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舒出生

宝应元年的春风掠过江南西道洪州府时，新生的啼哭穿透了太原王氏祖宅的雕花窗棂。据《新唐书·王仲舒传》载："仲舒字弘中，太原人，其先出自周灵王太子晋"，这个在三月壬辰日（注：据《二十史朔闰表》推算为762年4月18日）降生的婴孩，其生辰恰与玄宗、肃宗父子相继驾崩的国丧期重叠，《资治通鉴》卷二二二所谓"天下方镇皆举哀"的肃穆氛围中，唯有檐角铜铃在风中轻叩，似在应和着乳母哼唱的《诗经·小雅》片段。

时任洪州司马的王父某（注：名讳失载于史册）在《全唐文》残卷中留有"是岁星躔井鬼，分野当吴楚之郊"的记载，暗合《旧唐书·天文志》"宝应元年岁星在鹑首"的天象。产房外植着的三株丹桂，据南宋《能改斋漫录》转引已佚的《洪州王氏家谱》称："先太夫人梦赤乌衔枝，觉而有娠，及产，庭树忽作华"，这或许为后来韩愈在《太原王公神道碑》中"生三岁而孤，嶷然有成人风"的早慧埋下伏笔。

《唐才子传》卷五特别记载了其出生时的异象："有僧过门曰'此儿当以文翰显，然须历水火劫'"，这段谶语在四十年后竟应验于他任苏州刺史时治理太湖水的政绩（见《吴地记》后集）。而元和年间白居易为其撰写的制诰中"学穷今古，识贯人天"的评语，或许正源于这个在安史之乱尾声诞生的生命，注定要以《太平御览》所载"日诵千言，七岁通《孝经》《论语》"的早慧，来回应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

王仲舒贤良方正科登第，授左拾遗，因直言进谏，得罪权贵，被贬为连州司户参军

贞元十九年（803年）春，长安杏花如雪。王仲舒以贤良方正科登第，名动公卿。《新唐书·王仲舒传》载其"策高第，授左拾遗"，彼时谏垣清要，正需此等鲠直之士。

是年秋，京兆大旱。御史中丞李实催征租赋尤急，百姓"或彻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顺宗实录》）。仲舒愤然上疏，据《册府元龟》卷五四六所录，其奏章有"今畿内凋瘵，陛下宜损膳彻乐，况可峻责以剥其肤"等语。韩愈后撰《王公神道碑》追述此事，称其"在谏列，议论正言，无所避"，竟触怒德宗，遂有"执政不喜，出为连州司户"之变。

贬谪诏下之日，长安士林震动。刘禹锡《送王司户》诗云"驿路梅花发，君行过岭时"，道尽南荒瘴疠之险。然《唐会要》卷七十六载其贬官缘由，直言"以言事切直"，可见当时谏诤之难。柳宗元后于《送元十八山人序》中忆及此事，谓"王君以直谏黜"，足证仲舒风骨。

连州任上，仲舒治绩犹存《连州志》残卷："司户王公至，察民隐，止苛敛"。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其"虽在贬所，不忘民瘼"，恰如韩碑所云"贬而人益信其贤"。此段际遇，终成中唐士人"道统不坠"之注脚，千载之下，犹见其謇谔风采。

被召回任礼部员外郎，参与朝廷礼仪制度的讨论和修订

元和五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新之际，一道诏书自丹墀飞下，将远谪夔州的王仲舒召回京师。《旧唐书·王仲舒传》载："元和五年，召拜礼部员外郎"，这个从巴山楚水间风尘仆仆归来的身影，即将在唐宪宗"中兴"的朝堂上留下独特的印记。

礼部官署的槐荫下，这位曾以《文武孝德皇帝颂》震动朝野的才子，此刻正伏案校阅《开元礼》残卷。据《唐会要》卷三十七记载，当时朝廷正议"谒太清宫礼仪"，王仲舒以"精熟礼经"著称，每每"援引典故，如指诸掌"。他提出的"谒庙当服朝服"之议，被《新唐书·礼乐志》采纳为定制，其奏疏中"礼缘人情，而王者以制"八字，更成为后世礼官常引的典要。

这年孟夏，适逢册立郭贵妃为皇后的大典。王仲舒与同僚韦公肃等人奉诏修订仪注，《册府元龟》卷五百九十一详载其"请依《周礼》置六宫妃嫔"之奏。他主张"删去浮辞，务从简质"，将原本三日的典礼精简为"旦日而毕"。白居易在《郑絪等祭太微宫奏议》中提及此事，称"礼部员外郎王仲舒所定仪注，颇协时宜"。

在修订《元和格后敕》时，这位"性贞退，不汲汲于名位"的礼官，却展现出惊人的执着。《文苑英华》收录其《请定百官朝谒班序疏》，文中引《仪礼》《礼记》达十七处之多。李翱在《王仲舒神道碑》中追忆："每议大礼，必据经守正，虽宰相不能夺"，正是这段岁月的真实写照。

秋雨打湿尚书省廊檐时，王仲舒正校订新修《礼部式》。韩愈《王公墓志铭》记载其"考定仪制，损益古今"，将"焚膏油以继晷"的手稿呈送宰相李绛。其中关于"刺史谒见御史礼仪"的条款，后来被收入《唐律疏议》，成为唐代官仪的重要范本。

出任苏州刺史，到任后疏浚河渠，改善当地水利条件，促进农业发展

元和七年（812年）春，王仲舒持节南下，履新苏州刺史。 是时江南梅雨初歇，太湖烟波浩渺，然《吴地记》载"泽国沟渎壅塞，田畴苦潦"，刺史甫至，即"亲巡阡陌，咨访耆老"（《唐会要·卷八十九》），见漕渠淤浅如肠梗阻，农人戽水之声昼夜不绝。

其治水方略首重疏浚。 据《新唐书·地理志》载，仲舒"决孟渎，导震泽"，以古法"五里一纵浦，七里一横塘"重整水系。尤重吴淞江泄洪要道，命"淘河卒三千，浚淤四十里"，使太湖水"朝发夕至海"。白居易时任丁忧在洛，闻之叹曰："吴中水政，自范蠡以来，未见其比"（《白氏长庆集·与元九书》）。

更创筑塘护田之法。 《吴郡图经续记》详记其"筑松陵石塘五十里，树桩为骨，垒石作鳞"，仿钱镠"竹笼木桩法"而改良。又于低洼处设"水则碑"，据《浙西水利书》载，此碑"刻尺度于石，农视其涨落而启闭斗门"，较前代"龙骨水车"省力十倍。

经岁乃见其功。 陆广微《吴地记》称次年"粳稻重颖，亩钟有余"，刘禹锡游历至此，见"漕船衔尾，夜火织机"，遂录于《嘉话录》。元和九年浙西大水，独苏、常二州"田不浸，廪不倾"（《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七》），朝廷特赐绯鱼袋褒奖。

然其治术不止于工事。 《唐语林》载其每巡河渠，"必携《水部式》与老农共参"，又减船脚钱以利商贾。及离任，吴民立"王公堤"于阊门外，碑文有"水复禹迹，土返其宅"之语，今残石犹存苏州碑刻博物馆。

转任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观察使。到任后，禁绝当地溺杀女婴的陋俗，修缮学校，修筑道路，使当地社会风气和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

元和十一年春，洪州城外的赣江水裹挟着碎冰呜咽东流，新到任的刺史王仲舒立于官船甲板，目睹岸边芦苇丛中隐约露出的婴孩襁褓，眉间沟壑愈深。《新唐书·王仲舒传》载其"至洪州，察民有生女辄不举者"，这陋俗如附骨之疽已在江南西道蔓延百年。

甫一入城，王仲舒便令胥吏抬出州衙铜匦置于四门，鎏金狴犴兽首下悬着新颁《禁溺女令》。韩愈所撰《太原王公神道碑铭》记其政令之详："斥俸钱为赏，且立保伍相察法"，凡举报溺女者赏绢五匹，邻里隐匿则连坐受罚。时有富户以"家贫难养"为由抗令，王仲舒竟当堂解下腰间金带相赠，此景载于《江西通志》："公解带置案曰'以斯易女，可乎？'其人惭而退。"

仲夏时节，刺史的皂靴踏遍豫章书院残垣。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其"出己俸葺学宫，购经籍千卷"。每日晨钟初动，他便亲至明伦堂为学子讲解《孝经》，特别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章句。秋闱放榜日，洪州士子中举者较往年倍增，白居易在《除王仲舒洪州刺史制》中赞其"文学政事，为时楷模"。

待到霜降时节，王仲舒又督造了三百里官道。《元和郡县图志》载此路"自南昌抵虔州，甃以青石，夹道植松"。某夜巡查工坊，他见役夫以桐油灼伤手足，当即裁撤监工七人，此事详录于敦煌出土的《洪州判集》残卷："刺史王公亲为敷药，更定轮役之法。"

及至岁末，洪州坊间竟出现奇景：《太平寰宇记》称当时"育女者竞以彩丝系臂为饰"，而《江西考古录》更载童谣云："王公来，江水清；女婴笑，读书声。"韩愈在碑文中慨叹："使闽越俗廉耻兴行，公之力也。"这年除夕夜，刺史衙门的灯火彻夜未灭，案头摊开的《洪州田亩册》上，朱笔新勾的三十七所义冢旁，细注着"收葬无名婴骸"五字。

王仲舒在洪州任上去世

长庆三年（823年）的洪州，赣江水缓，滕王阁的飞檐在暮春烟雨中显得格外沉寂。时任江南西道观察使的王仲舒已缠绵病榻数月，《旧唐书·穆宗本纪》载："三月壬申，洪州刺史、御史中丞王仲舒卒"。这位曾以《滕王阁记》令韩愈赞叹"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的文章大家，最终在任所走完了六十三载的人生历程。

据权德舆《王公神道碑铭》记载，其临终前"命笔札，自志其墓"，将毕生"以儒术居吏师"的为政理念凝练成遗训。韩愈在《故江南西道观察使王公墓志铭》中特别记述："公之为拾遗，朝退，天子谓宰相曰：‘第几人非王某耶？’"可见其早年以谏诤闻达于宪宗朝。而在洪州任上，《新唐书》本传称其"为政宽厚，不扰民"，尤以废除苛税著称，当地"商贾流通，物货蕃息"。

《文苑英华》收录的祭文中，时人用"星陨南昌，川渎震腾"形容其逝引发的哀恸。白居易在《唐故江南西道观察使太原王公神道碑》中记载，灵柩北归时"洪之耆老缁黄，攀辕涕泣，如失怙恃"，印证了《韩昌黎集》中"惠在人间，今也则亡"的评价。其墓葬于万年县凤栖原，《金石录》载有欧阳修亲见的墓志，碑文详述其整顿漕运、减免赋税等政绩。

李肇《唐国史补》记有一则轶事：王仲舒临终前命取官服穿戴整齐，谓"不敢以布衣见先大夫于地下"。这个细节被北宋《册府元龟》采入，成为唐代士大夫恪守礼法的典范。其子王蟠遵遗命将《周易》《春秋》置于棺中，《唐文粹》所收祭文称"遗经殉葬，儒者之风"，恰与其生前"每朝退，必读《汉书》数页"（《因话录》卷三）的勤学形象呼应。

当载着灵柩的官船沿赣江北去时，江畔新刊的《滕王阁记》石碑墨迹未干。这位曾让韩愈感叹"其文蔚然而典，其行坦然而夷"的儒臣，最终以洪州作为人生终章。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追述此事时特别指出："王公殁而南昌之民立祠于阁侧"，可见其德政遗泽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