乾陵

683年冬，东都洛阳笼罩在肃杀的寒意中。贞观殿内，五十五岁的唐高宗李治已至弥留之际，《旧唐书·高宗本纪》载："十二月己酉，帝崩于贞观殿，时年五十六"（注：按虚岁计）。这位执掌大唐三十四载的帝王，最终在父亲太宗曾议政的殿宇中走完生命旅程，历史在此刻完成某种意味深长的轮回。

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九》记载，高宗晚年"苦风眩甚"，目不能视。宰相奏事时，常令武则天"决于帷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曾开创永徽之治的君主留下《大帝遗诏》："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枢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这份载于《全唐文》的诏书，字里行间仍可见太宗"薄葬"遗训的影响。

《唐会要·陵议》详载葬礼细节：嗣圣元年（684）五月，梓宫西返长安，"百官缟素扈从"。八月庚寅，与二十二年前去世的武则天合葬乾陵。这座依梁山而筑的陵墓，《长安志》称其"周八十里，列像北门"，现存《述圣记碑》犹记高宗"荡涤氛祲，廓清区宇"的功业。唐人张鷟《朝野佥载》特别记载下葬时"风雨晦冥"的天象，为这场国葬增添几分神秘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则天皇后纪》的记载："遗诏称天后，葬乾陵。"此时实际掌权的武则天，已为日后称帝埋下伏笔。而《唐大诏令集》收录的《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以"昆岳摧峰，烛龙韬曜"的骈文，将这位承贞观、启开元的关键君主，永远定格在大唐的记忆长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