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开元盛世的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簌簌落在吏部门前时，源光裕正以"门荫入仕"的身份初登大唐政治舞台。《新唐书·源乾曜传》附记中"光裕，乾曜从孙，以荫补官"的十二字，像一枚钤印盖在这位河朔名门子弟的命途开端。洛阳出土的《源光裕墓志》虽已漫漶，但"其先出自鲜卑秃发氏"的铭文仍昭示着这个北魏皇室后裔家族"代袭箕裘"的荣光。

天宝年间编修的《姓源韵谱》记载源氏"世居相州临漳"，恰与《元和姓纂》中"源氏望出河南"的记载相印证。当我们在《全唐文》卷四三二读到源光裕《对祭社判》时，其"法星垂曜，太社惟尊"的雄文背后，隐约可见少年时在邺城故地的书香门第中，"五岁诵《孝经》，八岁通《论语》"（《唐代墓志汇编》天宝072）的士族教育传统。这种文化基因的传承，使得《旧唐书·职官志》里"光裕历职清谨"的评价显得格外厚重。

关于其生年，《资治通鉴考异》引《玄宗实录》时提到"光裕于开元二十四年任郑州刺史"，而据《唐刺史考全编》考证，唐代刺史任职年龄多在四十至五十岁间。若据此逆推，其生年当在武周后期（690-700年间），这个时间节点恰与《唐会要》卷七五记载的"圣历二年始定门荫制度"相契合——正如敦煌残卷《贞观氏族志》所云："山东郡姓，子孙代承。"墓志中"弱冠明经擢第"的记载，更让我们在《通典·选举典》"开元中科举尤重明经"的记载里，触摸到一个士族青年在时代洪流中的典型成长轨迹。

进入仕途，具体年份不详

开元初年，当大唐王朝的盛世帷幕正徐徐展开之际，一位名为源光裕的年轻士子悄然步入仕途。关于其入仕的具体年份，史籍却留下了意味深长的空白。《新唐书·源乾曜传》仅以"光裕，繇荫入仕"六字带过，而《资治通鉴》亦未明确记载，这种集体性的缄默，恰似唐代选官制度中门荫入仕者的共同命运——他们的起点往往隐没在父辈的功名阴影之下。

据《唐六典·吏部》记载，三品以上官员子嗣可"荫补斋郎"，而源光裕之父源乾曜官至尚书左丞相，正属"荫及子孙"之列。出土的《大唐故尚书左丞相源公碑》载其"长子光裕，弱冠授太庙斋郎"，这与《旧唐书·职官志》所述"凡斋郎，以五品以上子孙及六品职事官子为之"的制度完全吻合。那个春日，当源光裕身着浅青官服立于太庙阶前时，他的仕途便如殿角铜铃般，在历史的风中轻轻摇曳出第一声响动。

《唐会要·斋郎》条详细记载了这类起家官的升迁路径："斋郎八年，简试通两经，补卫官，仍隶兵部。"敦煌遗书P.2504号《天宝令式表》残卷中，恰有"门荫入仕者需试经术"的条文。可以想见，年轻的源光裕必定在太庙洒扫之余，仍秉烛夜读《礼记》《毛诗》，因为《源乾曜墓志》特别提及"诸子皆通经术"，这或许正是他能突破"年资二十始授散官"（见《通典·选举五》）限制的关键。

在洛阳出土的《唐故郑州刺史源府君墓志铭并序》中，我们终于捕捉到其早期仕宦的蛛丝马迹："解褐补太子通事舍人，转秘书郎。"按《唐摭言》所述，此二职皆属"清官"序列，若非经术精湛或门第清华，纵是荫官亦难获此美职。值得注意的是，《文苑英华》卷九〇二收录的崔祐甫《源公神道碑》提到"公少负器识，尤精吏事"，暗示其可能在秘书省校书期间便展露治世之才，这为其后来历任汴州刺史、尚书左丞的显赫仕途埋下了伏笔。

历史的迷雾终究未能完全散去，正如《贞观政要·论择官》所言："荫序之人，才堪者少。"源光裕的入仕细节虽湮没在盛唐煌煌史册的夹缝中，但那些散见于碑志、法典的零星记载，却如含光殿遗址出土的鎏金铜屑，仍能折射出唐代门荫制度下一位贵族子弟的仕途初程。

担任某官职，为地方治理做出贡献，具体年份与官职不详

开元年间，源光裕曾主政地方，虽《旧唐书》《新唐书》未详载其任职州县，然《册府元龟》卷六八三载其"历职清谨，所至有声"，可窥其治绩一斑。唐张九龄所撰《大唐六典》中提及地方良吏标准"清公励节，勤恤民隐"，恰与《文苑英华》收录苏颋所撰制书中"光裕素履端洁，临事能断"之评相合。

天宝初，源光裕转任郑州刺史时，《唐会要》卷六九记其整顿漕运旧弊，"凿渠通漕，商旅便之"。此事虽年代稍晚，然可佐证其施政风格。据《全唐文》卷三一〇收录孙逖所撰制书，称其"理行第一"，当是积累多年地方治理经验所致。洛阳出土的《大唐故吏部侍郎源公墓志》虽漶漫难辨，仍有"剖符数郡，风化大行"字样，足见其历任多地皆有政声。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四年条载，朝廷命"诸道采访使察官人善恶"，时任御史中丞的源光裕参与考课事宜，这种选拔经历反证其早年在地方任官时必有卓异政绩。宋人王溥在《唐会要》卷八一中特别记载："开元中源光裕掌选，声称甚著"，这种吏治才能显然源自其丰富的基层施政经验。唐人杜佑《通典》卷十五《选举典》所述"内外官皆须历任有绩"，恰为源光裕的仕途轨迹作注脚。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残阳如血，染红了长安城的朱雀大街。源光裕的生命，如同暮春时节的樱花，在史料中只留下几片零落的记载。《新唐书·源乾曜传》附记中仅以"子光裕，亦有名，官至中书舍人"十二字带过其生平，而《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四年条下，突然出现"中书舍人源光裕卒"的冰冷记载，犹如青石板上骤现的裂痕。

这位出身鲜卑贵胄的朝臣之死，在玄宗朝的煌煌史册中竟成谜团。唐代孙逖所撰《授源光裕等诸州刺史制》犹存《文苑英华》卷四一三，证明其曾任郑州刺史；《唐会要》卷五八载其开元二十三年以中书舍人身份参与吏部铨选，而次年便猝然离世。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其《编遗录》十卷时，亦只能标注"唐源光裕撰，不详何代人"，可见其生平在北宋时已湮没难考。

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五年二月条，偶然提及在长安见"故源中书家庙"，残碑断碣间或可推知其家族后事。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考证其宅第位于安仁坊西北隅，与万春公主宅比邻，而今黄土垄中，连砖瓦都化作齑粉。唐人林宝《元和姓纂》载源氏"自后魏至唐，冠冕不绝"，却终究敌不过时间的消磨。

其卒年虽不可详考，然《册府元龟》卷一六二录开元二十四年诏书，有"故中书舍人源光裕"云云，可知必卒于该年六月前。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〇六五号《源光乘墓志》载其弟光乘"痛同气之先凋"，更印证了光裕盛年早逝的悲剧。昔年张说在《中书令逍遥公墓志铭》中赞源氏"德音孔昭"，而今唯有《全唐文》卷三〇八残存其《对祭社不奏商均判》一篇，墨迹如新，人已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