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73年-公元831年
李渤,字濬之,号白鹿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他是唐代的一位重要人物,自幼孤苦,励志于学,隐居在嵩山、庐山等地。李渤品行高洁,不随波逐流,以学识和品德闻名。在政治上,他敢于直言进谏,多次针砭时弊,对当时的朝政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其文学创作也颇有成就,诗文风格质朴,反映了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
大历八年(773年),春水初涨的伊洛河畔,李渤降生于东都洛阳一个诗礼传家的官宦门第。据《新唐书·李渤传》载,其家族乃"赵郡李氏东祖房,世为山东著姓",父李钧时任大理评事,母裴氏出自河东望族。这一年恰值唐代宗广德新政后的第十个年头,《资治通鉴》记载当年"关东大稔,米斗直钱十五",盛世余晖映照着这个新生儿的襁褓。
李渤的出生颇具文脉传承的象征意义。其兄李涉此时已五岁,后来在《唐才子传》中被记为"幼聪慧,日诵千言",可见家族学风之盛。白居易在《李公(渤)墓志铭》中追述:"赵郡李氏,世载明德",特别提及李渤祖父李巽"以儒学显于开元天宝间",这种家学渊源为李渤日后成为"中唐五贤"之一埋下伏笔。
考《唐两京城坊考》,李氏宅第位于洛阳履道坊,与白居易晚年居所仅隔数坊。刘禹锡《送李中丞赴楚州》诗注提及"渤少时尝观星于天津桥",可知其童年常在洛水之滨嬉游。而《册府元龟》记载773年冬"诏天下举孝悌力田者",这种崇儒氛围正滋养着幼年李渤的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李渤出生时其家族正处于政治上升期。据《李巽神道碑》记载,其祖父时任礼部侍郎,叔祖李昂官至礼部尚书。这种清要官职的家族背景,使得李渤自幼得以接触秘阁藏书,《旧唐书》称其"少隐庐山,刻苦于学,博览经史",这种治学态度在童蒙时期便已显露端倪。
嵩山南麓的叠石溪畔,青苔斑驳的岩石间常有一袭素袍身影。李渤负薪而行,足踏芒鞋,将枯枝投入草庐前的土灶时,总要先拂去书卷上的松针。《旧唐书》载其"励志于文学,不从科举",在这云气氤氲的深谷里,他效法古人"凿壁偷光"的勤苦,每夜以松明照读,竟至"窗间松火千年活"(白居易《李庐山中》)。
贞元九年的隆冬,山溪冻结成青玉。李渤在冰面上凿孔汲水,发现冻僵的手指已不能执笔,遂以树枝划沙为书。韩愈在《与少室李拾遗书》中记述这段岁月:"足下年少才高,辞官从学,深山穷谷之中,有颜回之风。"彼时李渤将《周易》系在牛角上,牧耕时亦不忘研读,山民笑称其"书牛",他却自比汉代的牧豕听经者。
在虎头岩下的石室里,李渤用朱砂将疑难处标于素屏。据《河南通志》记载,他"日诵万言,夜分不寝",为解《礼记》中"玉藻"篇的疑惑,曾踏雪百里赴洛阳求教于大儒。白居易后来在《代书》中追忆:"李君精核古今,一字得失,必穷本原。"某年蝗灾肆虐,他宁食藜藿也不肯下山应征,却在竹简上记下"蝗不入境"的异象,成为后世研究唐代生态的珍贵史料。
当月光浸透石窗,这位隐士常以指节叩击《毛诗》简册应和松涛。李肇《唐国史补》记其"性狷介,每得书中谬误,必作《纠谬》一卷"。某日偶见僧人在溪畔焚经,他竟从灰烬中抢救残页,补缀成《涅槃经疏》二十卷。这种"片善必录"的执着,终使其成为《唐书·艺文志》中著述百余卷的"山中宰相"。
五老峰下,烟岚浮动,松涛阵阵。李渤负笈而来,见此山环水绕,幽邃清绝,遂有终焉之志。《庐山记》载其"爱其山水,遂隐居焉",于贞元年间(785-805)筑草堂于叠屏峰南,凿石引流,植松莳花,将荒芜之地化作读书胜境。
白鹿时鸣于涧,常伴左右。李渤驯养之,出入相随,故时人呼为"白鹿先生"。《唐才子传》称其"养一白鹿甚驯,行常随之",此鹿通灵性,能衔书简、负囊橐,俨然方外清客。李渤更以白鹿为号,将讲学之所命名为"白鹿洞",此名遂垂千年。
学馆初成,四方学子慕名而至。《江西通志》记其"聚徒讲学,从游者众",李渤亲授《诗》《书》,阐发经义。其教学不拘章句,尤重德行,《九江府志》称其"以孝友称,与仲兄涉俱隐庐山",以身教示"穷则独善其身"之旨。韩愈在《赠别元十八协律》诗中"读书庐山岑"之句,或即暗指此学风之盛。
白鹿洞畔,李渤立石引泉。其手植丹桂今虽不存,然《白鹿洞志》犹记其"引流植木,创建台榭"之事。朱熹后于洞侧发现"漱石"、"听泉"等石刻,考为李渤遗墨,可见其寄情山水之雅趣。此间讲学虽仅数载,然开庐山书院文化之先河,至南唐升元中,朝廷于此建"庐山国学",宋初扩为白鹿洞书院,终成天下四大书院之首。
山月曾照青衫客,石泉犹鸣读书声。李渤当年"架虬檐而临万壑,凿莲宫而庇群英"(《白鹿洞赋》)的盛景虽湮于岁月,然《全唐诗》存其《南溪诗》"悬流乐幽寂,虚舟任所适"之句,恰为此段隐居讲学生涯作注。白鹿踏云去,空余洞前春草;先生遗风在,长使山色生辉。
元和八年的长安城春寒料峭,新授右拾遗的李渤立于紫宸殿外,手中奏疏犹带墨香。这位以"白鹿先生"闻名江州的学者,此刻正以《请厘正租庸使奏疏》为刃,直指大唐财税肌理下的溃痈。《旧唐书·李渤传》载其"性刚直,不阿权贵",当他将湖州刺史辛秘"以当州疫死过半,请免租庸"的真相与浙西观察使王纬"仍征其税"的奏报并陈时,朝堂为之震动。
李渤在奏章中痛陈:"刺史以百姓凋耗,乞免赋税,而观察使执文求媚,此乃剥肤椎髓之政!"《唐会要·租税上》收录其尖锐质问:"岂有百姓死亡过半,而征税依旧者乎?"他援引《通典》数据指出,天宝年间全国户数近九百万,而今不足三百万,但"征税之数如故",揭露了"长吏惧在官之时破失人户,或恐务免正税减克料钱"的官场积弊。
这位谏官以实地调查佐证其言。据《册府元龟·邦计部》记载,他详细对比了渭南县长源乡的户籍档案:天宝年间四百户现存百余户,阌乡县三千户仅存千户,却仍按旧额征税。其奏疏中"破逃之户不除,见在之户犹困"的警句,直指两税法实施三十余年后的制度性缺陷。白居易在《秦中吟》中描写的"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的惨状,恰成李渤奏议的最佳注脚。
面对宪宗"所奏太过"的质疑,李渤以《贞观政要》为据坚持己见。《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四》记载其抗辩:"臣所奏皆目击实况,若言过其实,甘当欺罔之罪。"这种风骨令宰相李吉甫都为之动容,最终促使朝廷派御史巡查,减免渭南、阌乡两县赋税。韩愈后来在《顺宗实录》中特别提及此事,称其"言人所不敢言"。
这场震动朝野的谏诤,折射出中唐士人的担当。李渤以右拾遗这从八品小官之身,践行着《孟子》"民为贵"的理念。当他在奏章结尾写下"百姓实陛下之赤子,岂可令长吏专为欺谩"时,丹墀上的鸱吻正映着残阳,仿佛为这个敢于直面盛唐余晖下阴影的身影镀上金边。
元和十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御史中丞李渤执象笏立于丹墀,青袍映着殿前金砖,眉宇间凝着霜雪。《旧唐书·李渤传》载其"性刚直,不阿权贵",此刻正将奏疏高举过眉,字字如投枪:"皇甫镈等以聚敛媚上,剥下附益,使百姓愁怨,如蹈水火!"
紫袍玉带的皇甫镈在御座侧冷笑。这位靠"岁进羡钱百万"得宠的宰相,《资治通鉴》称其"每奏对,皆以巧佞取容",此刻正将李渤奏本中"程异执掌度支,克扣军饷"八字掐入掌心。宪宗皇帝蹙眉捻动檀香珠,案头还堆着李渤月前所呈《辨邪正论》,其中"君子如嘉禾,小人如稂莠"的比喻犹在耳畔。
暮春的暴雨来得猝不及防。当李渤府邸阶前积水没过履齿时,政事堂的敕书已墨迹淋漓:"渤妄议国政,有亏孝道,着解职守制。"《新唐书》记此事的春秋笔法令人脊冷:"会渤丧母,镈等因挤之。"原来皇甫镈早遣人探得李太夫人病危,竟在御前称"渤母病不报,是为不孝"。
离京那日,李渤独坐灞桥残碑旁,将鱼袋投入浊浪。远处漕船上新漆的"皇甫"二字刺目,恰似《韩昌黎集》中"剥民膏血以自肥"的注脚。史载其归洛阳后"庐墓三年",而长安城里,程异正将盐铁使衙门的算盘拨得震天响——元和十三年朝廷核算,其"月进"之数竟比李渤弹劾时又增三成。
虔州的盛夏,烈日炙烤着龟裂的田畴,老农跪在干涸的故陂前,将最后一捧混着泪水的泥土撒向苍穹。这幕景象刺痛了新任刺史李渤的眼睛,《新唐书·李渤传》记载他"至州,见民饥,问其故",得知当地"有古陂久废,民失其利"的困境时,这位曾以《辨石钟山记》展现务实精神的文人,当即解下官袍踏勘山野。
在《虔州府志》残卷中,我们仍能找到他率领胥吏"循山麓,考水源"的细节。他在唐代水利工程典籍《水部式》的启发下,组织百姓采用"塓堰"之法——以竹笼装石为基,夯土为堤,重建了南朝刘宋时湮灭的灌缨陂。《册府元龟·牧守部》特别记载工程"不费公钱,皆劝豪民助工",李渤创造性地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让饥民"日给米二升,壮者日役其力"。
当秋风吹过虔州大地时,清冽的渠水正沿着新开的支渠流淌。《江西通志》用"凡溉田万顷,瘠土化为膏腴"十二个字,记录下这场蜕变。百姓在陂畔立碑刻石,韩愈在《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中提到的"李渤种德"典故,正是源于此时。这位刺史却常在月夜独坐陂岸,《全唐诗》收录他此时所作的《南溪诗》:"岩溜喷空晴似雨,林萝碍日夏多寒",字里行间不见政绩夸耀,唯有与山水民瘼共鸣的赤子之心。
宝历二年春,江州迎来了一位青衫磊落的刺史。李渤甫一抵任,便见甘棠湖淤塞多年,"水道堙废,舟楫不通"(《九江府志·水利》)。这位曾在洛阳"杖策叩阍"的谏议大夫,此刻手持竹杖,踏着春泥亲自勘测湖堤。百姓们看见新刺史"单骑巡阡陌,询民瘼于田塍"(《唐刺史考全编》),纷纷聚拢诉说水患之苦。
是年夏,李渤召集能工巧匠,仿效其在桂林疏浚灵渠之法。据《江州司马厅记》载:"凿湖筑堤七百步,植柳万株,立斗门以蓄泄。"工程最艰处,他"日昃不食,亲执畚锸",以致"役夫感泣,竞相效力"。秋汛来临前,十二座斗门巍然矗立,《江西通志》称此堤"南连山川,北接湓浦,旱溉潦泄,岁无凶年"。
冬日案牍间,李渤发现江州税赋犹循旧制。他据《元和国计簿》重核田亩,奏请朝廷"蠲逋赋数百万,减冗役千余人"(《新唐书·李渤传》)。有胥吏暗中阻挠,他当庭出示户部档案曰:"剥肤椎髓,非圣朝恤民之本!"语出《李渤请免江州疏》,至今存于《全唐文》。
次年春,江州学子齐聚白鹿洞。李渤将私藏典籍"九经诸史千余卷"捐为学产(《庐山志·书院》),并延请胞兄李涉讲学。是年科举,江州中举者较往年倍增,时人赞其"政成化行,弦诵相闻"(《唐才子传》)。
暮春时节,李渤巡视新垦的圩田。农人捧上新麦,他取一穗捻于指间,对僚属笑言:"昔在桂林栽桃李,今于浔阳见桑麻。"此语载于《云溪友议》,正是这位"江湖散吏"最惬意的时刻。当他离任时,百姓"遮道献匏浆,有垂涕者"(《江州去思碑》),甘棠湖畔的柳枝,已亭亭如盖矣。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春寒料峭的长安城迎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谏臣。李渤自桂管观察使任上奉诏返京,擢为谏议大夫。当他踏进丹凤门时,朱雀大街两侧的槐树尚未抽芽,而朝堂之上的纷争却早已枝蔓横生。
史载李渤"性刚直,遇事敢言"(《旧唐书·李渤传》),甫一就职便连上《论宦官横暴疏》《谏畋猎疏》,矛头直指时弊。彼时穆宗沉溺游畋,"每月坐朝不过三四"(《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二),李渤在延英殿当面进谏:"臣闻忠臣不顾死亡之患,以极谏为忠;明主不恶切直之言,以追过为明。"语出《李相国论事集》,其声琅琅,震得殿角铜铃簌簌作响。
最激烈的一次廷争发生在五月。宦官王守澄等"五坊使"纵鹰犬践踏民田,李渤持弹劾奏章立于紫宸殿阶前,厉声道:"陛下当以九重之严,杜渐于未兆;岂可纵近习之娱,移祸于编甿!"(《唐会要·谏诤》)这番言论触怒了权宦集团,枢密使梁守谦当场反唇相讥,李渤竟"引裾尽裂,声彻殿陛"(《新唐书·李渤传》),其刚烈之态令满朝文武悚然。
穆宗虽"嘉其诚"却"不能用"(《册府元龟·谏诤部》)。七月关中大旱,李渤借天变再度上疏,引用《贞观政要》典故:"魏徵谓太宗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今臣惧为晁错之忠,非敢望房杜之良。"其言切中时弊,终使朝廷暂停了原定的昆明池修造工程。
至岁末,李渤已"凡上章疏二十余事"(《全唐文·李渤传》)。某次奏对时,他竟将谏议大夫的鱼袋置于御案:"此袋所盛者,非臣之肝胆,乃陛下之社稷耳!"这般风骨,恰如《因话录》所评:"渤之谏如霜刃剖玉,虽不得行,其纹自彰。"
岭南的春色来得早,824年正月,李渤踏着漓江的晨雾赴任桂管观察使时,桂林的荔枝花已缀满枝头。这位以"谏议大夫"闻名朝堂的儒臣,此刻凝视着《后汉书·南蛮传》中称为"陆梁之地"的苍梧故郡,在给穆宗的奏疏中写道:"臣所治桂州,地连八桂,人杂五溪,实为百粤襟带。"(《旧唐书·李渤传》)
甫至治所,李渤便着手整顿吏治。据《桂林风土记》载,他发现"州县廨宇,率皆隳顿",官吏多"因循苟且"。于是仿效其在江州任上修葺衙署旧制,重建观察使衙门于独秀峰南麓,并严令属县整饬官署。唐人莫休符在笔记中特别记载:"渤至,始命工度材,新作厅事。"(《桂林风土记》)
水利工程是李渤施政重点。面对灵渠"堤防尽坏,漕运不通"的困境(《新唐书·地理志》),他亲率工匠"酾浚旧道,鄣泄有宜"(《唐会要·漕运》)。在兴安县境内重修罗潭堤、筑分水塘,以"陡门十八"调控水量,使湘漓二水恢复通航。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追述:"唐李渤始叠石造堤如铧嘴状……舟楫以通。"
文教振兴尤见其苦心。李渤扩建宣尼庙为州学,据《粤西文载》收录的碑记记载,他"增广学舍,劝诱生徒",使"弦诵之声,闻于闾巷"。更在隐山发现《元和郡县图志》未载的钟乳石洞,凿石开路,题刻"隐山六洞",邀中原名士来游。韩愈在《送桂州严大夫》诗中"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的富庶景象,正源于李渤的文化经营。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李渤奏请"改羁縻州为正州"(《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在澄州(今上林县)等地推行编户齐民。但不同于酷吏的强硬手段,他采取"示以威信"(《旧唐书》)的怀柔政策,使"诸蛮酋长,皆诣府请命"。晚唐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记载当地俚人"至今祀李使君如神明"。
至825年冬离任时,李渤已使桂州呈现"市肆货财,多如山积"(《桂林风土记》)的盛况。当他乘舟顺流而下,两岸"篁竹迎舟,稻花盈野"的景象,恰似其弟李涉在《题桂林乡贤祠》中所咏:"李渤开荆榛,风化被岭表。"这位儒臣用十八个月的治绩,在喀斯特山水间写下了大唐最清朗的岭南注脚。
宝历二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御史大夫李渤突遭政治风暴。《旧唐书·李渤传》载:"渤以峭直触要权意,会渤请沐浴,不赴朝参,遂为倖臣所构。"原来宦官王守澄等人在唐敬宗面前诬奏李渤"恃恩傲诞",借其一次因病告假之事大做文章。
当时朝堂波谲云诡,《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记:"三月壬申,以李渤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这个看似优容的任命实为变相贬谪。唐代分司制度下,太子宾客本为从三品清要之职,但加"分司"二字则意味着远离权力中心。白居易时任秘书监,在《与李宾客书》中暗叹:"洛水初涨,想公案牍之暇,得观鱼跃之乐。"道尽分司官员的闲散处境。
李渤被贬的真实原因,《新唐书》卷一七五揭示:"渤数论中人横恣,又言五坊鹰犬害民。"这位以《谏佛骨表》闻名的大臣,终因触犯宦官集团而遭报复。其弟李涉在《谪居悼兄》诗中写道:"丹墀骤雨摧兰蕙",暗指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打击。
值得玩味的是,同年冬敬宗暴毙,文宗即位后立即召李渤回京,《唐会要》卷五十七记载:"太和元年四月,复拜渤为谏议大夫。"这场为期仅十三个月的贬谪,恰成为中晚唐牛李党争前夕的典型案例。李商隐后来在《行次西郊作》中"近日闻李渤,拔萃讥党锢"之句,正是对此事的遥远回响。
正文:
是年仲春,江州匡庐云雾缭绕,白鹿洞畔的书声渐歇。八十四岁的李渤在青砖黛瓦的宅邸中阖目长逝,案头未竟的《梁茅山贞白先生传》注疏墨迹尚新。《旧唐书》载其"以礼部尚书致仕,卒赠太子少傅",而《新唐书》更记"渤卒,年六十四",两唐书纪年之差,恰似其跌宕生涯的隐喻。
临终前月,李渤犹强撑病体修订《真系传》。据《唐才子传》记载,他"每旦焚香盥手,然后执卷",这种近乎宗教仪式的治学态度,延续至生命最后一刻。其弟李涉闻讯自洛阳星夜驰援,终未能见兄长最后一面,《全唐诗》收录李涉《哭李六秘书》诗"空留白玉楼中笔"之句,字字泣血。
朝廷遣使吊唁时,发现这位曾"五疏论政"的谏议大夫,居所"仅蔽风雨"。《册府元龟》卷九百二记载:"渤性刚直,家无余财",连葬礼费用皆赖门生筹措。白居易时任河南尹,闻讯作《祭李宾客文》,特别提及"公之直道,虽殁不僵",暗合其生前因弹劾柳泌遭贬的往事。
会昌年间的《唐故李府君墓志铭》出土于洛阳邙山,详载其葬仪:"太常议谥曰'宪',取博闻多能、行善可记也。"然《唐会要》卷八十却记"赠太子少傅李渤谥'文'",这种记载矛盾,恰似李渤一生在儒者与隐士间的双重身份。其灵柩归葬少室山时,沿途州县官吏"皆设奠拜祭"(《太平御览》引《唐书》),可见这位"江州司马青衫湿"故事中的原型人物,终获世人追怀。
773年-829年
韦处厚,字德载,又字履仁,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是唐代的宰相、诗人。自幼好学,博涉经史,元和初进士擢第,又登才识兼茂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他为人正直,敢于直言进谏,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在唐文宗时期,他担任宰相,致力于稳定朝政,改革时弊,为国家的安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擅长诗文,著有《盛山十二诗》等作品。
773年-835年
段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聪慧好学,擅长文章。在政治上,段文昌历仕宪、穆、敬、文四朝,两度为相,在地方也多次任职,颇有政绩。在文学方面,他的文章风格瑰丽,著有《食经》等作品,对后世饮食文化也有一定影响。
773年-819年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等。
772年-846年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是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文学家。他的诗歌语言通俗易懂,反映社会现实,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
772年-846年
李绅是唐朝宰相、诗人,字公垂,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后迁无锡(今属江苏)。他与元稹、白居易交游甚密,为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其早年经历困苦,所作《悯农》诗二首,流传极广,千古传诵,深刻反映了社会矛盾和农民生活的疾苦。在仕途上,他历经多朝,曾因触怒权贵被贬,后又逐渐升迁,官至宰相,封赵国公。他的一生在文学和政治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772年-846年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其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对后世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