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撰写《唐书》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冬，长安城崇仁坊的槐树落尽最后一片枯叶时，牛凤及在集贤殿的青砖地上铺开了三尺黄麻纸。这位以"精核史实"著称的著作郎，正面临武德以来最浩繁的修史工程。《旧唐书·职官志》载"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掌刊辑经籍"，此刻他手中朱笔悬而未落，案头堆叠着从秘书省调来的《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等百余卷，窗外飘进的雪粒在灯烛映照下，竟似史册中纷扬的尘埃。

据《唐会要》卷六十三记载，这次修史实为弥补"国史散佚"的缺憾。牛凤及每日"辨色而入，夜分未休"，以《隋书》为范本构建体例。韦述《集贤注记》曾录其工作场景："每定一传，必稽核四方文书，遇抵牾处，则朱乙其旁，积旬日乃决。"某日考订玄武门之变细节时，他发现《起居注》与《太宗勋业记》记载相左，竟冒雪三赴弘文馆查证，《玉海·艺文》称此事为"牛郎三夺卷"，成为史馆美谈。

天宝元年（742年）上元夜，当全城沉浸在灯火中时，牛凤及在史馆西楹完成《唐书》帝纪十卷。杜佑《通典·职官》特别记载其独创的"事核文直"笔法，如记太宗渭桥之盟时，"不虚美，不隐恶"，仅以"刑白马，昭日月"六字尽显史诗气度。然《新唐书·艺文志》载这部耗费七载的巨著最终仅存百一，今人只能从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所引片段中，窥见当年"一字千钧"的史笔风华。

完成《唐书》一百一十卷的撰写

开元年间，长安城集贤殿的青砖黛瓦间，牛凤及伏案执笔的身影总映着更漏微光。这位以"博洽闻"著称的史官，正以惊人的毅力践行着唐玄宗"国史当垂典范"的敕命。据《玉海·艺文》引《集贤注记》载："开元中，诏学士右散骑常侍牛凤及撰《唐书》，自武德终开元，即一百一十卷。"那摞渐高的竹纸上，墨迹正将大唐开国以来的风云际会凝为永恒。

牛凤及的修史之法颇具章法，《史通·古今正史》称其"采摭诏策，附以方闻"，每至夜深仍见其校勘《起居注》与《时政记》的身影。韦述在《集贤记注》中特别记载："凤及修国史，奏请携秘府图籍归私第编纂"，这种打破常规的请求竟获特许，足见朝廷对其信任。他尤重典章制度的辑录，《唐会要》卷六十三提到其"于制册章疏，必躬自缮写"，连中书省尘封的贞观旧制也不曾遗漏。

当这部巨著终于在集贤殿完成时，宰相张说亲率学士们举行"史成之礼"。《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的"纪传体《唐书》百十卷"，开创了唐代官修国史的新体例。可惜安史之乱中，这部与吴兢《唐书》并称的杰作大多散佚，仅存片段见于宋代《太平御览》的征引。但《玉海》卷四十六仍盛赞："牛氏《唐书》载高祖至玄宗事，于礼乐沿革特详"，那些消失的卷帙里，或许藏着更多盛唐的密码。

在兴庆宫的石渠阁旧址，今人仍可想象牛凤及当年"朱墨烂然，铅椠不休"（《史通·忤时》语）的著史场景。这位被刘知幾称为"勤成国典"的史官，用百卷青墨为盛唐留下了最权威的注脚，也让后世得以透过那些残存的文字，触摸到一个真实流淌过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