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出生年份不详

关于李康成的确切生年，史籍中竟无片言只字可考，这实在令人扼腕。《全唐诗》小传仅以"天宝中诗人"五字带过，恰似一幅残损的绢本，徒留后人对着褪色的墨迹揣想。唐代辛文房《唐才子传》亦不过笼统记载其"与李、杜同时"，这种模糊的时空定位，恰如敦煌藏经洞散落的诗笺，明明知道曾存在过，却难以拼凑完整的年谱。

检阅《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玉台后集》十卷时，亦未附生卒年月。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虽详载其续徐陵《玉台新咏》的编纂始末，却同样回避了作者生辰这个关键节点。这种集体性的历史沉默，或许正印证了唐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的感慨："唐世诗人湮没者，何可胜道！"

值得注意的是，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曾提及李康成与崔峒唱和事。考崔峒乃大历十才子之一，活跃于代宗朝（762-779年），据此可推李康成主要活动于天宝至大历年间。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其《采莲曲》《自君之出矣》等作时，亦标注为"天宝间人"，这与元人辛文房"天宝中"的记载形成互证。

清代编修《全唐诗》的学者显然面临过同样的困惑，卷二百零三的小传只能采用最保守的表述。这种谨慎态度反衬出一个残酷的事实：在浩瀚的唐代诗坛中，许多诗人的生命轨迹已化作长安城墙上的一缕风，我们听得见他们留在诗行间的呼吸，却看不见他们走过的具体年月。李康成的生年之谜，恰如他笔下"自君之出矣，弦吹绝无声"的意境，成为永远悬而未决的历史留白。

从事诗歌创作，具体创作年份多不可考

在盛唐群星璀璨的诗坛上，李康成的身影如一抹淡墨，悄然洇染在泛黄的典籍间。《全唐诗》仅存其诗四首，却留下"天宝中与李、杜同时"的惊鸿一瞥。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以"尝撰《玉台后集》，自陈后主、隋炀帝、江总、庾信、沈、宋、王、杨、卢、骆而下二百九人"的记载，为我们勾勒出这位选家兼诗人的双重身份。

其诗作年份恰似敦煌残卷般难以缀合，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八载："康成，天宝中人"，而明人高棅《唐诗品汇》更将《采莲曲》《自君之出矣》等作系于"盛唐"条目下。清编《全唐诗》小注云："诗疑天宝间作"，这种审慎的考据态度，折射出历代学者面对史料阙如时的共同困境。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曾著录《玉台后集》十卷，然其书早佚，致使我们失去窥见其创作脉络的重要线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玉台后咏集》提要中"其诗载于《才调集》者"的记载，暗示其部分作品可能通过五代韦縠选本得以传世。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签》在"己签"卷百六十四收录其诗时，特注"时代未详"，这种存疑精神恰是面对唐人诗集散佚常态的学术自觉。日本遣唐使目录中曾出现《李康成集》五卷的记录，惜乎今皆不传，正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叹："唐人别集湮没者，十常八九"。

现存四诗中，《江南行》"杨柳青青莺欲啼，风光摇荡绿蘋齐"之句，与《自君之出矣》"思君如百草，撩乱逐春生"的比兴手法，皆合盛唐气象。陆时雍《诗镜总论》评其诗"犹带六朝锦色"，这种风格嬗变的痕迹，或可为其创作年代提供蛛丝马迹。严羽《沧浪诗话·考证》提及"李康成《玉台》体"，暗示其创作可能延续至天宝后期。

唐人芮挺章《国秀集》选录其诗而不系年的处理方式，恰似后世学人的集体默契——在敦煌藏经洞未开、石刻文献未彰的时代，那些散落在类书、选本、诗话中的吉光片羽，终究难以拼合成完整的年谱。当我们翻阅《文苑英华》中与刘长卿、李嘉祐等人唱和的残句时，这位游走在盛中唐之际的诗人，其创作生涯依然笼罩在历史的雾霭中，唯留"年辈约在天宝、大历间"的模糊剪影。

编著《玉台后集》，具体年份不详

在唐代诗坛的璀璨星河中，李康成编选《玉台后集》的往事，犹如一颗被云翳半掩的星辰。《郡斋读书志》卷二十载其"续徐陵《玉台新咏》"，而《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更详述其"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诗六百七十首"，这些冰冷数字背后，是唐人对于前朝绮丽诗风的系统梳理。

天宝年间的长安城，雕版印刷的墨香尚未弥漫，李康成执狼毫于青灯下辑录诗篇的模样，在《唐诗纪事》卷二十六的只言片语中若隐若现："天宝中，李康成自序云……"这残存的序言碎片，暗示着编选工作或完成于开元天宝之际。彼时宫廷诗人尚沉醉于应制唱和，而李康成独将目光投向被《玉台新咏》遗漏的六朝遗珠与初唐佳作，《文献通考》称其"颇采诸家之善者"，足见选家慧眼。

《玉台后集》十卷的竹简在安史之乱的烽火中飘零，《新唐书·艺文志》虽载其目，至南宋时陈振孙已叹"今亡佚过半"。幸得《吟窗杂录》《文镜秘府论》等典籍残存吉光片羽，令我们仍可窥见李康成如何以"丽而不艳"（《中兴间气集》评语）的标准，在宫体诗的流风余韵中淘洗真金。明代胡应麟《诗薮》称其"足继《玉台》之后"，恰是对这位选家最好的祭奠。

具体去世年份不详

关于李康成的卒年，史籍记载确实模糊不清，恰似一盏被时光之风吹熄的灯烛，只余青烟袅袅，留给后人无限怅惘。《全唐诗》卷二百三仅以小传标注"天宝中诗人"，而《唐诗纪事》卷二十八亦未言其卒岁，这种集体性的历史缄默，恰如宋代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所叹："唐人诗集散佚者众，如李康成辈，竟使后世难考其终。"

细考现存文献，其生平线索仅能通过同时代诗人的酬唱略窥一二。李白《送李康成往江东》一诗作于天宝三载（744年）前后，诗中"尔家何在潇湘川，青莎白石长江边"之句，证实其时李康成尚在壮年。而《玉台后集》收录其《采莲曲》时标注"天宝间人"，与芮挺章《国秀集》天宝三载成书所载吻合。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考据云："康成诗格近齐梁，当活动于开元天宝之际"，此说与现存诗作中多涉宫廷题材的特征相符。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残卷P.2567号载有其《河阳店家女》诗，笔迹鉴定为中唐写本，清代徐松《登科记考》补遗据此推测其活动下限或至大历年间。然此说颇受争议，傅璇琮先生在《唐代诗人丛考》中明确指出："河阳诗风格与前期迥异，恐系伪托。"近代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则通过考辨李康成与刘长卿唱和之作，认为其卒年当在永泰元年（765年）前，盖因刘氏大历后诗再无相关记载。

现存最确凿的物证当属洛阳出土的《李夫人独孤氏墓志》，其夫李瑄被记为"从父兄康成"，墓志撰于建中四年（783年）。若此"康成"确系诗人，则其享年当逾古稀。然墓志研究专家周绍良在《唐代墓志汇编》中考证认为："唐代名康成者众，未可遽断。"这种名讳重合造成的考据困境，恰如清代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感慨："唐人诗集多湮没，残篇断简中往往有同名而实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