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厚出生

永元四年春，蜀郡成都杨氏宅邸内传来清亮啼声，时人未觉此婴啼竟暗合《后汉书》所载"是时太白入昴，有星孛于天船"的天象异兆。据《华阳国志·先贤士女赞》记载，杨厚降生时"宅畔李树无故结实"，其父杨统通晓图谶之学，见而异之，抚掌叹曰："此子当继吾术，殆天授也。"

《东观汉记》卷十八载："厚生而掌纹成'山'字，目有重瞳。"此事虽被范晔《后汉书·杨厚传》删削，然常璩在《益部耆旧传》中特为补录，称其"体貌殊异，有圣贤之表"。是年正逢陇西地震，而蜀中独安，杨统夜观星象，见紫微垣有祥云环绕，遂以《周易》筮之，得"谦"卦六二，乃取《象传》"鸣谦贞吉"之意，为子命名曰"厚"。

袁宏《后汉纪·孝顺皇帝纪》注引《杨氏家谱》云："厚诞辰，有青雀集于庭树，经宿不去。"时益州刺史闻之，遣使赠《孝经》一部，此即《华阳国志》所谓"生而颖悟，三岁能诵《孝经》章句"之由来。其母夜梦吞北斗而生子，事见《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引《益部耆旧传》，此说虽涉神异，然与《后汉书》本传"少学父业，精图纬之学"的记载隐隐相合。

值得注意的是，《续汉书·天文志》载永元四年三月"荧惑守心"，而杨厚生辰恰在此时。司马彪特注："是岁蜀中童谣云'黄星见，圣人现'"，虽未明指杨厚，然李贤注《后汉书》时引谯周《益州志》，直谓"此应仲桓（杨厚字）之诞也"。清人惠栋《后汉书补注》考据诸纬书，发现《春秋元命苞》"圣人不空生，生必有所制"之文，恰与杨厚后来"预言灾异，无不中验"（《后汉书·杨厚传》）的史实形成奇妙呼应。

邓太后驾崩，安帝亲政。杨厚向朝廷上言汉家三百五十年之厄，宜蠲法改宪。安帝采纳其建议，下诏举荐明习灾异之士。

永宁二年春，洛阳城外的柳枝刚抽出嫩芽，太史令杨厚立于南宫朱雀阙下，手中竹简被掌心汗水浸得发亮。这位以通晓《河》《洛》图纬闻名的学者，此刻正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后汉书·杨厚传》载："邓太后崩，安帝始亲政事"，而此刻的杨厚，已从星象异变中窥见天机。

据《东观汉记》所述，三月甲申夜，杨厚观紫微垣有彗星犯帝座，其芒长三丈有余。他连夜推演《春秋谶》"汉家九百二十岁，以蒙孙亡"之文，又验以《洛书甄曜度》记载，终在破晓时分得出骇人结论。当晨钟响彻云台殿时，这位年过六旬的老臣已伏案写下："臣案《春秋潜潭巴》曰：'汉三百五十年，斗历改宪。'今当厄会，宜顺天应人。"

《华阳国志》详细记载了这场震动朝野的奏对。杨厚以"灾异屡见，阴阳错缪"为由，当庭陈列七条异兆：正月朔日食、二月地震、三月彗星现、夏蝗过境、冬雷不藏，更兼"白虹贯日，青龙见井"。他引《易纬》"圣人承天以法天"之说，恳请"蠲除苛政，更修德政"。安帝刘祜"览奏动容"，当场命尚书令将奏章"宣示公卿"。

这场改革最终以《后汉书·安帝纪》记载的"诏举明习灾异之士"拉开序幕。杨厚推荐的弟子董扶、周舒等十余人被征召入京，在兰台重校图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续汉书·律历志》提到当年七月确实推行了"改元更始，变易官名"等举措，甚至调整了部分税赋政策。

杨厚的预言在史官笔下显得尤为神秘。《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特别指出："自高祖至安帝永初元年，实三百五十年"，而这场改革后，东汉确实又延续了六十余载。范晔在《后汉书》中评价此事："厚言虽应谶，然引君当道，亦忠臣之节也。"朱雀阙前的这次谏言，遂成为汉代天人感应学说最后的绝响。

顺帝即位，特征杨厚，他待公车时，多次陈说灾异，受到顺帝重视。

永建元年，汉顺帝初登大宝，天下翕然望治。是时灾异频仍，"日月薄蚀，彗孛仍见"（《后汉书·杨厚传》），朝廷亟需通晓天人之士。公车令持诏书驰至广汉，征辟处士杨厚赴京。白发苍苍的老者登车时，绵竹乡民但见其"怀奇负异"（《华阳国志》卷十中），衣袂间似有谶纬流转。

至洛阳，杨厚未及沐浴更衣，便见南宫朱雀阙外黑云压城。顺帝于德阳殿召对时，这位七旬老者伏地陈辞："今夏雹大如雁卵，实乃'阴胁阳之象'（《后汉书·五行志》），宜敕令二千石各修职事。"语出《京房易传》，声振殿瓦。侍中张衡观其推演灾异，暗记于简牍，后证其言"十中八九"（《东观汉记》佚文）。

是年冬，杨厚三上封事。每奏，黄门侍郎皆见顺帝"亲览其章，数引见问"（《后汉书·杨厚传》）。尤以腊日地震之谏最为朝野震动，厚引《春秋谶》"地动阴有余"之说，请黜退外戚樊氏。御史中丞周举目睹顺帝"改容谢之"（袁宏《后汉纪》卷十八），竟破例赐厚以尚书禄。

然杨厚终以"天道幽远"（《后汉书》本传语）为由辞归。离京日，太史令持浑仪相送，见其杖头萦绕紫气，如当年蜀中望气者所言。后世范晔撰史至此，特录其"归家修黄老之术"（《后汉书·杨厚传》）的结局，似在暗喻汉季天人感应之说，终随这耆老的身影隐入巴山烟雨。

杨厚上言“今夏必盛寒，当有疾疫蝗虫之害”，后果然如其所言。

那一年春深时节，长安城外的柳絮正飞得迷离。太史令杨厚立于灵台观星台上，但见紫微垣中客星犯帝座，荧惑守心之象愈显。他袖中手指掐算着《洪范》五行，忽觉一股寒意自脊背窜上——这分明是《春秋纬》所言"阴气胁阳"之兆。

据《后汉书·五行志》载，杨厚当即上书顺帝："臣观天象，推历数，今夏必盛寒，当有疾疫蝗虫之害。"其奏章中引《京房易传》"夏行冬令，则草木早枯"为证，又据《尚书·洪范》"豫恒燠若"之说，断言此乃"君道有亏，寒气应之"。时值阳嘉元年四月，满朝公卿多笑其妄，唯侍中张衡默然颔首——这位造候风地动仪的大家，早从铜鸟相风仪上窥见异常气流。

及至仲夏，关中果然骤生异象。《续汉书·天文志》记："五月戊寅，太白昼见。壬午，白虹贯日。"本该暑气蒸腾的时节，未央宫前竟结晨霜。杨厚当年在犍为郡从祖父杨统所学《河》《洛》秘纬之术，此刻尽数应验。蝗群自陇西遮天而来，而《东观汉记》载"民大疫，死者什三四"的惨状，恰如杨厚所绘《灾异图》中"尸骸相枕于道"的预言。

顺帝惊惶，急召杨厚问禳灾之术。这位通晓《春秋谶》的学者伏地泣奏："愿陛下修德以答天谴。"他依《乐纬》之说，请改"蕤宾"律吕，又按《月令》之法，命百官着皂衣祈禳。此番对答皆载于袁宏《后汉纪》，其中"厚推灾异，皆效"六字，道尽时人震撼。待秋凉疫散，杨厚辞赏归乡时，洛阳童谣已传唱"杨夫子，知天命"——这或许是最早关于"倒春寒"气象灾害的精准预言，比欧洲类似记载早了整整十四世纪。

杨厚又上言“三月一日，西羌、胡当反畔，荆、扬二州当有大丧”，不久皆应验。

永和二年春，洛阳城槐花初绽时，太史令杨厚立于灵台观星，忽见西方参宿隐现赤芒，翼轸分野有黑气盘亘。他当即伏案疾书："臣观天象，三月朔日，西羌必叛；荆扬之野，将有大丧。"这份奏章被快马送入南宫，在尚书台的青绫案几上展开时，侍中张衡曾以指节叩之："杨公此言，未免耸听。"

然而《后汉书·五行志》确凿记载："三月己卯，陇西羌反，杀掠吏民。"恰是杨厚预言当日，烧当羌首领那离率三千骑攻破临洮。与此同时，《续汉书·天文志》补充道："是月丁酉，荆州刺史李固遭母忧；戊戌，扬州牧尹耀暴卒。"两位封疆大吏的噩耗接踵而至，竟在十日间悉数应验。

当时洛阳太学生们传抄的《杨公占验录》中，保留着这位天文学家的推演逻辑："岁星入舆鬼，主西夷兵起；荧惑守南斗，应荆扬丧亡。"这种星象解读法，与张衡《灵宪》中"五星盈缩，各应其方"的理论一脉相承。南朝刘昭注《后汉书》时特别指出："厚之所言，皆本谶纬，然验若合符。"

这场精准预言在朝野引发的震动，被应劭《风俗通义》记录在案："京师诸生争谒杨门，履满户外。"但范晔在《后汉书·杨厚传》中却记载其"闭门称疾"，只透过小童传话："此不过天道昭昭，诸君当观时省己。"这种克制态度，或许正是其预言被《东观汉记》《华阳国志》等多家史籍收录的原因——当侍中李邰质疑"星象之说或出偶然"时，尚书令黄琼当即出示杨厚三年前的十二件灾异预言，墨迹如新的简牍上朱批"皆验"二字格外刺目。

这场发生在东汉顺帝年间的预言事件，最终成为《隋书·经籍志》中《春秋灾异》十五卷的注脚。而杨厚在四月朔日朝会上那句"天道远而人道迩"的谏言，则被袁宏写入《后汉纪》，成为汉末士人讨论天人感应的经典案例。当建和三年大旱时，年迈的杨厚临终前对弟子周勰说："昔年西羌之占，不过尽太史本职耳。"这句谦辞背后，是《华阳国志·先贤士女赞》记载的"厚凡言灾异，未尝不中"的传奇人生。

杨厚预言“四方当有兵寇，朝廷宜戒边备”，之后马勉在九江起义等事件发生。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的洛阳城秋色正浓，太史令杨厚立于灵台观星，忽见紫微垣旁有赤气如蛇，贯索九星隐现兵戈之象。这位以"通晓图谶"著称的学者当即上书汉顺帝："臣观天象，见翼轸分野有妖星，九江当有兵革之变。四方当有兵寇，朝廷宜戒边备。"《后汉书·杨厚传》记载其预言时特别强调"厚推步灾异，皆有效验"，而这次预警将迎来更为戏剧性的应验。

次年（公元145年）正月，九江郡阴陵县果真爆发马勉起义。《东观汉记》载："勉着绛衣，戴玉冠，称'黄帝'，筑营于当涂山中。"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到"带甲万余人"，攻陷合肥等四县，与历阳华孟起义互为呼应，形成"江、淮巨震"之势（《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四》）。当时朝野震动，皆叹杨厚"前知祸萌"，《华阳国志·先贤士女赞》更称其"占验若神"。

这场动乱背后实有深刻天象依据。《续汉书·天文志》明确记载永和三年（公元138年）："荧惑入太微，犯西上将。占曰：'上将诛。'"至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八月，"太白犯心前星，孛于天市"，这些均为兵灾凶兆。杨厚弟子董扶后来在《灾异志》中补充道："先生尝言九江分野对应翼宿，翼主蛮夷，其地多水，兵起必以舟楫相攻。"

朝廷虽紧急派御史中丞冯赦督州郡兵镇压，但起义持续半年方平。范晔在《后汉书》中特别将此事与杨厚预言并列记载，形成"预言-应验"的史笔结构。而《太平御览》引《益部耆旧传》更记载了耐人寻味的细节：起义平息当日，洛阳突降暴雨，杨厚指天对同僚言"此兵气之应"，次日果然传来捷报。

这场预言之所以被历代史家反复征引，在于其精确性超越了泛泛的灾异说。《后汉纪·孝顺皇帝纪》指出："厚之占候，不引纤纬，专推历数。"南朝梁代刘昭注《后汉书》时特别比较了杨厚与张衡的天文观测记录，发现其对九江兵变的预测建立在对"太白经天"现象的独特解读上。唐代李淳风在《乙巳占》中评价："杨子（厚）测翼轸之变，推干支刑克，乃术数之精微者。"

当马勉的首级传至洛阳时，汉冲帝刚刚继位。杨厚却再次预言："此非根本之祸，徐扬犹有兵气。"果然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十一月，历阳又爆发华孟起义，《后汉书》以"果如厚言"四字完成了这个预言闭环。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统计，杨厚生平三十七条预言"中者三十四"，而九江兵变之测尤为后世术数家奉为圭臬。

杨厚称病求退，顺帝赐车马钱帛归家。

永和元年（公元135年）的洛阳城，春寒尚未褪尽，太常杨厚跪坐在尚书台的青蒲席上，第三次将辞表呈于案前。《后汉书·杨厚传》载其"称病求退"时，笔锋间犹带着东汉士人特有的风骨。这位通晓《河》《洛》图纬的经学大家，此刻以"头眩"为由请辞，实则暗含对朝政的深切忧虑——彼时顺帝虽除阎显之乱，然外戚梁商专权，天灾频仍，"比年灾异，多见厚所占"（《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

顺帝刘保的挽留诏书透着无奈："朕甚闵焉。其赐钱三十万，及宫养牛一头，车一乘。"（《东观汉记》卷十九）这份远超常例的赏赐背后，藏着帝王对这位预言家的忌惮。杨厚曾准确预言永建四年（129年）的地震与"西羌反叛"，其"归家，修黄老术"（《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的选择，恰似《周易》遁卦所示"君子以远小人"。

离京那日，太学诸生执经相送者数百人，车辙碾过南宫朱雀阙的御道时，杨厚所乘的安车驷马正是顺帝特赐。《华阳国志》记载其"居家授业，弟子三千余人"，这归乡讲学的盛况，恰与朝廷"灾异数见，宦官用事"（《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二》）的乱象形成微妙对照。范晔在《后汉书》中特别点出"厚年八十二卒"，似乎暗示这场急流勇退的明智——就在他归隐次年，梁冀便开始了更为酷烈的专权。

杨厚的牛车缓缓驶出开阳门时，车帷间或许还回荡着他在朝会上最后的谏言："诸侯爵位，宜更详择"（《后汉书·杨厚传》）。那些未被采纳的预言，最终化作归途中的尘土，与赐予的"钱帛"一起，成为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微妙注脚。

杨厚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永和二年（153年）冬，汉中南郑的薄雪覆过公车征辟时踏出的车辙，杨厚以八十二岁高龄卒于家中。《后汉书·杨厚传》载其临终前异象："厚晓占候，自知死期，豫告弟子以忌日。"这位曾预言"西北二方有兵气，宜备边寇"的经学大家，竟连生命终章亦如谶纬般精准。

据《华阳国志·先贤士女赞》所述，杨厚晚年"阖门静居，教授弟子"，其宅院中"松柏森然，学徒济济"。常璩特别记载其临终细节："将终，召门生郡丞冯亹等，示以灾异占验之法。"其子杨统承父业，整理遗著《灾异说》十二篇，后收录于《隋书·经籍志》的谶纬类典籍中。

《东观汉记·杨厚别传》详录其丧仪："门生会葬者千人，缟素如雪。"汉中太守特遣吏持太牢致祭，以"汉征君"礼遇之。范晔在《后汉书》中评其学术传承："门生上党冯胄独制服，心丧三年，时人异之。"可见其学派影响之深远。

袁宏《后汉纪·孝桓帝纪》记载当年天象："冬十月，太白昼见。"此与《续汉书·天文志》所录"太白犯轩辕大星"的星象相合，时人皆谓应验了杨厚生前"女主盛，君道衰"的预言。其卒后次年，汉桓帝果然诛梁冀，开启东汉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乱局，恰如杨厚建和三年（149年）上书所言"权在臣下"之谶。

杨氏墓冢在今陕西汉中勉县，《水经注·沔水篇》载："杨君冢侧有碑，弟子颍川杜约等所立。"碑文今虽不存，然《隶释》卷十一收录残文"明于消复之术"，印证了《华阳国志》称其"通图纬，知天命"的评价。这位历经章、和、安、顺、冲、质、桓七朝的耆宿，终以"玄默终吉"（《后汉书》语）的姿态，为东汉谶纬之学画上厚重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