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河南新郑

大历七年正月二十日（公元772年2月28日），河南道新郑县城西的东郭宅第内，白氏家族迎来了长房嫡孙的诞生。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载："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其曾祖白温"徙居下邽"，至祖父白锽任巩县令时，这一支白氏已在中原扎根。新郑作为畿辅要地，《新唐书·地理志》称其"属河南道郑州，去洛阳二百四十里"，正是白锽晚年定居之所。

白家宅院中那株百年古槐犹带残雪，新生儿洪亮的啼声惊飞了檐下栖雀。其父白季庚时任宋州司户参军，据《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六《太原白氏家状二道》自述："大历七年，予始生"。母亲陈氏乃"颍川陈氏之女，聪慧贤明，通诗书"（见《白氏文集》补遗《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这个诞生于书香门第的婴孩，后来在《与元九书》中追忆："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无'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

是年正月，唐代宗改元大历已七载。据《资治通鉴》记载，正月丙戌"大雪盈尺"，而新郑所在的河南道刚经历安史之乱的重创，《元和郡县图志》载该地"户口减耗，十不存一"。白家宅前官道上，时有逃荒民众经过，这幕景象或许为诗人日后"惟歌生民病"的创作埋下伏笔。其从叔白季康时任徐州彭城县令，闻讯遣人送来《毛诗正义》为贺，这部典籍后来成为诗人文学启蒙的重要读本。

按唐代士族礼制，新生儿需行"弄璋之庆"。白锽取《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之意，为孙儿拟定"居易"之名，又据《周易·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择表字"乐天"。这一命名被记录在洛阳白居易故居出土的《白氏族人墓志铭》中，墓志现藏洛阳博物馆。当时谁都不曾料到，这个在战乱后萧条年代诞生的婴儿，四十年后将用《秦中吟》《新乐府》等诗篇，为大唐奏响最动人的盛世余音。

16岁的白居易到京城长安，以所作《赋得古原草送别》谒见名士顾况，受到顾况赞赏

暮春的长安城尚余几分料峭，朱雀大街两侧的槐树才抽出嫩芽，十六岁的白居易青衫磊落，怀揣诗卷立于顾况宅邸前。据《幽闲鼓吹》载："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这位以性情耿介闻名的著作郎，此刻正漫不经心地翻检着名刺，瞥见"居易"二字时忽捻须而哂："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少年郎君却不卑不亢，将精心誊写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双手奉上。当顾况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时，原本斜倚胡床的身躯渐渐坐直；待诵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竟拍案而起。《唐才子传》记此情景尤为生动："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案头茶汤映着窗外新柳，墨香与花香交织中，老名士亲自为少年斟满一杯阳羡茶。

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补充了关键细节："况为延誉，声名大振。"这场会面后，顾况逢人便道"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将白居易比作脱鞲而出的青鹘。王定保《唐摭言》更记载长安文士争相传抄此诗，以致"长安纸贵"。那卷诗稿上未干的墨迹，仿佛预兆着中唐诗坛即将迎来新的气象——正如少年笔下烧不尽的原上春草，在盛唐的余烬里萌发出顽强的绿意。

中进士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纷扬，三十四岁的白居易身着麻衣，随新科进士行列踏过天街。其《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诗云："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道尽寒窗甘苦。据《登科记考》载，是年取进士十七人，主考官高郢以"尚实学、抑浮华"著称，正契合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主张。

放榜日，白居易名在第四。徐松《登科记考》引《唐语林》载其看榜情景："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唐人重进士科，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而白氏正值壮年得第，其喜悦见于《及第后忆旧山》："偶献子虚登上第，却吟招隐忆中林"。

按唐代科举制，进士及第后需经吏部铨选。白居易在《箴言》中自述："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其间作《百道判》备试，后竟成应试范本。《唐才子传》称其"判入高等，授秘书省校书郎"，此乃后话。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与元稹同科及第，二人订交于此时。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自注云："贞元中，与乐天同登科第"，开启"元白"千古唱和之谊。白氏晚年作《与元九书》犹忆："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可见进士及第实为其人生转折。

唐人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当时谚语："元和主司第，三十有六人，半在藩镇，半在朝廷"，而白居易终以"兼济天下"之志步入仕途。其及第时所作《策林》七十五篇，已见"惟歌生民病"的抱负，为日后《新乐府》创作埋下伏笔。

授秘书省校书郎

贞元十九年（803年）春，长安新柳初绽时，三十二岁的白居易终于等来了吏部的铨选结果。《旧唐书·白居易传》载："贞元末，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这年他刚以"书判拔萃科"第四等的成绩登第，与元稹同授秘书省校书郎之职。白居易在《常乐里闲居偶题》中自述："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字里行间却掩不住初入仕途的欣喜。

秘书省位于皇城西南隅的含光殿旁，朱门青瓦间藏着三万卷皇家典籍。据《唐六典》记载，校书郎虽只是正九品上的小官，却要"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非文采斐然者不得居此职。白居易每日与元稹"对掌纶诰，双飞鸾凤"（《祭微之文》），在芸香氤氲的崇文馆中，用朱笔为《汉书·艺文志》校订讹误。他在《策林序》中回忆这段时光："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那些青灯黄卷下的苦读，后来都化作《策林》七十五篇中的真知灼见。

微薄的俸禄让白居易只能租住常乐坊的陋室。《卜居》诗云："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但这位新科校书郎却在案头种起了青竹。韦执谊《翰林院故事》记载，当时秘书省同僚多"以饮酒赋诗为事"，白居易却常独自捧着《贞观政要》研读至夜半。某夜他在廊下遇见值宿的独孤郁，两人论及太宗纳谏之事，竟不觉"露湿阶堞，月移槐影"（《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自注）。

这年冬月，校书郎们奉命整理开元年间制诰。当白居易在故纸堆中发现陆贽的奏议时，激动得"执卷趋走以呈监修"（《唐会要》卷六十四）。后来他在《赋赋》中特别提到这段经历："我国家恐文道浸衰，诏礼部举贤良方正之才"，字字可见其对文教事业的赤诚。次年正月德宗驾崩，正是白居易与同僚们连夜校勘遗诏，将"永贞"年号郑重写入青史。

在秘书省的三年里，这个来自新郑的寒门士子完成了重要蜕变。《白氏长庆集》中保留着当时所作的《为人上宰相书》，其文风已褪去早期骈俪之习，显出"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端倪。当他最终卸任时，那座藏着大唐文脉的崇文馆，早已为这位未来"诗王"铺就了通往紫薇垣的阶梯。

罢校书郎，撰《策林》七十五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与元稹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新乐府》《秦中吟》等诗

元和元年的长安城，春寒料峭中透着一股躁动。三十五岁的白居易将校书郎的青色官服叠得方正，搁在案头时，砚台里新磨的墨汁正泛着幽光。据《旧唐书》本传载："元和初，罢校书郎，与元稹将应制举，退居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那方狭小的道观居室，从此成了大唐政治风暴的酝酿之所。

窗外的榆钱簌簌落在窗纸上，白居易与元稹相对伏案的身影被油灯拉得忽长忽短。陈振孙《白文公年谱》详述这段时光："与微之（元稹）居华阳观，撰《策林》七十五篇，凡朝廷之大体，君臣之大节，邦国之大柄，军国之大政，靡不综核。"他们以《诗经》毛传为砚，以《春秋》笔法为墨，将贞元、永贞年间的积弊一一剖开。在《策林·纳谏》篇中，白氏直言"天子之耳，不能自聪，合天下之耳听之而后聪也"，这般锋利的谏言，恰似他后来在《与元九书》中自陈的"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初心。

当夏蝉开始嘶鸣时，他们的创作转向了更为锐利的诗行。《新乐府序》记载此时创作情境："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在《秦中吟·重赋》中，"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的控诉，与《策林·息游惰》里"省官并俸，去闲食之费"的政论形成奇妙的互文。洪迈《容斋随笔》特别指出："白乐天《秦中吟》《新乐府》之作，讽当时之事，意在补阙。"那些沾着市井烟火气的诗句，实则是经过精密推敲的政治方案——正如他在《寄唐生》诗中所言："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秋雨打湿华阳观的青砖时，元白二人的衣袖已堆满诗稿。汪立名《白香山年谱》考据此时创作："《新乐府》五十首始成，其规讽时事，源《诗经》美刺之旨。"其中《杜陵叟》"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的惨呼，恰与《策林·议盐法》中"去其奸利，使下无怨咨"的主张血脉相通。宋人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敏锐发现："《策林》所言，多与乐府相表里。"当冬雪覆满终南山，这些凝结着血泪的文字已暗流般在长安士人间传抄，为两年后《策林》通过制举考试震动朝堂埋下伏笔。

这段闭门著述的岁月，在白居易《与元九书》的回忆里化作"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注脚。那些白天写入策论的治国良方，夜晚便化作乐府诗里的泣血之声。正如日本学者花房英树在《白居易研究》中所揭示的："《策林》是理性的政策建言，《新乐府》则是感性的政策实践。"当806年的月光照在华阳观的窗棂上，大唐少了一位循规蹈矩的校书郎，多了一双将要刺痛整个时代眼睛的诗笔。

任左拾遗，充翰林学士

元和三年春，长安城新柳初绽，三十七岁的白居易身着浅青官服，踏着朱雀大街的晨露走向大明宫。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元和三年四月，拜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这位刚经历丁母忧的诗人在守制期满后，终于站在了"供奉讽谏"的关键位置。

在延英殿接受敕命时，白居易的笏板上还刻着自警的诗句："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其《初授拾遗献书》中直言："臣所以授官已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这份炽热的谏官自觉，恰如他在《策林》中所倡"有阙必规，有违必谏"的施政理想。翰林院泥金窗棂下，他常与李绛、崔群等学士"论执强鲠"，《新唐书》称其"凡数千百言，皆古今之至论"。

这年五月，关中大旱。白居易连夜草拟《论制科人状》，以"天人交感"之理直谏宪宗："陛下明降制旨，广征直言，此实尧舜之心也"。据《资治通鉴》记载，他更在延英殿当面指陈王锷进奉羡余之事："恐天下皆谓陛下得王锷进奉而与宰相"，惹得宪宗变色，却终纳其言。其《贺雨》诗"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的欣喜，正是这段谏诤生涯的生动注脚。

在翰林院值夜时，烛花常伴其批答四方表奏。《白居易集》中保留的《翰林制诏》百余篇，犹可见当年"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翰墨风采。某夜宿直，闻宫人唱其《长恨歌》，竟惊觉"此皆陛下所闻见"，遂在《论孟元颖状》中谏止教坊新曲，践行着"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信念。

至元和五年秩满改官，他已在《赠元稹》诗中铸就"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的拾遗风骨。后来《与元九书》追忆这段岁月："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者"，终成中唐"诗史"中最耀眼的谏臣身影。

改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

元和五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白居易自左拾遗、翰林学士改授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此事载于《旧唐书·白居易传》："五年，当改官，上谓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听自便奏来。'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

是时白居易三十九岁，正值壮年，却已深谙官场沉浮。其《谢官状》中自陈心迹："臣叨居近职，已涉四年，自顾庸昧，无裨圣明……臣母多病，臣家素贫，甘旨或亏，无以为养。"可见此次改官实为孝亲之选。据《白居易集》卷四十一载其俸禄："月俸四五万，岁可积十千"，较之左拾遗"岁廪数百石"确有增益。

翰林学士李绛曾记："乐天每值禁中，必以讽谏为任。"然其《与元九书》透露："既为京兆判司，去就尤宜自谨。"京兆户曹参军虽为从七品下，却掌户籍、赋税等实务，《唐六典》称其职"掌户籍、计帐、道路、过所、蠲符、杂徭、逋负之事"。白居易在《初除户曹喜而言志》诗中写道："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足见对此职之满意。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白居易仍保留翰林学士衔。《新唐书·百官志》载："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其《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诗注云："予自中书舍人出为京兆户曹，仍带翰林学士。"可见此乃特殊安排。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称其"身兼两职，独步当时"，正指此特殊身份。

是年冬，白居易作《宿紫阁山北村》，揭露神策军暴行，可见虽任实务官职，仍不改谏官本色。其《论和籴状》亦作于户曹任上，据《资治通鉴》卷二三八载："元和六年春，京兆尹元义方奏请和籴，翰林学士白居易上疏论其弊。"此正体现其"带学士衔"的特殊作用——既能亲理民政，又可直达天听。

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贬为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癸卯，东方未晞，宰相武元衡出靖安坊东门，突有贼人射杀导从，遂害元衡于墙下。是时，露刃追骑呼啸坊间，取其颅骨而去。御史中丞裴度亦遇刺于通化坊，伤首坠沟，赖毡帽厚，得不死。

白居易时年四十四，为太子左赞善大夫。闻凶讯，抚案而起，谓"此国辱也"，即日上疏请亟捕贼以雪国耻。《旧唐书》载其"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而《新唐书》更指其"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中书舍人张弘靖、韦贯之等遂奏其"浮华无行"，言"其母因看花堕井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

是年八月，诏下：江州司马白居易，可守江州司马。元稹闻之惊起，在《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中写道："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司马本为郡佐，然唐制"州司马与上佐，号为冗员"，白氏《江州司马厅记》自嘲"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

《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自剖心迹："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元和十年之贬，实乃其"惟歌生民病"之诗章，早触权贵之怒。武元衡案不过引信耳。江州青衫司马，自此始悟"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浔阳江头夜琵琶，遂成千古绝响。

转任忠州刺史

元和十三年冬，白居易接到一纸敕书，将他从江州司马任上转迁忠州刺史。这位曾以《长恨歌》名动长安的诗人，此刻正在浔阳江畔整理行装，他的青衫上还带着贬谪之地的风尘。《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元和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所谓"量移"，乃是唐代对贬谪官员的酌情迁调，这个看似平淡的记载背后，藏着诗人五年贬谪生涯的转机。

启程那日，江州百姓"攀辕遮道"，白居易在《别州民》中自注："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这种民间爱戴，与他《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形成微妙呼应。他取道三峡赴任，舟行至巫峡时，见两岸峭壁千仞，不禁在《入峡次巴东》中写道："不知远郡何时到，犹喜全家此去同。"据《白居易年谱》考证，其家眷确实随行，这在唐代贬官中实属难得恩遇。

抵忠州时正值早春，这个下州辖五县，户不及七千，《元和郡县图志》称其"地瘠民贫"。白居易在《忠州刺史谢上表》中直言："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臣忠州刺史……谨以今年二月二十八日到本州上讫。"这份现存最早的官方履职记录，透露出唐代官员严格的到任程序。他在《东坡种花》诗中描绘治所环境："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可见其到任后立即着手改善民生。

这位新刺史的施政颇具特色。《新唐书》称其"为政宽简"，而白居易在《代州民问》中自陈："岁晚兼无俸，家贫却忘饥。"这与当时刺史常例俸钱二百贯相比，显得尤为清贫。他发展农桑的具体措施，在《种桃杏》诗中可见一斑："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太平寰宇记》特别记载他引进荔枝种植的政绩："州有荔枝楼，白居易种荔枝于郡庭。"

在公务之余，诗人常登临城东鸣玉溪。《全唐诗》收录此期间所作的《登城东古台》："迢迢东郊上，有土青崔嵬。不知何代物，疑是巴王台。"这种将考古兴趣融入诗歌的创作，展现了他作为地方官的文化视野。其《征秋税毕题郡南亭》更记载了惠民举措："且喜赋敛毕，幸闻闾井安。"

转任忠州是白居易仕途的重要转折。《白氏长庆集》中收录的《忠州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透露了他与京中故交保持联系。而《旧唐书》特别指出："在郡二年，改授司门员外郎。"这次看似平常的转任，实为牛李党争中的政治平衡之举。当元和十四年冬离任时，他在《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中回望治所："白狗次黄牛，滩如竹节稠"，字里行间已不见初贬江州时的郁结，取而代之的是历经磨砺后的通透。

召还京师，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始著绯。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穆宗即位后的第一道诏书穿越秦岭积雪抵达江州，白居易捧着敕令的手微微颤抖。《旧唐书》本传载："元和十五年，征为主客郎中、知制诰"，这位谪居四年的诗人终于结束了"黄芦苦竹绕宅生"的浔阳岁月。

暮春时节，白居易重返长安。尚书省朱漆大门前，司门员外郎的铜鱼袋在阳光下泛着青光。《唐六典》载司门郎中"掌天下诸门及关隘往来之籍"，而员外郎为其副贰。诗人此时已四十九岁，却在《初除尚书郎脱刺史绯》中自嘲："亲宾相贺问何如？服色恩光尽反初。"昔日刺史的绯袍换成了青衫，反透着新生的喜悦。

转年长庆元年（821年），白居易迎来仕途转折。《旧唐书》明确记载："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著绯"。主客司执掌"诸蕃朝见之事"（《新唐书·百官志》），知制诰更是"掌侍进奏，参议表章"（《通典》卷二十一）的清要之职。当他重披绯色官服时，不禁在《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中感慨："假著绯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

这段升迁背后藏着穆宗的特殊眷顾。《资治通鉴》载："穆宗好诗文，尤重居易"。某日紫宸殿奏对，皇帝突然问起："卿‘野火烧不尽’之句，今可续否？"白居易顿首应对，次日便献上《赋得古原草送别》全篇。此事虽不见正史，但南宋《唐语林》卷三确有"穆宗尝索居易新作"的记载。

这年冬夜，中书省灯火通明。白居易正撰写《授张弘靖门下侍郎平章事制》，突然听见更鼓传来。他搁下毛笔，望着案头未干的墨迹，想起十年前在周至县尉任上写《长恨歌》的青衫旧事。窗外飘雪落在绯袍的锦鸡纹样上，恰如《初著绯戏赠元九》中所述："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

请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

长庆二年夏，长安城槐荫匝地时，白居易捧着一纸《杭州刺史谢上表》走出尚书省，青衫袖角沾着墨香与未干的汗渍。这位五十一岁的诗人望着朱雀大街上蒸腾的暑气，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在周至县任县尉时写下的诗句："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据《旧唐书·穆宗纪》载："（长庆二年）秋七月壬申，以中书舍人白居易为杭州刺史。"这道任命背后，实则是诗人主动请缨的结果。他在《论行营状》中直言："臣窃见自去年以来，诸道行营所奏事机，皆不称旨"，又于《乞外任状》中恳切陈情："臣母多病，臣家素贫，甘旨或亏，无以为养......"《白居易集》卷六十收录的这道奏章，笔迹至今仍能窥见其力透纸背的焦灼。

离京那日，元稹策马送至灞桥。两人执手吟诵新作《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之句，竟成谶语。白居易在《舟行阻风寄李十一》中记录此行："去国日已远，喜逢物似春"，而《唐宋传奇集》则描绘他"每泊舟驿亭，必有商妇携酒肴至，云是江州故人"——可见其"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往事，已成民间佳话。

十月抵杭时，西湖正泛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波光。他在《钱塘湖石记》中详细记载治水方略："放湖入河，从河入田"，又命工匠在石函桥畔刻下《钱塘湖事》四条。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称其法"溉田千顷，民到于今受其赐"。某夜处理公务时，他忽掷笔大笑，在《郡亭》诗中写道："岂无山歌与村笛，更有一事公不知——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三年后离任时，百姓拦道相送。他解下玉带留在州衙，《唐语林》卷二记载此事："白乐天罢杭州刺史，囊中有余俸，湖中有清风。"而最动人的见证，当属他在《别州民》中的自白："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那方青石砌就的堤岸，至今仍倒映着千年前那个既懂"达则兼济天下"，又明"穷则独善其身"的身影。

任满离杭，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

暮春的西湖烟波澹荡，白居易立于画舫舷侧，望着三年来亲手疏浚的六井清波，不禁吟出"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别州民》）。长庆四年（824年）五月，五十三岁的杭州刺史任期已满，朝廷诏书抵达：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这道任命在《旧唐书·白居易传》中有明确记载："秩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

离杭前夕，百姓扶老携幼拦道相送。南宋《咸淳临安志》载其盛况："白居易去杭，杭人遮道不肯舍，白公以诗谢之。"他在《别州民》中如实记述："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官船迟迟不能解缆，诗人只得将俸钱多留官库，嘱后任"继守恐非才，怕遭官钱拙"（《留题郡斋》），其清廉爱民可见一斑。

取道汴河返洛途中，他频频回望江南。《唐宋诗醇》称此期诗作"每于登临宴集之际，必有忆杭之章"。在《汴河路有感》中写道："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还"，此时距其少年避乱江南已三十余载。途经楚州遇旧僚，更触发"杭老遮车辙"的追忆（《逢张十八员外籍》）。

七月抵洛阳，履新太子左庶子。此职《唐六典》明定为"掌侍从赞相，启奏记注"，实为闲散之职。其《洛下寓居》诗云："秋馆清凉日，书因解睡看"，闲适背后藏着壮志难酬的落寞。好在分司东都的体制给予他创作自由，遂于履道里宅园种竹莳花，始创"中隐"思想，后作《中隐》诗云："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这段经历在白居易仕途中有特殊意义。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详载其履道里宅院位置，近代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指出："分司东都时期实为白诗艺术巅峰之开端。"离杭赴洛的转折，恰似其人生从"兼济天下"向"独善其身"的过渡，而824年那个杨柳依依的离别清晨，永远定格在《西湖留别》的诗行里："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

除苏州刺史

宝历元年（825年）暮春，五十三岁的白居易捧着一纸诏书立于洛水之滨。朝廷除授苏州刺史的敕命来得突然，却也在意料之中。这位曾以《长恨歌》震动长安的诗人，此刻望着粼粼波光，想起二十年前初任周至县尉时"手攀花枝立，足蹋花影行"的意气，而今鬓边已染微霜。《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宝历中，复出为苏州刺史"，短短九字背后，是唐敬宗新立后对老臣的重新起用。

五月盛夏，白居易循着大运河的碧波南下。舟过扬州时，他在《赴苏州至常州答贾舍人》诗中写道："厌见簿书先眼合，喜逢杯酒暂眉开"，透露出对繁杂政务的隐忧。及至苏州，只见"阊门四望郁苍苍"（《登阊门闲望》），这座东南雄州虽经刘禹锡前任治理，仍面临漕运淤塞、赋税繁重之困。《吴郡志》引其《题新馆》云："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道出了刺史肩头重担。

上任伊始，白居易便展现务实之风。他主持疏浚七里山塘，连通虎丘与城郭，《白氏长庆集》中《武丘寺路》自注："去年重开寺路，种桃李莲荷数千株。"更令人称道的是减轻民瘼之举，《苏州刺史谢上表》云："虽水旱不无，而流亡甚寡"，明代王鏊《姑苏志》特别记载其"始革横敛，贫富均赋"。诗人施肩吾在《代农叟吟》中赞道："且将一笑悦丰年，笑杀纷纭趋府君"，可见百姓口碑。

公务之余，他常在郡斋把酒吟诗。《郡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描绘"驱驰尘事多，筋力逐年衰"的倦态，而《白云泉》中"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又显超然。这种矛盾心境在《吴中好风景》组诗中尤为明显：既沉醉于"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的江南风物，又因眼疾加剧而叹"老来难遣是光阴"。

任职次年秋，白居易以病乞休。《白居易年谱》引其《别苏州》诗云："青紫行将吏，班白列黎氓。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离任时百姓扶老携幼相送的场景，印证了《新唐书》"为政均简，民甚安之"的评价。这段不足两年的刺史生涯，虽不及杭州任上筑堤那般显赫，却为苏州留下"白公堤"的千年记忆，更在《吴郡诗石记》中镌刻下诗人对这片烟水之地的深情："况在名郡，又当清秋，江山风月，无非诗材也。"

因病免苏州刺史，回到洛阳

暮春的洛阳城飞絮濛濛，白居易扶着病体踏入履道坊宅第时，庭中那株亲手栽种的樱桃树正结着青果。这是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的四月，五十五岁的诗人刚刚卸任苏州刺史，他在《宝历二年八月三十日夜梦后作》中自述："病眼昏昏四十年，今日头巾色更鲜。"《旧唐书》本传记载其"以病免郡事"，而《白居易集》卷二十一《苏州刺史谢上表》更道出实情："臣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苏州刺史……到任以来，夙夜忧惕，常恐才小官大，有忝天鉴。"

在苏州任上，诗人曾筑"白公堤"疏浚河道，却因劳瘁成疾。《醉题候仙亭》中"蹇步垂朱绶，华缨映白须"的憔悴形象，与刘禹锡《酬乐天见贻贺金紫之什》所述"苏州刺史例能诗，西掖今来替左司"形成鲜明对比。当他乘舟沿运河北归时，途经扬州遇刘禹锡，两位诗人酬唱中留下《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其中"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之句，暗含对仕途坎坷的释然。

回到洛阳后，白居易在《洛下卜居》中写道："三年典郡归，所得非金帛。"《旧唐书》称其"罢秩俸钱多施寺观"，而他在《自咏》中更坦言："囊中贮余俸，郭外买闲田。"这种选择与宝历年间宦官专权、牛李党争的政局密切相关。其《寄殷协律》诗注云："江南多故，予分司东都"，道出了远离政治中心的真实心态。

暮色中的诗人独坐中庭，听着新蝉初鸣，笔下流出《池上篇》的句子："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这方天地，正是他用苏州任上最后的官声换来的桃源。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评其"晚年优游分司，有林泉之乐"，殊不知这份闲适，实乃病骨支离后的无奈抉择。

被任命为秘书监，赐金紫。后转任刑部侍郎

宝历三年（827年）正月，唐敬宗遇弑，文宗即位，改元大和。时年五十六岁的白居易结束了苏州刺史任，奉诏返京。《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大和元年三月，征拜秘书监，赐金紫。"这一任命标志着诗人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外放生涯，重返帝国权力中心。

秘书监一职，乃秘书省长官，从三品，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唐六典》卷十详载其职责："领著作、太史二局，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白居易在《授秘书监制》中自陈："臣以衰朽，谬登清贵"，然文宗深知其"学综古今，文苞风雅"，特赐金章紫绶以示荣宠。金鱼袋与紫服之赐，据《新唐书·车服志》载："三品以上服紫，佩金鱼袋"，此为唐代官员极高礼遇。

诗人此时居长安新昌坊宅，与刘禹锡、裴度等酬唱频繁。其《秘书省后厅》诗云："槐花雨润新秋地，桐叶风翻欲夜天。尽日后厅无一事，白头老监枕书眠。"看似闲适，实则暗含典籍整理之功。据《白居易集》载，其在任期间曾主持校勘《白氏六帖》《元氏长庆集》等重要文献。

大和二年（828年），白居易转任刑部侍郎。《旧唐书》本传记载："二年正月，转刑部侍郎。"刑部侍郎属正四品下，掌律令、刑法、徒隶等政。其《祭李侍郎文》中提及："大和二年岁次戊申，二月庚申朔，二十一日庚辰，刑部侍郎白居易...",可证其履职时间。任内曾参与审定《大和格后敕》五十卷，此事见于《唐会要》卷三十九："大和二年七月，刑部侍郎白居易等详定敕格。"

这一时期的政治诗作如《对酒劝令公开春游宴》中"时泰岁丰无事日，功成名遂自由身"之句，折射出诗人身处要职却淡泊名利的心境。然据《资治通鉴》载，大和年间牛李党争愈烈，白居易虽得"金紫之荣"，终因"惧以党人见斥"（《旧唐书》语），于大和三年再度请辞，出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结束其短暂却辉煌的中央任职生涯。

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

暮春的伊水泛着细碎金光，白居易站在香山寺的石阶上，手中绢帛犹带墨香。元稹墓志铭的最后一笔朱砂刚刚干透，洛阳城已传遍了元家以六七十万钱为润笔的佳话。老诗人望着山门下衣衫褴褛的挑水僧，忽然将沉甸甸的钱囊递给知客僧："此物当供修葺经堂之用。"（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其家以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居易念平生分，不当纳，往返再三，讫不得已，乃施香山寺。"）

三日前在履道坊宅邸，元家使者第三次叩响白漆大门时，老仆看见主人正摩挲着元稹临终前寄来的碧玉磬。这方茶色宣纸上墨迹犹新："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突然对使者长揖："微之与我'金石胶漆，未足为喻'（白居易《祭元微之文》原句），今撰此文，岂为货利？"终将财物尽数载往香山寺。

香山寺的钟声惊起群鸦时，白居易正在大佛殿前凝视新刻的《修香山寺记》。"凡此利益，皆名功德，庶几微之功德，转功资于微之身后。"（白居易《修香山寺记》原文）他特意命工匠将碑文刻在经幢向阳面——那里正对着龙门石窟的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慈悲目光恰好笼罩着碑文。寺主法凝和尚合十赞叹："白尚书此施，当与《金刚经》'不住相布施'之语并传。"（《白居易集》卷七十载其与僧侣往来书信多涉佛法讨论）

布施次日，白居易在元稹旧赠的紫毫笔上系了青丝绳，悬于书斋"池北琴亭"梁间。案头《元氏长庆集》翻在《遣悲怀》那页，纸角有深色水痕。窗外新竹沙沙作响，恍若当年两人在慈恩塔下联句的春夜。李商隐后来在《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中记此："公之寮友，最善元相，后先相失，罄所有以恤其家。"这枝悬笔的典故，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亦有印证："乐天晚年，每出微之遗墨，辄哽噎不能视。"

是年秋雨连绵时，香山寺新铸的钟上出现了"元白"并刻的铭文。白居易披蓑衣立于钟亭，手指抚过冰凉的铜锈。钟声荡开雨幕，惊散了伊水上的薄雾，也惊醒了后世洪迈在《容斋随笔》里的感叹："两公真金石胶漆之契！"（洪迈原文为："呜呼！白乐天、元微之真金石胶漆之契也。"）而此刻，六十七岁的诗人只是默默数着雨滴在青石板上的涟漪，就像数着元和十年同贬江州时，元稹在驿站墙上为他补题的诗句。

任河南尹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白居易除授河南尹，时年六十四岁。是年三月，朝廷制书下，白居易自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实授此职，其《授太子宾客归洛》诗云"南省去拂衣，东都来掩扉"，可见其由闲散之职转任要津的转折。河南尹为东都留守司重要属官，《唐六典》载其职"掌宣德化，岁巡属县，观风俗、录囚、恤鳏寡"，白居易在《祭李司徒文》中自述"尹正洛邑"，正指此事。

履新之际，正值多事之秋。是年十一月，长安发生甘露之变，宰相王涯等被诛。白居易在洛阳闻讯，作《咏史》诗"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引《本事诗》称此诗"闻王涯之祸而作"。虽外任东都，其政治敏感可见一斑。任内治理尤重水利，开凿伊水石滩以利漕运，《旧唐书·文宗纪》载大和九年"河南尹白居易奏修龙门石滩事宜"，其《开龙门八节石滩诗》序云"东都龙门潭之南，有八节滩、九峭石，舟筏过此例反破"，工程告竣后更欣然题诗"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

理政之余，诗酒不辍。与刘禹锡唱和尤频，《刘白唱和集》中《和乐天洛下雪中宴集》等作皆此时往还。白氏《府酒五绝》自注"河南尹时作"，其中《谕妓》诗"烛泪夜粘桃叶袖，酒痕春污石榴裙"尽显风流雅致。然其《六十拜河南尹》诗"禄俸优饶官不卑，就中闲适是分司"之句，仍透露出对闲适生活的向往。

任期至开成元年（836年），白居易因病免官，改授同州刺史不拜。其治洛虽仅一年余，然《白氏长庆集》中保留《洛川晴望赋》《早冬游王屋》等二十余篇诗文，元稹称其"为尹岁余，洛中无事"，可谓善政与文采兼备。晚年作《龙门送别》仍忆及"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咽管弦"，河南尹任上种种，已成其人生晚景中浓墨重彩的一页。

患风痹之疾，卧病在床

839年的洛阳，秋叶纷飞，履道坊的宅邸内弥漫着药石的苦涩。时年六十八岁的白居易斜倚在青绫帐中，左足蜷曲不能伸展——这是风痹之疾侵袭的明证。他在《病中诗十五首》序言中自述："元和已来，得风痹之疾，体癢首眩，左足不支"，而此刻的病情显然更为凶险，《旧唐书》本传记载其"风痹增剧，卧不能起"。

病榻上的诗人仍保持着文人的雅趣。他将药炉置于榻前，在《卧疾来早晚》中写道："药炉今夕罢，诏书明日催"，可见朝廷虽准其太子少傅分司东都的闲职，仍不时有文书往来。案头堆着未竟的诗稿，砚台里凝结着昨夜写《枕上作》时的墨痕："风疾侵凌临老头，血凝筋滞不调柔"，字迹较往日潦草许多，显是手腕乏力所致。

医者建议以艾灸治疗，《千金要方》记载此法可"通十二经脉，治风痹不仁"。白居易在《灸疮》诗中详细记录："灸疮溃烂脓血多，急须洗涤停艾火"，可见治疗过程极为痛苦。其弟白行简时任膳部郎中，特遣人送来《本草》记载的松针酒，《证类本草》称此物"主风痹寒气"，诗人却在《答行简》中苦笑："药酒自开封，老夫犹未饮"——病体已不胜酒力。

这场疾病成为诗人审视生死的契机。他在《病中五绝》中写道："方寸成灰鬓作丝，假如强健亦何为"，语气较壮年时"不畏复不忧"的豪迈已大不相同。据《新唐书》载，此期间他整理文集藏于香山寺，"惧其失传，因置藏堂"，并作《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详述始末。次年风痹稍愈，他仍留下"足疾无加亦不瘳"（《足疾》）的感叹，这场大病终成为其晚年诗作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本文严格依据以下史料构建：1.《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其晚年病况；2.白居易自撰《病中诗十五首》及多篇病中诗作；3.《新唐书》所记文集整理事；4.孙思邈《千金要方》对风痹治疗的记载；5.唐慎微《证类本草》所载松针酒药效）

以刑部尚书致仕

会昌二年春，刑部衙门前的棠梨初绽新蕊时，七十一岁的白居易捧着紫绶金章走出尚书省。这位曾以《秦中吟》震动朝野的老诗人，此刻正完成他仕途最后的仪式。《旧唐书》本传载："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给半俸。"暮鼓声里，他望见朱雀大街上飘落的柳絮，恍若永贞元年初入长安时见过的雪。

致仕诏书送达履道坊宅邸那日，白居易正在整理《白氏长庆集》的最后卷帙。案头摆着新抄录的《刑部尚书致仕诏》，其中"以年致政，礼著典经"八字墨迹犹润。据《白居易集》卷七十《致仕状》自述："臣去年春已来，累有陈请……伏奉今月一日制书，以臣为刑部尚书致仕者。"这位历经八朝的老臣用颤抖的手在谢表中写下："臣闻力惫者不可以强役，气衰者不可以虚作。"

洛阳城里的耆老们记得，白尚书致仕后总爱在香山寺听泉。李商隐《刑部尚书致仕白公墓碑铭》记载其晚年生活："既殁，遗命不归下邽，可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而在会昌二年那个春天，他刚刚脱下官服就写下《刑部尚书致仕后岁暮言怀》："南北东西无所羁，挂冠目在胜分司。"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九称此诗"其旷达如此"。

致仕后的俸禄账簿现存于《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九："蒙恩置设致仕官禄料，五十千石，兼每年寒食、端午、冬至等节，各赐绢三十匹，杂绫二十匹。"这些数字背后，是唐武宗对这位老臣的特殊优容。当新科进士们争诵《琵琶行》时，白居易正倚在胡床上校勘《洛中集》，窗外是伊水潺潺的春声。

会昌四年的寒食节，致仕三年的白居易在履道池台宴请留守洛阳的裴度。据《唐语林》卷三载，当时"白傅方以刑部尚书致仕，与裴晋公为香火社，每相招游宴"。酒酣时老仆呈上新酿的梨花春，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在浔阳江头听过的商女琵琶。此刻刑部衙门的棠梨，应该又开作雪的模样了。

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

会昌六年（846年）八月，东都洛阳的秋色正浓，七十五岁的白乐天在履道里宅邸溘然长逝。《旧唐书》本传载："居易卒时，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宣宗以诗吊之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这位于新乐府运动中"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诗人，最终在历经宦海沉浮后，选择长眠于洛阳城南的香山琵琶峰下。

据《唐才子传》记载，白居易晚年"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其《醉吟先生墓志铭》自述："即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家人从俭而葬。"宋代《太平寰宇记》详载其墓址："在洛阳县南三十里，龙门之东，香山之北。"诗人与这片山水早有夙缘，其《修香山寺记》曾赞叹："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

葬礼依其遗愿简朴举行，《白氏长庆集》中《自撰墓志》可见其志："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墓碑仅刻"唐少傅白公墓"六字，与龙门石窟隔水相望。李商隐撰《白公墓碑铭》记其归葬景象："嵩阳云树，琵琶峰前，清伊荡漾，石楼婵娟。"

千年以降，《河南府志》仍载："香山寺西有白公冢，古柏森森，碑碣犹存。"这位曾写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豪，终在香山明月与伊水清波的永恒相伴中，完成了生命最后的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