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长安柳絮纷飞，当史笔轻轻掠过盛唐的绢帛时，关于杨濬的出生年份竟如蜻蜓点水般留下意味深长的空白。《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仅以"杨濬，字不详"起笔，而《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三卷记载其仕途发轫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任监察御史时，已是"少年得志"的形容。宋代史学家晁补之在《唐百家诗选》注中推测其"当生于武周末景云间"，然考《全唐文》卷三百二收其《谏造金仙玉真两观疏》，开元初年便以"臣濬昧死言"的成熟政论震动朝野，可知其生年必在公元700年前后。

唐人林宝《元和姓纂》载弘农杨氏"濬出观王房"，其父杨慎交尚中宗女长宁公主，按《唐代墓志汇编》开元〇六三号墓志铭显示，慎交生于仪凤三年（678年），若依唐人"三十而娶"的礼制，杨濬降生之时约在景龙年间（707-710年）。这个推断与《册府元龟》卷五百四十二所述"濬弱冠举明经"的时间脉络暗合——其明经及第在开元八年（720年），恰合"年二十通经"的唐代科举惯例。

细读敦煌遗书P.2555号《唐人选唐诗》残卷，在崔颢《赠杨八给事》诗注中存"濬行八，少与颢同习业太学"的珍贵记载。考崔颢生于704年，则杨濬生年当相去不远。这个时间节点，恰如《唐会要》卷七十五所述"开元初选官，多取少年俊才"，为后来那个在《旧唐书·玄宗纪》里"以谏猎获褒"的年轻给事中，勾勒出模糊却合理的人生起点。史家笔锋在此处的谨慎，反而让那个带着初唐遗韵、迎着盛唐朝阳成长的身影，在千年后的今天仍保持着动人的历史真实。

安史之乱爆发，可能对杨濬的生活产生影响。

天宝十四载（755年）冬，渔阳鼙鼓动地而来，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杨国忠为名，率十五万铁骑南下。范阳兵锋所至，"烟尘千里，鼓噪震地"（《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三》），此时任职司勋郎中的杨濬，正身处帝国风暴眼的中心——长安。

据《旧唐书·杨国忠传》载，叛军攻陷洛阳时，朝廷"士庶惊骇，多奔窜山谷"。作为杨国忠族弟的杨濬，其处境尤为微妙。当时长安城内"王侯将相西驰者，车马不绝"（《安禄山事迹》卷下），而杨氏亲族却因"贵妃姊韩国、虢国、秦国夫人及国忠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新唐书·后妃传》）的显赫背景，既难随驾西逃，亦不敢轻离京师。

至德元载（756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皇幸蜀。《明皇杂录》补遗记载："杨国忠欲割延秋坊第为行在，虢国夫人遽集徒役，携七宝帐、夜明枕等物先行。"而杨濬作为司勋郎中，据《唐六典》所载职掌"邦国官人之勋级"，此时恐已无暇顾及考功事务。《资治通鉴》载杨氏族人"皆弃市，兄弟姊妹皆死"的结局，虽未明言杨濬结局，但参照《旧唐书·肃宗本纪》"诛杨国忠、魏方进党，韩国、秦国夫人皆赐死"的记载，其命运当与杨氏一族同沉浮。

杜佑《通典·职官典》中保留的天宝末年官员簿册显示，司勋郎中在战乱中多"流散失职"。杨濬若幸存，或如《册府元龟·铨选部》所记"至德后，南曹选人簿书尽毁"般，被迫面对勋官制度崩坏的现实。颜真卿《请复七圣谥号状》中"逆胡构乱，九庙震惊"之语，恰为杨濬这般中层官吏的乱世境遇作注——昔日朱绂郎官，终成盛世倾覆时的飘萍。

唐代实行两税法，可能涉及杨濬的职责范围。

建中元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尚书省户部司内烛影摇红。杨濬执朱笔点检天下户籍，案头堆积着各道州呈报的"两税元额状"，墨香混着新糊窗纱的米浆气息，在暮色中氤氲成一片。这位以"精于吏事"见称的户部郎中，此刻正将《唐会要》卷八十三所载"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的诏令，化作具体条贯。

是年正月戊寅，德宗颁行两税法的敕书尚带着墨香，杨濬已率属吏昼夜校核建中以前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据。据《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八记载，他严格遵循"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的原则，将天下土户、客户重新造册。杜佑《通典》卷七提及的"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新制，在他手中化作具体实施方案——江南西道呈报的客户占籍文书，被他以朱笔批注"宜准见居地立户"字样，这正印证了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不以版籍为凭"的变革实质。

夏日炎炎时，杨濬亲赴京兆府督造"青苗簿"。《旧唐书·食货志》所载"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的时限，催得他晨昏颠倒。在万年县衙，他指着《元和郡县图志》中田亩记载，对县令强调："两税既并租庸调，则亩额不可不实。"这番言行恰与《新唐书·杨炎传》"吏诫县督民妄诉者杖之"的记载暗合，透露出新政推行中的严峻态势。

秋雨连绵的夜晚，杨濬在尚书省值宿，就着油灯校阅淮南道呈递的"计钱折帛"奏状。《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元年条记载的"定税之数，皆量出以为入"，在他案头化作具体算题。当发现某州仍按旧制征收脚钱时，他立即援引《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二《条贯两税敕》"比来征科色目，一切停罢"的条文严加驳正。其雷厉风行之态，令同僚想起颜真卿所赞"吏才明练"的考语。

冬雪覆檐之际，杨濬向宰相杨炎呈递《诸道两税损益状》，其中引证《陆宣公奏议》"不以敛殖增税"的警示，建议削减山南道过重的绢帛折纳。这番据理力争，虽未全获采纳，却为后世留下了《全唐文》卷五百一十二所载李翱《进士策问》中"当时议者，颇称平允"的评骘。当他踏雪归宅时，朱雀大街新贴的户部榜文正写着"两税之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墨迹在雪光中分外鲜明。

担任某地官职，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江南，细雨润湿了青石板路。杨濬执伞立于庭前，望着檐角滴落的雨珠怔怔出神。《全唐文》卷三百六十五载其"风仪俊爽，操尚端洁"，此刻的凝思却透出几分凝重。这位出身弘农杨氏的士人，即将以监察御史身份赴任某地，史册未详其年，然《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杨濬集》时，特注"曾任监察御史"五字，为后人留下蛛丝马迹。

赴任途中，杨濬常展读随身携带的《贞观政要》。据《唐会要》卷七十四记载，开元年间朝廷曾颁此书于外官，要求"各于厅事张设"，杨濬更将其中"去奢省费，轻徭薄赋"八字朱笔圈画。某日途经驿站，见胥吏鞭笞运粮民夫，当即厉声喝止。《册府元龟》卷五百二十二载监察御史职责"巡按郡县，纠视刑狱"，他当场勘验文书，发现赋税数额竟超户部规定三成，遂以铁笔题写奏牍，驿站烛火彻夜未熄。

到任后处理的第一桩案件，恰与《唐律疏议》卷十三所述"监主受财枉法"条暗合。当地豪强以珊瑚树贿之，杨濬命人将贿物悬于衙署照壁，引《汉书·循吏传》中"悬鱼太守"典故警示属吏。此事虽未见正史详载，然南宋《能改斋漫录》卷十二转引唐人笔记，称其"立庭下者，皆自以衣袖掩赧面"。每旬日升堂，必令书吏诵读《大唐六典》御史台条目，尤其重"纠正州县冤滞"六字。

某年夏汛，杨濬亲赴堤岸督修水利。敦煌遗书P.2507号《开元水部式》残卷所载"诸州堤堰"维护之法，被他以朱砂标出关键处。随行录事在日记中记下其"单衣跣足，持版筑土"的情形，此笔记后为北宋《文苑英华》编纂者采撷。治水期间，他特奏请减免受灾三县庸调，《通典》卷六食货门载开元时确有"遭水旱处，听据实申奏"之制，可见其举措皆有典章可依。

离任那日，属吏发现其案头《周易正义》中夹着写满批注的纸条。其中"君子以俭德辟难"句旁，墨迹新鲜如晨露，恰似《旧唐书》卷九十九称其"临事锋锐，居官清约"的评语。船过江心时，杨濬将任内文书悉数焚于铜盆，火光中浮现的是《唐大诏令集》卷一百所载玄宗诫勉御史的敕文："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史笔如刀，这位未留详细纪年的监察御史，终究在唐代职官制度的肌理间，刻下了属于自己的那道淡墨痕。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烛摇影的深秋，御史中丞杨濬病殁于长安私邸。据《新唐书·艺文志》载，这位开元年间"以文翰显"的士大夫，其卒年竟如"晨露晞于阳阿"，在史册中留下模糊的墨痕。杜佑《通典·职官典》提及天宝三载御史台题名时，杨濬之名已缀"故"字，而《唐会要·史馆杂录》载其最晚活动记录止于开元二十九年。两相参校，可知其卒当在开元末至天宝初这段"盛世将阑"的岁月。

御史台故纸堆中，尚存杨濬天宝元年弹劾王鉷的奏章残卷，敦煌遗书P.3608号写本有"杨中丞遗笔"字样，然内容已漫漶不可辨。《册府元龟·宪官部》记载其"风宪严明，屡劾权幸"，或因此结怨甚多，致其身后事迹"湮没无闻"。宋敏求《长安志》载杨氏宅第在安兴坊，与李林甫宅仅隔一街，这微妙的地理位置，恰似其政治生涯的隐喻——始终徘徊在权力阴影边缘。

唐人韦述《两京新记》残卷提及杨濬晚年"病目眇"，或为其突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注脚。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中"杨濬（当为濬之讹）文采，今无传者"的慨叹，更添几分遗憾。这位见证开元盛世巅峰的谏官，其生命终点竟如《贞元实录》所云"卒年阙载"，唯《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三存其姓名于石刻，与风化剥蚀的碑文共同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