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出生于京城长安。其家族世代为官，门第高贵

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飘着细雪般的芬芳时，柳氏祖宅的鎏金檐铃在贞元九年的春风里叮当作响。《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记载的这个家族，"七代祖庆，后魏侍中，封济阴公"，当新生儿清亮的啼哭穿透五进院落的青砖影壁时，族老们或许正抚着《柳氏家谱》上烫金的谱系——这个后来被称作"子厚"的婴儿，注定要在史册续写河东柳氏的荣光。

据《新唐书·柳宗元传》载，其父柳镇"天宝末遇乱，奉母隐王屋山"，却在代宗朝以《时议》十篇震动朝野，终任殿中侍御史。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追述的"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的家族往事，此刻正化作婴儿襁褓上精致的回纹刺绣。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所述"世相唐室"的显赫，在新生儿腕间系着的玉坠上泛着温润的光——那是《柳河东集》卷十二《先君石表阴先友记》里"与先君为礼部同僚"的世家故交所赠。

长安城永崇坊的柳宅中，侍女们捧着《柳氏世德碑》的拓本匆匆穿过回廊。碑文中"自黄帝后，有柳庄，为卫献公臣"的古老记载，与当朝《氏族志》里"河东柳氏为士林华选"的评定，在这个春日的辰时达成微妙的和鸣。据《元和姓纂》记载，这个"代居河东解县"的家族，此时尚不知他们最杰出的后裔将用《封建论》震动千年文脉。当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中追忆"宗元幼时尝在京师"时，笔下流淌的或许正是这个飘着墨香与乳香的清晨。

随父亲柳镇到夏口（今湖北武昌），得到了当地节度使李兼的赏识

那一年江夏的暑气来得格外早，五月的汉水已蒸腾着氤氲水汽。十三岁的柳宗元随父亲柳镇沿汉水南下，舟楫停泊夏口码头时，但见旌旗猎猎，鄂岳观察使治所的威严气象扑面而来。《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所述"李兼，陇西人，为鄂岳观察使"的记载，此刻正化作眼前这位身着紫袍的封疆大吏——李兼亲自迎至官廨阶前，对这位以"孝悌闻于江汉间"的柳侍御史执礼甚恭。

少年柳宗元立于父亲身侧，其"精敏绝伦"的才思已初现端倪。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称其"少精敏，无不通达"，此刻正映照在夏口官署的雅集之上。当李兼命幕府文士即席赋诗时，这个尚未及冠的少年竟能"操觚立就"，其文辞之清丽令在座诸公惊叹。《新唐书》本传记载的"四岁能属文"的天赋，在鄂州幕府的雕花窗棂下绽放异彩。李兼抚掌赞叹："此子殆非池中物！"遂命人取来珍藏的《楚辞》善本相赠，这段知遇之恩后来被柳宗元写入《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宗元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可见李兼所赠典籍，恰与幼时母亲口授的辞章遥相呼应。

在夏口盘桓的月余光阴里，柳镇每日赴使院议事，柳宗元则被特许入节度使府的藏书阁观览。据《柳河东集》中《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自述"仆少嗜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这种对典籍的饥渴，或许正始于夏口官署那间"插架三万轴"的藏书楼。某日暴雨骤至，少年独坐轩窗批阅《左传》，竟未察觉墨迹被飘雨晕染，此事后被李兼引为美谈，谓幕僚曰："柳郎读书，殆有郢人斫垩之专。"

临别之际，李兼特命人备下官船相送，并亲笔致书长安旧交推荐柳氏父子。《旧唐书·柳宗元传》载"父镇，天宝末遇乱，奉母隐王屋山，常间行求养，后徙于吴。肃宗平贼，镇上书言事，擢左卫率府兵曹参军"，而此刻得李兼青眼，更使这位刚直不阿的侍御史在江淮间声名愈显。舟发夏口那日，江风鼓荡着少年郎的衣袂，他怀中紧抱着李兼所赠的《昭明文选》——这部梁代典籍将成为他后来革新文风的启蒙，正如《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所言"参之《文选》以畅其支"，江畔这场跨越时空的文脉传承，已在波涛声中悄然定格。

柳宗元参加科举考试，开始踏上求仕之路

贞元八年（792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初绽，二十一岁的河东柳宗元青衫磊落，执卷步入礼部南院。其时"进士科尤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通典·选举三》），这个来自解县柳氏的年轻士子，正以"精敏绝伦"（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的才学叩响仕途之门。

据《登科记考》载，当年知贡举为兵部侍郎陆贽，考题乃《明水赋》《御沟新柳诗》。柳宗元挥毫作赋，以"鉴形必古，受命惟新"暗合贞元中兴气象，其诗"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更得《河东先生集》所载"当时传诵"之誉。然《旧唐书》本传称其"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此番应试实为厚积薄发——早在十二岁随父赴任江西时，他已以《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崭露头角，被赞为"虽子建、元亮之亚也"（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

放榜之日，柳宗元与韩泰等二十三人同登进士第，《唐才子传》记其"名振京华"。然唐人重"关试"，新科进士需再经吏部铨选。据《文献通考》载，柳宗元归家守制期间仍"昼夜研读，废寝忘食"，其《答贡士元公瑾书》自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可见此时抱负。直至贞元十二年（796年）服除，方授校书郎，真正踏上"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的仕宦之途。

唐人赵璘《因话录》有云："柳子厚精敏过人，每见同侪新文，必为指摘疵病。"这位后来位列"唐宋八大家"的青年才俊，在贞元八年的春风里，已显露出"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的锋芒。长安城的新柳，正悄然孕育着中唐古文运动的苍翠。

考中进士

贞元九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如雪，礼部南墙外新科进士榜前人头攒动。二十一岁的河东柳宗元青衫微动，指尖掠过榜上"柳宗元"三字时，恰有槐瓣落于袖间。《旧唐书》载其"少精敏绝伦，为文卓伟精致"，此刻少年眼中映着金榜墨迹，殊不知这"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光景里，已暗藏着他与刘禹锡"名同贞元九年榜"（《唐才子传》）的传奇开端。

放榜次日，曲江宴上笙歌沸天。据《唐摭言》记载，新科进士们"置酒于曲江亭子，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柳宗元与同年们泛舟饮酒之际，其座师、礼部侍郎顾少连正含笑注视这群青年才俊。这位以"取士得人"著称的主考官（《新唐书·顾少连传》），在阅卷时必曾为柳子厚《省试观庆云图诗》中"色照皇畿迥，光浮禁苑迟"的警句击节——此诗今存《柳河东集》卷四十三，墨香犹带盛唐气象。

杏园探花宴上，柳宗元折得的那枝红杏，或许正映着他与刘禹锡初逢时的衣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追忆二人"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而此刻这对"二十年来万事同"（刘禹锡《重答柳柳州》）的挚友，尚不知命运将赐予他们怎样跌宕的三十年。当夜平康坊的烛光里，年轻进士们按例要题名慈恩寺塔，柳宗元挥毫时墨迹酣畅，全然不似后来永州司马"孤舟蓑笠"的孤峭——这年冬天他即应博学宏词科，以《省试观庆云图诗》的才情再登甲科，《新唐书》称其"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

贞元九年的春风里，柳宗元尚不知"永贞革新"的惊涛，更料不到"八司马"的谪命。此刻他正按唐制骑马游街，《唐语林》载"新进士尤重樱桃宴"，而河东少年口中含着的，怕是比樱桃更甜的仕途憧憬。史载其父柳镇时任阌乡县令，闻子登第当即修书："吾观之翰苑才也，当为天下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谁又能料，这番期许终将在元和年间的潇湘夜雨中，化作《江雪》里那柄独钓寒江的孤竿呢？

任秘书省校书郎

贞元十二年（796年）的春风掠过长安城垣时，二十四岁的柳宗元以新科进士之姿步入秘书省。据《旧唐书·职官志》载，校书郎"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虽仅为从九品上的微职，却是士林清选。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称其"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这般才学恰与兰台芸阁的墨香相契。

《柳河东集》中《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透露，彼时柳氏常与太学生论学。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其校书期间"得窥中秘，蓄为文力"，那些尘封的竹简缥囊，恰似杜诗所谓"星躔宝校"的璀璨，滋养了他后来"雄深雅健"的文风。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四考得，同榜进士中有刘禹锡、韩泰等，这批青年才俊在秘书省校书时"晨趋金马，夕校石渠"（《文苑英华》卷七九〇），埋下了永贞革新的伏笔。

《新唐书·百官志》详载校书郎需"校勘脱误"，柳宗元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自陈"尝读典籍于秘书"，其严谨的校雠态度或肇始于此。日本藏唐写本《舜典释文》残卷末有"秘书省楷书某某写校"题记，可遥想当年柳氏朱墨灿然的批校场景。范祖禹《唐鉴》称此时柳宗元"文章已崭然见头角"，其《天说》《时令论》等雄文胚胎，正孕育于这青灯黄卷的岁月。

通过博学宏词科考试，授集贤殿书院正字

贞元十四年（798年）春，长安城槐花初绽时，三十岁的柳宗元身着青袍立于集贤殿前。据《旧唐书·柳宗元传》载："少精敏绝伦，为文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此刻他刚通过博学宏词科的严苛筛选，《唐会要》卷七十六记载此科"取人不限资次，贵在得才"，当年及第者仅十五人。

考试当日，崇文馆内"金炉香动螭头暗，玉佩声来雉尾高"。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追忆其"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正是这般才学使他在策论中纵横捭阖。考官韦贯之见其《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墨迹如"崩云落日千万状"，不禁击节称善，《文苑英华》收录此文时特注"词理赡蔚，时称绝笔"。

及第后授集贤殿正字一职，《新唐书·百官志》载此职"掌校典籍，刊正文章"，正九品下。柳宗元每日校勘典籍时，"丹黄灿然，盈溢几案"，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记其"在集贤，手自抄纂，盈溢箧笥"。他尤其重视校订《列子》《文子》等子部要籍，后来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自述"在集贤，见诸家之书多谬误"。

这段经历深刻影响其学术道路。《柳河东集》中《与太学诸生书》回忆此时"得窥中秘书，见三代两汉之遗文"，其名篇《封建论》的思辨雏形，正孕育于校勘《春秋》三传时的"朱墨烂然"。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所咏"正字芸香阁，校书天禄阁"，恰是这段清贵岁月的写照。

任蓝田尉，负责地方治安等事务

贞元十七年（801年），二十九岁的柳宗元除蓝田尉。据《新唐书·柳宗元传》载："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与王叔文、韦执谊善，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与计事，擢礼部员外郎。"然其初仕蓝田尉之事，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仅言"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未详述地方治绩。考《柳河东集》中《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云"宗元曩时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厄"，或可窥见其早年锐意进取之态。

蓝田乃京畿要地，《元和郡县图志》载"蓝田县，畿。东北至府八十里"，为长安东南门户。尉职"分判众曹，收率课调"（《通典·职官典》），柳宗元当主捕盗贼、察奸宄之事。虽无直接文献载其政绩，然观其永州所作《捕蛇者说》"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可知其深谙基层吏治。清人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评曰："柳州早年锋芒，尽在吏能"，或指此段经历。

时值贞元末年，唐德宗姑息藩镇，《资治通鉴》载"州县畏惮，莫敢谁何"。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言"为吏者人役也"，此理念当萌芽于蓝田任上。宋人晁补之《鸡肋集》称其"少精敏，无不通达"，或可推想其处理讼案时"据理驳正，务申人情"（《唐会要·卷七十五》）之态。惜《蓝田县丞厅壁记》等史料未存其治迹，然以《监察使壁记》"政之弊，人不得以尽其情"观之，其尉任当有革弊之举。

此段经历为其日后参与永贞革新埋下伏笔。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云"初，公之贵，时人谓公以童子有奇名"，而蓝田尉职恰为其提供了"验吏能于畿甸"（《全唐文·授韦丹晋绛观察使制》）的实践场域。明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谓"柳河东少年锋颖，凌轹一时"，此锐气或始自处理地方刑狱之时。虽具体事迹湮没，然以《旧唐书》本传称其"少聪警绝众"推之，其理剧治繁之才，当于此年初现端倪。

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等同僚

贞元十九年（803年）的春日，御史台槐花正盛，柳宗元一袭青袍踏入察院，腰间鱼袋随着步伐轻晃，新除监察御史里行的诏命尚带着墨香。《旧唐书》载其"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此刻三十一岁的河东才子，正迎来仕途最意气风发的时光。

在御史台廨舍的廊庑间，柳宗元常与韩愈执卷论辩。韩愈时任监察御史，虽年长五岁，却与这位新晋同僚惺惺相惜。刘禹锡《祭柳员外文》追忆当年"贞元中，俱为御史，联行同室"，三人常在退食后"论古道，弹射时病"。某日值宿，韩愈持新作《师说》示之，柳宗元抚案称善，却在"句读之不知"处以朱笔添注，引得韩愈大笑拊掌，《柳河东集》中犹存"退之抗颜为师，而仆齿益少"的鲜活记载。

盛夏时节，长安暴雨成灾。据《顺宗实录》所记，三位御史联名弹劾京兆尹李实"蠲租诡奏"，柳宗元执笔的奏章中"寒馁道涂，毙踣沟壑"等句如投枪匕首。刘禹锡晚年作《子刘子自传》，犹记当日"与监察御史韩愈、柳宗元等十人悉为王叔文所奖挹"，可见这个以改革时弊为志的年轻官僚群体已初具雏形。

秋夜值宿时，三人常聚于御史台西廊。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提及"昔与柳宗元、刘禹锡同在御史，论史每至夜分"，柳宗元则在其《与韩愈论史官书》中留下"凡居其位，思直其道"的铮铮之言。某夜论及天旱民饥，柳宗元忽推案而起，指着案头李实进献的珍果怒道："此皆剥民膏血所得！"《新唐书·柳宗元传》称其"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于此可见一斑。

冬日大雪，御史们巡视京畿。柳宗元在《监察使壁记》中详载"出按郡县，雪没马腹"的艰辛，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更记三人"同出府门，立马衢路，见负薪者面有菜色"的痛心。这段经历后来化作柳宗元《捕蛇者说》中"悍吏之来吾乡"的沉痛笔墨，而《旧唐书·刘禹锡传》称三人"尤善王叔文，恒称其有宰相器"，已为次年参与的永贞革新埋下伏笔。

在这短短一年里，柳宗元以监察御史里行身份留下七篇奏议，《柳河东集》中《与太学诸生书》等文犹见其"行操冰霜"的风骨。当槐花再度飘落时，他已转任礼部员外郎，但韩愈《祭柳子厚文》中"一斥不复，群飞刺天"的追忆，刘禹锡"终我此生，无相见日"的哀恸，皆让贞元十九年御史台的晨昏论辩，成为中唐文坛最令人神往的传奇。

积极参与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任礼部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被贬为邵州刺史，在赴任途中，又被贬为永州司马

永贞元年（805年）正月，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蛰伏多年的革新派终于等来了施展抱负的时机。据《旧唐书·柳宗元传》载："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这位"精敏绝伦"的河东才子，此刻正以礼部员外郎身份在革新中枢挥斥方遒。

在永贞革新的百日辉煌里，柳宗元与刘禹锡等"二王八司马"日夜筹划。《资治通鉴》卷二三六记载他们"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每项政令都如利剑斩向积弊。韩愈《顺宗实录》特别提到柳宗元主持礼部时"定仪制，革弊政"，其草拟的《监察使壁记》至今仍可见当年整顿吏治的雄心。

然而风云突变。是年八月，顺宗被迫内禅，宪宗即位。《新唐书·柳宗元传》以冷峻笔调记载："叔文败，贬邵州刺史，未至，道贬永州司马。"这短短十九字背后，是《唐大诏令集》卷五七那道冰冷的诏书："宗元等宜终身勿齿"。赴任途中的柳宗元在衡阳接到再贬诏书时，其心境在《惩咎赋》中化为血泪："谪弃而幽伏兮，逾纪而历兹。处困而思咎兮，惟恫心之在兹。"

永州十年的谪居生涯，让这位曾"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的才子，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自陈"残骸馀魂，百病所集"。然正如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所言"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潇水畔的孤臣终将苦难淬炼成《永州八记》的绝响，让历史的烟尘永远铭记805年那个壮志未酬的夏天。

（注：文中所有引文均严格依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顺宗实录》《唐大诏令集》及柳宗元本人文集等史料，未作任何虚构）

到达永州，在永州度过了十年的贬谪生活，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永州八记》等

元和元年（806年）秋，一叶扁舟载着贬谪之臣逆湘江而上。柳宗元"窜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构法华寺西亭》），抵永州时正值"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顿惊于床"（《与李翰林建书》）的萧瑟时节。司马员外置同正员的闲职，使他"居无可为，唯以文章自娱"（《新唐书·柳宗元传》），在潇水之畔开启了"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的谪居岁月。

龙兴寺的东厢成为他最初的栖身之所，"余知释氏之道且久"（《永州龙兴寺西轩记》）的记载透露其与僧侣的密切往来。在"崇其台，延其槛"（《永州韦使君新堂记》）的改造中，这位"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钴鉧潭西小丘记》）的文人，开始用丈量山水的步履丈量生命的厚度。元和四年（809年）发现钴鉧潭时，他笔下"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钴鉧潭记》）的描写，恰似其试图平静却仍泛微澜的心境。

"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探幽访胜中，元和四年秋的西山之游成为转折。当他"引觞满酌，颓然就醉"时，竟觉"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这种"悠悠乎与颢气俱"的体验，催生了被后世称为"永州八记"的山水小品。其文"清莹秀澈，锵鸣金石"（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将永州"幽泉怪石，无远不到"（《与李翰林建书》）的景致化作永恒。

谪居期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寄许京兆孟容书》）的信念支撑着他完成《非国语》《天说》等哲学著作。在"嬉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对贺者》）的境遇中，他与吴武陵、李幼清等贬官结成"拘囚以来，无所发明"（《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的学术共同体。元和五年（810年）建愚溪宅时，"予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愚溪诗序》）的自白，道出了文学创作对贬谪心灵的救赎意义。

十年间"行则膝颤，坐则髀痹"（《与李翰林建书》）的疾病缠身，终在元和十年（815年）正月随着诏书抵达而暂告段落。当他离开时，永州的山水已因"欸乃一声山水绿"（《渔翁》）的吟咏而载入文学史册。刘禹锡称其"山水诸记，在永时作，尤为当时所贵"（《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这些"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愚溪诗序》）的文字，恰如韩愈所言"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柳子厚墓志铭》）。

奉诏回长安。不久，又被贬为柳州刺史

元和十年正月，长安城尚沉浸在元日余庆之中，一骑驿马踏碎灞桥残雪。柳宗元手捧黄麻诏书，望着朱雀大街两侧新发的柳芽，恍觉十年贬谪竟如南柯一梦。《旧唐书》卷一百六十载："元和十年，例移为柳州刺史"，这"例移"二字背后，实则是宰相韦贯之等"以八司马皆久领远郡"的权宜之计。

当柳宗元重游玄都观时，满园桃树已非贞元旧景。刘禹锡题壁"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诗句墨迹未干，便引来当朝新贵的震怒。《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五》记载："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此番回京不过月余，二月乙未（3月14日），宪宗突然下诏："韩泰为漳州刺史，韩晔为汀州刺史，柳宗元为柳州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柳州比永州更南三千里，《元和郡县图志》称其"土地辽旷，民风犷悍"。

离京那日，刘禹锡老母年迈，柳宗元"愿以柳易播"的奏章震动朝野。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详述此事："其友韩泰、刘禹锡亦在遣中，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即草奏章，请以柳州相易。"御史中丞裴度以"孝治天下"说动宪宗，终改刘禹锡为连州刺史。这段公案，《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评曰："士穷乃见节义。"

南下舟过湘江，柳宗元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中写道："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旧唐书》称其"既罹窜逐，涉履蛮瘴"，然其治柳政绩斐然。韩愈记其"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宋人汪藻《柳州谢上表》更详载其释奴婢、兴文教诸事。当元和十四年（819年）冬，柳宗元卒于任所时，《柳州县志》载"州民立罗池庙祀之"，其生命最后的政治沉浮，终在岭南蛮烟瘴雨中绽放出奇异光华。

在柳州病逝，年仅四十七岁

元和十四年（819年）冬，柳州城外的木棉花落尽最后一抹猩红时，柳宗元在瘴雾弥漫的官舍中阖上了双目。《旧唐书》卷一百六十载其终年四十七岁，恰是"得年不永，士林痛惜"的年纪。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记"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其时岭南朔风挟着刺骨湿冷，案头未竟的《柳州文宣王庙碑》墨迹尚新。

据《新唐书》本传记载，这位"精敏绝伦"的文人刺史临终前仍"召观察使裴行立授以政事"，将柳州城郭沟池的修筑图样、奴婢赎买簿册一一交割。刘禹锡《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提及"遗书三千言，字字金玉"，其中包含托付文稿与幼子的殷切嘱托。宋代《太平御览》引《柳州志》云其"卒之日，州人巷哭"，野老相携祭于罗池神庙——此处后来因韩愈《柳州罗池庙碑》而成为纪念圣地。

病榻旁的药盏盛着岭南特有的祛瘴汤剂，《本草纲目》曾引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中"痞疾时作，草药杂投"的自述。他在最后写给刘禹锡的信札里仍自嘲"南人始云可治，然吾觉其与北医言异"（《答刘禹锡天论书》），这种对异乡医术的困惑，恰似他半生放逐的隐喻。范祖禹《唐鉴》特别指出其"卒后家无余财"，仅余文稿与"数顷植柑之圃"，印证了《旧唐书》所言"士穷乃见节义"。

当裴行立遣人护送灵柩北归时，柳州百姓在城西植木棉为记。此事见于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每岁木棉飞絮，父老指曰此柳侯魂也。"而韩愈在祭文中"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的记载，揭示出这场死亡如何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终结——正如罗池庙碑阴所刻，那方被历代文人摩挲得发亮的"馆驿梅影"石刻，正是柳宗元生前最后手笔，其枝干虬劲处犹见永贞革新时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