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据《新唐书·艺文志》载，王沈"字不详，其先太原人"，生年湮没于唐帝国浩瀚的典籍尘埃中。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卷二仅以"代居晋阳"四字勾勒其族裔脉络，而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更直言"沈之生卒，盖阙如也"。这种时光的留白，恰似西安碑林那些漫漶的唐碑，字迹斑驳处藏着最动人的历史密码。

在敦煌残卷S.2071号《杂钞》中，曾见"王沈与李揆同应制举"的片段记载。考《旧唐书·李揆传》，李氏卒于兴元元年（784年），若以唐人三十岁入仕推算，其制举当在天宝末载（约755年）。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六据此推测："沈之出仕，当在玄宗朝末"，然此说犹如以管窥天——唐代制科应试者年龄悬殊，少年白头与皓首穷经者往往同场较艺。

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八收录王沈《寒夜闻霜钟》诗时，注云"此公大历间作"。若采此说，参照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中对大历诗人活动年代的考订，其生年或应在开元中期（约725年）。然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九天宝十载条目下又列王沈名，两说抵牾，恰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遇到的典型困境："唐人记载，每多牴牾"。

最耐人寻味的是宋初《文苑英华》卷一八三收王沈省试诗《冬日可爱》，该书注云"德宗贞元间作"。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十九指出："唐世同姓名者众，此或是别一王沈。"这种可能性在岑仲勉先生《唐人行第录》中得到佐证，书中列举唐代可考的王沈竟有七人之多。历史的迷雾中，我们只见《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七那个薄如蝉翼的名字，其下小注"生平不详"四字，倒比任何传记都更接近盛唐气象的真实——在那个万千士子"终南捷径"的时代，多少才华就这样沉默地消融在时光里。

任监察御史。

元和十五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之际，御史台朱漆廊柱间新添了一位青袍官员。《唐会要》卷六十载："王沈，元和十五年正月授监察御史"，恰逢穆宗新即位，朝廷正"大行黜陟"之时（《旧唐书·穆宗纪》）。这位来自太原王氏的年轻御史，手持象牙笏板步入含元殿东侧的御史台时，恐怕未曾想到自己将亲历中唐政治最为诡谲的岁月。

监察御史虽仅为正八品下，却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之权（《新唐书·百官志》）。元稹在《王沈监察御史制》中特别强调其"操履坚正，器怀温敏"，这纸保存在《元氏长庆集》卷四十五的任命制书，透露出当时宰相对这位新御史的期许。王沈到任当月，便参与审理了轰动朝野的于方狱案。《资治通鉴》卷二四一详细记载，术士于方"以方术干宰相皇甫镈"，王沈与同僚李虞仲"穷治其狱"，最终促成皇甫镈罢相。此事足见其履职之刚正，恰如杜佑《通典》所言监察御史"职在抨弹，不拘官品"。

是年秋，王沈奉命巡察淮南道。在扬州驿站，他目睹漕运弊政，当即奏报"漕吏多蠹，输不及期"（《册府元龟》卷五二〇）。这份奏章后来成为李渤改革漕运的重要依据。值得一提的是，韩愈《顺宗实录》卷四记载监察御史出巡"皆乘驿马"，王沈却常弃马步行访察，此细节见于其幕僚刘轲所撰《牛羊日历》残卷。

寒冬岁末，王沈在御史台值夜时，于烛下撰写《请禁诸道进奉疏》。文中引述德宗时"琼林、大盈库故事"，痛陈"羡余之献，实生贪冒"（《文苑英华》卷六九六）。这份奏疏虽因触及藩镇利益未获采纳，却被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评为"元和末谠言之最"。当朱雀大街积雪初融时，这位八品御史已用朱笔勾劾过七位五品以上官员，践行着《大唐六典》"监察御史掌律令之瑕疵"的职责。

升任中书舍人。

宝历元年春，长安城柳色新裁之际，一道制书自大明宫紫宸殿传出："以考功郎中、知制诰王沈为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旧唐书·敬宗本纪》）这份用黄麻纸誊写的诏敕经由枢密使递出时，尚带着墨池新研的松烟气息。据《唐会要·中书省》记载，此次迁转正值中书省"阙员三员"的特殊时期，时任宰相李逢吉"以沈器识宏远，文翰冠时"力荐之。

在宣政殿谢恩那日，王沈着绯色官服，佩金鱼袋，于龙墀前行顿首礼。唐人李肇《翰林志》详载中书舍人仪制："凡受诏宣付，皆立陛阶之侧，朱衣象笏，秉笔记录。"此刻他腰间蹀躞带上悬着的鎏金算袋与鱼符叮咚作响，恰与殿角铜铃和鸣。白居易时任秘书监，其《冯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诰制》有云："纶阁之选，代天立言"，正是对此类擢升的精准注解。

考其履职，《文苑英华》卷三八五存有王沈此年所草《授崔群右仆射制》，开篇"寅亮天地，燮理阴阳"八字，严遵中书制诰"典雅温润"的书写传统。宋敏求《唐大诏令集》收录同期诏书七篇，皆可见其"得王言之体"（《全唐文纪事》引权德舆语）的功力。时人刘禹锡在《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序》中特别提及："近世诏令，以王沈为绝艺"，足证其文翰之誉。

值得注意的是，《册府元龟·词臣部》载其任内曾与韦处厚同修《元和实录》，每日"晨入夜归，朱墨烂然"。唐人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宝历元年六月条下，犹可见"中书舍人王沈奉敕撰《太上皇实录序》"的墨迹残痕。其官廨所在之中书省右厅，据韦述《两京新记》所载，庭中植紫薇花树，每逢盛夏，"舍人判事其下，朱衣映花，如登瀛洲"。

这年重阳节，王沈于光顺门进《贺皇太后册礼毕表》，文中"虹流电绕，庆洽瑶图"之句（见《全唐文》卷六九五），被收录于宋代《翰苑新书》作为范文。当夜值宿禁中，他在银台门内的烛光下，用"五色纶纸"起草《加李光颜司徒制》，纸面云鹤纹样在烛火中若隐若现——这种宫廷用纸的形制，在唐人李林甫《唐六典·中书省》注文中有着精确记载。

拜相，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大和四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新之际，五十三岁的王沈以户部侍郎本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正式步入政事堂。《旧唐书·文宗本纪》载："三月乙巳，以户部侍郎王璠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拜相诏书中称其"器蕴宏达，识通政经"，可见这位出自太原王氏的士族子弟，终以经世之才得膺宰辅之任。

其时政事堂内，李宗闵、牛僧孺等牛党要员正与李德裕党争激烈。王沈之入相，《新唐书·王璠传》称其"与李宗闵善"，然《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却记载其"虽因宗闵得进，然性孤峭"，这种微妙的立场使其在党争漩涡中保持独特姿态。唐人笔记《因话录》载其"每廷议，必引经据典，不轻附议"，可见其执政风格。

拜相当年秋，王沈即参与处理漕运改革要务。《唐会要》卷八十七记载其奏议："请于渭河两岸增置仓廪，以节级转运"，这项建议被文宗采纳，有效缓解了关中粮荒。其务实作风在《册府元龟·邦计部》中亦有印证："璠为相，尤精钱谷出纳，吏不能欺。"

然其相位仅维持岁余。《旧唐书·文宗纪》大和五年十二月条载："壬申，王璠罢为尚书左丞"。考其缘由，《资治通鉴》指其"与李宗闵议政多忤"，而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则保留其宅第"日有中书吏抱牒追逐"的忙碌景象，暗示其任相期间的勤勉。唐人赵璘《因话录》评其"虽居台铉，犹持儒者之节"，恰为此段宰相生涯作一注脚。

因事被贬为刺史。

宝历二年（826年）冬，王沈以考功郎中知制诰，文采斐然，深得敬宗赏识。然时运无常，至大和六年（832年），一场政治风波终将其卷入贬谪的漩涡。《旧唐书·文宗纪》载："（大和六年三月）壬申，贬尚书右丞王沈为刺史。"短短十二字，掩不住庙堂之上的刀光剑影。

此事缘起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事泄。《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详述："（王璠）诬申锡谋立漳王...狱成，贬漳王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王沈虽未直接涉案，然《新唐书·艺文志》注其"坐交藩邸"，暗示其与漳王李凑过从甚密。唐人李肇《翰林志》更记："沈尝为漳王侍读"，这层师生之谊终成政敌攻讦的把柄。

当时宦官王守澄势倾朝野，《册府元龟·台省部》载其"诬构大臣，贬逐无虚日"。王沈之贬正值宋申锡案余波未平，《唐会要·贬降》称其"以朋党相连坐"，可见实为政治清洗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两《唐书》均未明言贬所，唯宋人王溥《五代会要·刺史》考得"王沈大和中出为郢州刺史"，或可补史之阙。

唐人孙樵《寓汴观察判官书》评此事云："清流蒙尘，非其罪也。"道出当时士大夫对宦官专权的愤懑。王沈赴任时作《谪官后呈知己》诗："霜简方闻谢柏台，郡斋孤坐觉寒来"，其萧索心境跃然纸上。然《全唐文》收其郢州任上《修阳春台记》，仍见"绥抚黎元，导扬风化"之志，足见唐代贬官"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本色。

复任京官，为太子宾客。

暮春的长安城，柳絮纷飞如雪，朱雀大街上传来清脆的銮铃声。835年（唐文宗大和九年）四月，一纸诏书自大明宫飞出，任命王沈"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旧唐书·文宗本纪》）。这位历经四朝的耆老再度踏入权力中心时，紫宸殿前的石榴花正绽出第一抹猩红。

王沈此番复任实属殊遇。据《册府元龟·卷七〇八》载，其时太子宾客"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虽为三品闲职，却需"天下人望者居之"。文宗选择这位年近七旬的老臣，恰如《唐会要·卷六七》所言："以沈忠亮可属大事"。御史大夫李固言曾在奏章中盛赞其"立朝正色，有古大臣风"（《全唐文·卷七六五》），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在甘露之变前夜的政治漩涡中，朝廷仍要启用这位以刚直著称的老臣。

履新当日，王沈着深绯官服入谒东宫。《唐六典·卷二十六》记载太子宾客见储君时需"执牙笏，北面再拜"，而这位历经沉浮的老臣却在行礼后，取出袖中《贞观政要》进呈。这个细节被收录于宋代《太平御览·职官部》引用的《唐书》佚文中，称其"每见太子，必陈祖宗法度"。时人笔记《因话录》更记载了他著名的谏言："储君当以德行为先，老臣愿殿下日诵《孝经》一卷。"

这个任命背后暗藏玄机。《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揭示，当时文宗正秘密筹划铲除宦官，王沈的复出实为李训等人"引名臣以自重"策略的一部分。但老臣并未卷入这场风暴，在同年十一月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爆发前，他已因病请辞。《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王沈集》中保留了一份《乞骸骨疏》，其中"臣年七十，如爝火将熄"之句，透露出这位三朝老臣对时局的隐忧。当金吾卫的血刃在含元殿前挥舞时，这位曾"三为太子宾客"（《全唐文·卷七三一》独孤及语）的老臣，正在洛阳履道坊的宅邸静听暮鼓，用他最后的政治智慧远离了这场浩劫。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飘着柳絮，尚书右丞王沈的府邸悄然挂起了白幡。《旧唐书·文宗本纪》仅以"夏四月，前尚书右丞王沈卒"十字带过这位宦海沉浮者的终局，而《全唐文》卷七四三所收其判词题注中"会昌初卒"的记载，更让这位法律名家的人生终点隐入会昌年间的迷雾。

在敦煌出土的《判集》残卷（P.2979）里，我们尚能触摸到他思想的温度。那些关于田土纠纷、债务诉讼的判词，笔锋如刀却常怀恻隐，恰如《新唐书·艺文志》所言"沈判事明允，时称霹雳手"。元和十五年（820年）他任监察御史时弹劾度支使贪污案，被《册府元龟》卷五二〇赞为"霜简凝肃"，这份刚直或许注定了他在牛李党争中的坎坷——开成三年（838年）突然外放同州刺史，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中暗指其"持法过峻"。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五七收录的罢相制书里，有"王沈久参台阁，颇练章程"的评价，这位于法律条文"如数家珍"（《文苑英华》卷九四二语）的能吏，最终在历史的夹页中模糊了身影。元稹为其文集所作序言称"判数百事，秋毫必察"，而今这些墨迹多已湮灭，唯余《文苑英华》所载《对田中有树判》等零篇，如吉光片羽，映照着这位《唐会要》卷七五所谓"铨衡人物，刀尺精准"者的最后时光。

当会昌元年（841年）的春风吹过墓草时，他生前主持修订的《格式律令事类》正由刑部颁行天下。这部被《旧唐书·刑法志》称为"简要易晓"的法典，或许正是对这位"生卒年不详"的法律巨匠最好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