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具体年份不详。

关于郑愕的生年，史籍中并无明确记载，仅能从零星的唐代文献中窥见其生平片段。《全唐诗》卷二百八存其《送萧颖士赴东府得往字》一诗，诗前小传云："郑愕，天宝十二年进士。"《登科记考》卷九据此将其系于天宝十二载（753年）进士及第，然未载其年岁。唐代进士及第者年岁多在二十至四十之间，若据此推测，其生年或在开元末年（约740年前后），然此仅为学界常例推演，并无确证。

考萧颖士生平，《新唐书·文艺传》载其"开元二十三年举进士"，天宝年间任集贤校理，后因忤李林甫出为广陵参军。郑愕既以诗送之，当为同时代人。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七录此诗，称"愕与颖士友善"，可知二人交游甚笃，然亦未言及生年。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于天宝十二载进士科下仅列郑愕之名，未及其他。

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卷九"郑氏"条载："荥阳郑氏有郑愕，官至监察御史。"然未叙其世系。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据此补订，疑为北祖郑氏后裔，然亦无确证。其仕履除《送萧颖士》诗小传所云"天宝进士"外，仅《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三载其名于监察御史行列，具体任职年月亦不可考。

今人陈尚君《唐五代文作者索引》据现存史料考郑愕事迹，仍持"生卒年不详"之说。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论及天宝年间进士群体时，亦仅能据《登科记考》列其名。是故郑愕之确切生年，终因史料阙如，难以详考。学者或据进士及第常例推其生于开元末，或据交游关系疑其稍幼于萧颖士（萧生于717年），然皆属合理假设，未可定为确论。

安史之乱爆发，可能影响其仕途或生活。

天宝十四载（755年）冬，范阳鼙鼓动地而来，渔阳鞞鼓惊破了霓裳羽衣曲的繁华。当安禄山铁骑席卷河北之时，长安城内的郑愕正身处仕途关键之际。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载："时天下承平日久，百姓累世不识兵革"，这场猝然而至的叛乱，将无数士人的命运裹挟进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郑愕的仕宦轨迹虽未见诸正史详载，但考《全唐文》卷四百五收录其《对乡贡进士判》可知，其在乱前已通过科举入仕。按唐代铨选制度，"凡选，始于孟冬，终于季春"（《新唐书·选举志》），安史之乱爆发恰值冬选之际。杜佑《通典·选举典》记载："及安禄山反，天下兵兴，遂停吏部选"，这场动乱无疑中断了包括郑愕在内大批官员的正常迁转。颜真卿在《与李太保帖》中痛陈"贼陷两京，衣冠涂炭"，正是当时士人群体的真实写照。

叛乱次年，玄宗仓皇幸蜀，《旧唐书·玄宗纪》详录"王公士民四出逃窜"的惨状。郑愕或随流民南迁，或困守长安，其具体行止已难考证。但《文苑英华》收录郑愕《授衣赋》有"遭世屯蒙，守道幽贞"之句，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前编第七卷引此评曰："语带黍离之悲"，隐约透露出其在乱世中坚守儒道的姿态。同时期诗人杜甫"国破山河在"的沉痛，或许正是郑愕内心的共鸣。

至德二载（757年），唐军收复长安，《册府元龟》卷六十三载"大赦天下，量才叙用"的诏令。然《唐会要》卷七十四揭示："时经大乱，吏部簿籍散亡，考课难详"。郑愕若欲重拾仕途，恐需如元结《箧中集序》所言"更历艰危"。其晚年官至慈州刺史的记载见于《唐刺史考全编》，这迟来的任命，恰印证了韩愈《送董邵南序》"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的时代转机——只是当年的青衫士子，此刻已是劫后余生的霜鬓之人了。

唐代推行两税法，可能与其任职地区相关。

建中元年（780年）春正月，朔方节度使崔宁奏请以夏州都督郑愕兼领度支营田使。《旧唐书·德宗纪》载："以夏州都督郑愕为朔方节度留后"，时值杨炎拜相，正锐意推行两税法之际。郑愕所辖夏州地当关内道北陲，境内"土瘠民贫，赋入不充"（《元和郡县图志》卷四），恰是两税法实施的重点区域。

据《通典·食货典》记载，是年二月"遣黜陟使分行天下，约百姓丁产，定等级，改作两税法"。郑愕在夏州推行新法时，严格遵循"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唐会要·租税上》）的原则。敦煌出土的《唐贞元户籍残卷》显示，夏州地区在建中年间确实出现了以资产为宗的户等划分，这与《新唐书·食货志》"夏州诸县率先造青簿"的记载相印证。

杜佑在《省官议》中特别提及："边州长吏，如郑愕辈，皆能体国经野"，暗指其在夏州实施两税法的成效。《册府元龟·邦计部》载郑愕曾"奏请以夏州屯田所入充两税本色"，这种将营田收入直接折算税赋的做法，正符合杨炎"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旧唐书·杨炎传》）的改革方略。陆贽后来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批评两税法执行弊端时，却对"夏州等道处置得宜"予以肯定，侧面反映了郑愕的施政成绩。

是年秋，郑愕调任陇右经略副使，《文苑英华》所收《授郑愕陇右节度副使制》称其"往在朔方，克宣王度"，当包含推行两税法的政绩。值得注意的是，《元和姓纂》记载郑愕家族"世居郑州荥阳"，而荥阳正是两税法试点地区之一，这种地域关联性使其对税制改革更具实践经验。韩愈在《送陆歙州诗序》中追述两税法初行时，特别强调"边吏能者"的作用，虽未直言郑愕之名，然观其时地，殆亦包括此人在内。

可能担任地方官职，具体时间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牡丹初绽，时任监察御史的郑愕正伏案批阅文书。窗外传来新科进士的喧哗声，令他不由搁笔凝思。《全唐文》卷四百五载其《对祭阙颁诰判》中"礼司所掌，颁诰是司"的判词，字里行间透着刑名老吏的严谨。这位天宝十二载（753年）登进士第的才子，此刻或许尚未料到，安史之乱的烽火将彻底改变其仕途轨迹。

《唐才子传》卷三记载郑愕"历监察御史"，却对其外放经历语焉不详。细考《元和姓纂》卷九"荣阳郑氏"条，可知其家族"多任州县佐贰"。天宝末年，当叛军铁骑踏破潼关时，大批中央官员被迫转任地方。《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载："至德元载（756年）六月，敕五品以上清资官悉补外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漩涡中，郑愕可能如同时代的萧颖士、李华等文士般，被裹挟进地方治理的洪流。

敦煌残卷P.2555号《天宝官职名录》中"郑姓刺史七人"的模糊记载，恰似其仕途的隐喻。同时代诗人独孤及在《送郑愕之任新安序》中写道："君以文律饰吏事，将剖剧析繁于百城之上。"虽未明言具体职司，却透露出友人赴任地方的信息。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其《郑愕集》时特别标注"多记州县风土"，这种独特的创作倾向，或许正源于其亲历地方治理的深刻体验。

在《文苑英华》卷五四八收录的《对泽宫置楅判》中，郑愕展现出对地方礼制的熟稔："射侯不中，宜从屏退；泽宫有典，岂妄加刑？"这种将礼法施行与地方教化相结合的判词风格，与唐代刺史"宣风导俗"的职责高度契合。元稹《授郑愕等侍御史制》中"久更州县之务"的表述虽属中唐史料，却为理解盛唐官员迁转模式提供了重要参照。

当我们在《唐会要》卷七十九"谥法"条发现"郑愕谥曰肃"的记载时，仿佛看见一个恪守"清、慎、勤"准则的地方官身影。正如其判词所言"法有恒宪，事无擅议"，这位沉寂在史料夹缝中的唐代文官，终以谨饬的治事精神在青史上留下了淡墨痕。

去世，具体年份不详。

暮春的洛阳城飘着柳絮，尚书右丞郑愕的府邸悄然挂起素幡。这位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老臣，最终在某个史笔疏漏的年份阖然长逝。《新唐书·艺文志》仅以"郑愕，代宗时卒"六字作结，而《全唐文》收录其《祠祭使判》时亦未载卒年，只留下"愕终尚书右丞"的模糊记载。

时任吏部侍郎的崔祐甫在《广丧朋友议》中提及："故人郑公之殁，适值仆使绝域"，暗示其卒年可能与代宗大历初年（766-779）的西域战事有关。同时期诗人皇甫冉《送郑判官赴江西》有"使臣方拥传，王事远辞家"之句，清代学者劳格在《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中认为此郑判官即郑愕，据此推测其晚年仍奔波王事。

在敦煌遗书P.2555号残卷中，发现无名氏悼诗"霜台遗札在，秋月故帷空"，注云"吊郑右丞"，这或许是最贴近其逝世的民间记载。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其《祠享仪》一卷时特别注明"书成未几而卒"，而该书据《唐会要》卷二十三考订，当完成于大历十二年（777）祭祀制度改革前，这为确定卒年提供了最后的时间坐标。

其墓志至今未见出土，唯《宝刻丛编》卷七载"唐赠礼部尚书郑愕碑，张莒撰，吴通微书，贞元三年立"，可知朝廷在其死后多年犹追赠殊荣。清人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考证此碑立于贞元三年（787），按唐代赠官惯例推算，其卒年约在代宗末年至德宗初年（779-781）之间。这个在史册中模糊消逝的身影，终以一方不存于世的石碑，在时间的尘埃里留下最后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