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郊文武出入舒和之乐

开元年间，大唐王朝正值盛世，玄宗皇帝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之治"的辉煌局面。每逢冬至，皇帝必亲临长安城南郊圜丘祭天，此乃国家最为隆重的礼仪之一。《南郊文武出入舒和之乐》便诞生于这般恢宏的历史场景中。

是时，太常寺乐工们身着绛纱袍，在圜丘三层坛上陈设宫悬之乐。文武百官依《开元礼》规定，按品阶列于壝门之外。当皇帝乘玉辂至大次，太乐令撞黄钟之钟，乐工齐奏《舒和之乐》。青铜编钟与玉磬的清越之声，应和着圜丘上空盘旋的鹤鸣。

张说在《大唐祀圜丘乐章》的序文中记载："冬至之祭，天子必亲率公卿，燔柴告虔。"此诗首句"祝史辞正"正对应《周礼》"太祝掌六祝之辞"的典故，而"六变云备"则暗合《周礼·大司乐》"凡六乐者，六变而致天神"的礼制。诗人以"祚流万叶"作结，既是对《诗经·商颂》"昔在中叶"的化用，更寄托着对大唐国祚绵长的期许。

细究诗中"百礼斯浃"四字，可见当时祭礼之盛。《旧唐书·礼仪志》载开元二十年冬至大祭："设昊天上帝座于坛上，五方帝、日月各于坛第一等，五星以下坐于第二等。"其仪仗之隆，礼器之丰，恰如诗中"祀事孔明"所描绘的盛大场景。而这一切，都沐浴在初唐以来"以德配天"的礼乐思想光辉之中。

这首郊庙乐章以庄重典雅的笔触勾勒出古代祭祀仪式的神圣图景。明代学者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评此类乐章"气象宏阔，措辞典重"，开篇"祝史辞正"四字便以史官般的严谨笔法，奠定肃穆基调。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特别指出"人神庆叶"中"叶"字之妙，既含"协和"之意，又暗合"叶韵"之趣，展现天人感应的独特境界。

诗中"福以德昭"二句深得儒家礼乐精髓，王夫之《唐诗评选》称此"以德配天"的思想"直承周礼"。"昭"与"接"的动词运用，令抽象的道德观念具象化为可见的光辉与仪式动作。北宋《文苑英华》编者特别赞赏"六变云备"的意象组合，认为"云"字既指祥云缭绕的实景，又暗喻礼仪如云变幻的层次感。

"百礼斯浃"中"浃"字尤为精警，《唐诗品汇》解为"周遍贯通"，形容礼制精神渗透每个细节。尾联"祀事孔明"化用《诗经》"祀事孔明"句，朱熹《诗集传》谓此"明"字有"洁净显著"双重意蕴。末句"祚流万叶"的时空想象，严羽《沧浪诗话》评为"以草木意象喻国祚，得《楚辞》遗韵"。

全诗在四言古体中蕴含多重声韵之美，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指出其"仄起平收，如磬如钟"。情感表达方面，方东树《昭昧詹言》称其"敬而不畏，庄而不滞"，完美体现唐代礼乐"中和之美"的特质。通过器物、动作、自然物象的层层递进，最终升华为对文明传承的永恒期许，恰如《乐府诗集》编者所云"一字千钧，尽得风雅之正"。

昔闻《南郊文武出入舒和之乐》，如聆九韶遗响，其辞庄雅含章，其韵中和得体。唐人郊祀乐章之妙，尽在此"六变云备，百礼斯浃"八字中——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尝叹："肃穆之气扑面，而'云备''斯浃'之虚字运用，使典重文辞顿生舒卷之态。"

近人龙榆生《唐宋词格律》尤赏"福以德昭，享以诚接"二句："以经籍体为颂声，却得《诗经·小雅》'瑟彼玉瓒，黄流在中'的诚敬之美。'昭''接'二字下得极稳，似见燔柴升烟时，天人交感之刹那。"

钱钟书《管锥编》论此篇曰："'祚流万叶'之结，非徒夸诞，实得《文心雕龙·祝盟》'修辞立诚，在于无愧'之旨。将程式化祝辞写出流转生机，此盛唐气象在礼乐文学中的投射也。"今观"祀事孔明"四字，确如朱光潜所言："宗庙之美，以简净显庄严；郊祀之音，因克制见深弘"（《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