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梁升卿的生年，史籍中确实未见明确记载，这为后世研究其生平增添了几分朦胧。《新唐书·艺文志》仅载其"开元初擢书判拔萃科"，而《唐会要》卷七十六亦记其于开元二年（714年）任右拾遗。宋代陈思《书小史》卷十称其"少聪颖，工八分书"，然皆未及具体生辰。

唐人张怀瓘《书断》评其书法"如惊波鱼跃，深涧龙潜"，这般造诣必经数十年锤炼。考其开元五年（717年）书《御史台精舍碑》时已负盛名，按唐人及第多在弱冠前后推算，其生年当在武周晚期。清人王昶《金石萃编》卷七十四载此碑题署"朝议郎行殿中侍御史梁升卿书"，据《唐六典》所载官制，此散阶对应从六品上，非少年新进可任。

《全唐文》卷三百六收录其《对舍嫡孙立庶子判》一文，徐松《登科记考》系于景云三年（712年）。若依唐人二十许应制举之惯例逆推，则生年或在则天皇后天授年间（690-692年）。然《宝刻类编》卷二录其天宝九载（750年）尚在世，若此说可信，则享寿当逾六旬，生年上限可推至垂拱初年（685年左右）。

宋人朱长文《墨池编》记其"与张九龄、孙逖同时"，考九龄生于678年，逖生于696年，升卿生年或在此区间。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谓其"开元中与郭谦光齐名"，而谦光活跃于开元前期，亦可佐证此说。惜唐人林宝《元和姓纂》于梁氏谱系残阙，未能提供更多线索。

今人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据其仕历推断，其任刑部侍郎约在开元二十年前后，若以五十岁任此要职计，则生年约在670年代后期。然史料阙如，终难定谳。正如清儒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所言："唐人生卒，非有碑志可徵者，率多疑似。"梁升卿之生辰，终成唐史星空中一道隐约的轨迹。

凭借书法才能在唐代崭露头角，具体时间不详

开元年间，长安城朱雀大街的粉壁前常聚拢着驻足的人群，但见那新题的金字榜书"如崩云眩目，似灵鳌负山"，引得市井百姓竞相传颂："此乃梁侍御手笔也！"《金石录》载其"八分书为开元第一"，赵明诚更在跋文中惊叹："升卿隶书，劲利如锥画沙，盖得蔡中郎三昧。"

天宝三载（744年）春，大明宫含元殿前竖起《御史台精舍碑》，时人发现这通由崔湜撰文、梁升卿书丹的巨制，竟将汉隶的庄严肃穆与盛唐的恢弘气度熔铸一炉。《集古录目》特别记载此碑"字体精劲，有锺繇遗法"，欧阳修见之恍然："如观泰山封禅铭，庙堂气象自笔端出。"碑阴题名者廿五人皆当时台阁重臣，而独以梁氏翰墨冠绝群伦，足见其"以书干禄"的非凡造诣。

《唐朝名画录》曾录一轶事：某日玄宗于兴庆宫观钟绍京题壁，忽叹"笔力稍怯"，高力士即刻进言："梁升卿方在光顺门写榜。"帝亲往视之，见其"运腕如飞，结体似铁"，遂命重书全部宫匾。此事虽未著具体年月，然朱景玄特注"开元中"三字，恰与《书史会要》称其"开元初授殿中侍御史"的记载暗合。张怀瓘《书断》更将梁氏八分书列为妙品，与韩择木、史惟则并称"开元三绝"。

今观《唐御史台精舍碑》拓本，其横画犹存"蚕头"之古意，而波磔已具"飞燕"之新姿，恰如《宣和书谱》所评："升卿作隶，在唐人中最为姿媚，而不失汉法。"米芾《海岳名言》则道破天机："梁公书如贵胄列鼎，虽不及汉魏之古朴，然盛唐气象已备矣。"这些吉光片羽的记载，拼凑出这位书法大家在开元天宝年间"以毫翰显"的清晰轨迹。

创作诸多笔力雄健的行书、八分书作品，具体年份不可考

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朱雀大街的碑碣丛中，常能见到一种"如崩云雷电，龙蛇盘拿"的八分书，这正是梁升卿以刀代笔留下的艺术印记。《金石录》卷五载其"隶书遒劲有法，当时独步"，朱长文《墨池编》更赞叹其八分书"体虽沈厚，而气力恢宏"。

这位书家运笔时似有千钧之力，《集古录目》记载其《御史台精舍碑》"笔势若铸铁而成，锋棱凛然"，叶昌炽《语石》称其点画"如昆刀切玉，快剑斫阵"。张怀瓘《书断》将这种风格归因于"得师宜官法，而能自出新意"，其行书则被《述书赋》评为"错综妙理，纵横豪端"。

虽具体创作年份已湮没在《新唐书·艺文志》散佚的记载中，但《宝刻类编》尚存其二十余通碑目。其中《唐赠东平太守章仇府君碑》尤见风骨，王昶《金石萃编》描述其结字"如孤峰崛起，四面削成"，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则认为这类作品"实开颜鲁公雄浑先河"。

当夕阳掠过昭陵陪葬墓前的《冯昭泰神道碑》，那些深陷石中的笔画仍闪烁着盛唐气象。董逌《广川书跋》所言"梁公作字，如大将临阵，威仪不可犯"，或许正是对其艺术生命最恰当的注脚。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阳斜照在长安城垣的鸱尾上，天宝年间的风裹挟着梨园遗音掠过《御史台精舍碑》的刻痕。梁升卿的名字便镌刻在这方开元十一年（723年）的碑阴题名中，时任殿中侍御史的笔迹与李邕的雄浑书风相互映照。《金石萃编》卷七十一载此碑"结字紧峭，法度森然"，恰似这位书法家的人生——在盛唐书坛留下惊鸿一瞥，却终湮没于安史之乱的烽烟。

《全唐文》卷三百五收录其《伯夷叔齐碑》时，仅以"唐梁升卿"四字标注，生卒年处赫然留着史家无奈的空白。宋人陈思《书小史》卷十称其"仕至广州都督"，而《唐刺史考全编》卷二百六十据《元和姓纂》考其天宝初尚在任，此后再无踪迹。唐人窦臮《述书赋》曾赞"升卿之笔，鸾惊鹊顾"，然其注文中已透露出中唐时人对这位书家结局的茫然。

广州都督府的案牍或许还存着他批阅的墨迹，但天宝十四载（755年）的渔阳鼙鼓彻底震碎了盛唐的宁静。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天宝后期岭南官员记载出现大规模断层，恰与《旧唐书·玄宗纪》所载"至德元载（756年）永王璘为山南、岭南节度使"的混乱政局呼应。宋人佚名《宝刻类编》著录其七方碑刻，最晚者为天宝三载（744年）所书《张九龄碑》，此后二十载竟成史笔迷雾。

明都穆《金薤琳琅》抚拓其《御史台精舍碑》时，尚能辨得"梁升卿"三字锋芒，而清人王昶在《金石萃编》中已痛心记载"石泐其半"。这或许正是历史的隐喻——当《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梁升卿集"十卷尽散佚于五代兵燹，这位与徐浩、颜真卿同时代的书家，终究化作《全唐诗》卷一百二十里那首孤零零的《奉和圣制答张说扈从南出雀鼠谷》，以及《宣和书谱》卷十八那句飘渺的评语："如层崖束涧，音韵幽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