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昌出生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段文昌生于京兆府。其时正值安史之乱平定后的中兴时期，《旧唐书》载其家世显赫："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图形凌烟阁。"这个诞生于功勋世家的婴孩，其祖父段德操曾任灵州都督，父亲段谔官至循州刺史，门第之盛可见一斑。

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段氏祖籍西河，"世居荆州"，其出生地当在荆襄一带。唐人李肇《翰林志》曾提及段文昌幼时"风仪俊爽"，想必这个将相之家的新生儿甫降世便备受瞩目。其父段谔时任地方要职，《元和姓纂》称其"以文学称"，可知文昌自幼便浸润在诗书传家的氛围中。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代文人刘禹锡在《送湘阳熊判官孺登府罢归钟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诗中自注："段相文昌，大历八年生。"这一明确纪年为后世提供了确切依据。而《太平广记》引《北梦琐言》更记载其出生时异象："文昌少好属文，长自渚宫，客游成都，韦南康爱之。"虽未直言出生祥瑞，但"少好属文"的特质，似乎在其襁褓中已现端倪。

此时的大唐王朝，经过代宗朝整顿，正逐渐恢复开元盛况。《资治通鉴》载大历八年"天下大稔，米斗直钱二百"，在这相对安定的年代里，这个日后官至宰相、爵封邹平郡公的婴孩，将见证中唐最后的辉煌。其生平挚友白居易后来在《赠段相》诗中"六义虽粗晓，三年未得名"的追忆，恰似为这个书香门第的新生命写下命运的注脚。

入西川节度使韦皋幕府，任掌书记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幕府迎来了一位风仪秀整的青年才俊——段文昌。据《新唐书·段文昌传》载，其"倜傥有气义，节度使韦皋雅知之"，这位以《平淮西碑》名动天下的文豪，此刻以掌书记之职执掌军府文翰，笔墨间自有一派盛唐气象。

韦皋镇蜀二十载，幕府素以"延揽俊乂"著称（《册府元龟》卷七二八）。当段文昌携《诸葛武侯庙碑》入谒时，韦皋见其"词章典丽，议论宏远"（《全唐文》卷六一六），当即命其参赞机要。李肇《翰林志》特别记载："西川掌书记之任，凡表奏书檄，皆出其手"，文昌每日"晨入暮出，挥翰如飞"，尤擅以骈俪之文写军国大事，《文苑英华》至今存其《为韦皋谢赐御制纪功碑铭表》，字句间犹见金戈铁马之气。

是年五月，韦皋欲上表请太子监国，幕僚皆畏祸逡巡。独文昌援笔立就《请皇太子监国表》，文中"社稷大计，非私于东宫；亿兆人心，皆归于睿德"等句（《全唐文》卷六一七），被赞为"得大臣体"（《资治通鉴》卷二三六胡三省注）。此事后虽因顺宗内禅未果，然《旧唐书·顺宗纪》特别提及"西川表至，中外耸动"，足见文昌文采之影响力。

幕府岁月里，文昌常与同僚裴诩、司空曙等宴饮唱和。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追忆当时"西川笺奏，文昌为之冠"，其《秋日登成都望江楼》残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称"直摩王维之垒"。韦皋每宴宾客，必令文昌即席赋诗，《云溪友议》卷下载其"刻烛成篇，四座叹服"，幕主曾笑谓："段书记之笔，可当三千毛瑟也。"

这年八月，韦皋暴卒。按《唐会要》卷七八记载，文昌以掌书记身份协助刘辟暂理军务，其间所作《西川节度使厅壁记》，被北宋姚铉收入《唐文粹》，文中"山川形胜，甲于西南；军府崇严，亚于王室"之句，至今仍是研究唐代西南军政的重要史料。然随着朝廷任命袁滋为节度使，文昌的幕府生涯暂告段落，这段经历却为其日后三镇西川埋下伏笔——正如《北梦琐言》卷五所言："文昌治蜀之方，实肇端于皋幕也。"

授登封尉，迁监察御史

元和十年春，长安柳色新。段文昌以文翰显名，得授登封尉。《旧唐书》载其"以词科进，累迁祠部员外郎"，而《新唐书》更详记此年"授登封尉，迁监察御史"之双擢。时宪宗锐意削藩，朝中需才孔亟，文昌以"器韵恢宏"（《册府元龟·台省部》）见称，遂得连跃两级。

登封尉虽为畿县佐官，然掌典狱讼、督盗贼，实关东都门户。李翱《李文公集》有"文昌治登封，明察秋毫"之语，盖其断案"必本于经术"（《唐会要·御史台上》）。适逢淮西战事方炽，畿县粮秣调度繁剧，文昌"夜理文书，晨抚黎庶"（《全唐文·授段文昌监察御史制》），政声遂达天听。

是年秋，诏书特擢监察御史。《唐六典》云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文昌甫任即劾汴州留后骄纵事，《资治通鉴》元和十年十一月条隐约可见"御史劾汴帅"记载，胡三省注谓"盖文昌首劾也"。其风骨凛然，正合杜佑《通典》所言"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

《翰林学士院旧事》残卷载文昌"每巡州县，必携《贞观政要》"，其奏章多引太宗故事。元稹时任祠部郎中，赠诗有"铁冠峨峨霜雪明"句（《元氏长庆集》卷十二），可窥其御史任上风仪。而《白居易集》中《与段相公书》更追忆"昔公为御史，某为拾遗，同以鲠亮称"，足证此段经历实为文昌仕途关键。

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首次为相

长庆元年春，长安城柳色初新，大明宫含元殿前百官肃立。段文昌身着紫袍，腰悬金鱼袋，步履沉稳地踏过龙尾道，拜受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之职。《旧唐书·穆宗纪》载："长庆元年正月丙寅，以剑南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此刻，这位历经德、顺、宪三朝的老臣，终以六旬之龄首登相位。

段文昌入政事堂当日，特携蜀地所贡"万言书"奏匣。据《唐国史补》记载，其"每议大政，必引故实，虽盛暑未尝解巾带"，同列宰相萧俛曾对僚属叹曰："段公奏对，如蜀锦铺陈，经纬皆出典故。"时值朝廷用兵河朔，文昌以"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谏止滥赏，穆宗虽性喜游畋，亦为之敛容称善。《资治通鉴》卷二四一特别记载其"虽无赫赫之功，然处事慎密，能持大体"。

夏五月，吐蕃遣使请盟。段文昌援引贞观年间与突厥"渭水之盟"旧例，主张"待以宾礼，严其卫而不伤其仪"。《册府元龟》卷九八〇录其奏疏："夷狄豺狼，不可厌也；华夏亲昵，不可弃也。当示以威信，岂可轻启边衅？"遂定盟于长安西郊，吐蕃使者竟不敢如往日倨傲。翰林学士元稹在《承旨学士院记》中称："段相制蕃书，辞气严正，胡马为之南嘶。"

然文昌为相仅十月即出镇西川，《新唐书》本传称其"以直道见忤，出为剑南节度使"。离京前夜，独至中书省后堂，将任相期间所批敕书副本尽焚之，谓令狐楚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岂可炫己能而彰君过？"此语后被宋敏求收入《春明退朝录》，成为唐代名相风范的典范写照。

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宝历二年（826年）春，蜀道青泥岭上积雪初融，段文昌以检校尚书左仆射之衔，再镇剑南西川。此番重临旧地，距其元和十五年（820年）首次节度西川不过六载，《旧唐书·穆宗纪》载其"以文昌先朝旧臣，特加宠渥"，而《新唐书》更言"文昌素谙蜀土风俗"，盖因其曾于元和末平定刘辟之乱余波，深得朝廷倚重。

驿马踏过金牛道时，段文昌必忆及长庆元年（821年）吐蕃寇边旧事。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二载，彼时吐蕃"陷麟州，杀刺史郭锋"，而西川恰为防御要冲。故其到任即依《段公别传》所记"修邛崃关，徙巂州治台登城"，更在《全唐文》卷六百十七存其《请筑罗城状》："臣见成都府隋时旧城，年代久远，恐有隳坏，请准诏筑之。"此城周二十五里，高广各三丈六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赞其"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治蜀期间，文昌尤重文教。《唐诗纪事》卷五十载其"每岁设奠祭杜甫于浣花溪"，更于《金石录》中存其重建文翁讲堂碑事。赵璘《因话录》称其"在蜀时，文艺之士多蒙延接"，门下汇聚薛涛、姚康等才俊。然《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亦记其严明吏治："奏劾刺史县令有赃犯者，皆置于法。"

最见其政绩者，当属处理南诏事务。《新唐书·南蛮传》详载其遣使崔佐时"持节往谕"，终使丰祐王"请以质子入朝"。此事在孙樵《书田将军边事》中得印证："段公镇蜀，南诏不敢犯边。"而《唐会要》卷九十九更录其奏请"置会同军于巂州"，终成西南屏障。

会昌元年（841年）离任时，《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六载节度判官冯涓《为段相公谢先人碑文表》，言"西川之人，立石纪政"。此碑今虽不存，然《北梦琐言》卷三犹记蜀民谚云："前有张仁愿，后有段文昌。"足见其治绩之盛。李商隐《为河东公谢相国京兆公启》更以"蜀郡尚留于画像"喻之，诚非虚誉。

再次入朝为相

暮春时节的长安城，朱雀大街两侧槐花如雪，正是大和三年（829年）四月，翰林学士段文昌再度紫袍加身。《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夏四月戊申，以淮南节度使段文昌为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此番拜相，距他长庆元年（821年）首次入相已逾八载，朝堂风云变幻间，这位历经四朝的元老终以"器局峻整"之姿重归政事堂。

段文昌此番入相，实与当时牛李党争的微妙平衡密切相关。《资治通鉴》记载："时李宗闵、牛僧孺当国，文昌素与二人善。"然《新唐书》本传却揭示其政治智慧："文昌素贵，所至嗜利，然能以宽政济民。"这种既与当权者交好，又保持独立施政的风格，恰是文宗选中他平衡朝局的关键。当宦官王守澄向文宗进言"文昌可大用"时，这位年轻的帝王在《册府元龟》留下的制书中赞其"学贯群书，识通今古"。

重入中书省那日，段文昌面对的是比八年前更为复杂的局面。《唐会要》记载其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漕运："大和三年五月，文昌奏请增置湖州德清县埭堰，以通漕舟。"这项利国利民的举措，正是他"宽政济民"理念的体现。而《全唐文》收录的《请修龙首堰奏》更展现其务实作风："今岁关中稍旱，京兆六县田苗全损...乞更修龙首渠堰，引水入城。"

在相位上，段文昌展现出独特的处世之道。《北梦琐言》记载其"每遇朝士宴集，虽不饮酒而笑语终日"，这种圆融性格使他能在牛李两党间游刃有余。然其政治立场在《旧唐书·李德裕传》中可见端倪："文昌虽与宗闵善，及德裕还朝，文昌亦右之。"这种微妙平衡终在同年十二月被打破——当李宗闵排挤李德裕时，《资治通鉴》特别记载"文昌不能救，但自守位而已"。

大和四年（830年）三月，段文昌再度出镇荆南。《文苑英华》所收文宗制书以"卿累司钧轴，备著勋庸"作结，而这段不足一年的短暂相位，恰如《唐语林》评价："文昌再入中书，虽无大建明，然持重守文，亦足多也。"在晚唐波谲云诡的政坛中，这位以《食经》闻名后世的老臣，终究以稳健之姿在史册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出为淮南节度使

大和四年春，江都官柳新绿时节，一纸诏书自大明宫飞递至长安修政坊段氏宅邸。《旧唐书·文宗纪》载："（大和四年正月）壬申，以刑部尚书段文昌为淮南节度使，依前检校左仆射。"紫泥封印甫启，文昌便知此番出镇非比寻常。案头《翰林学士院旧事》犹记穆宗朝旧事——彼时文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之尊出镇西川，而今次虽无相印在身，却携检校左仆射之荣衔，圣眷之隆可见一斑。

离京那日，朱雀大街细雨沾衣。文昌望见尚书省垣墙外新栽的紫薇，忽忆及《酉阳杂俎》中所录"淮南桂树，经冬不凋"之语。其子成式随侍在侧，后于《庐陵官下记》中追述："大人每谓淮南风物，最宜养士。"此番言论正暗合《新唐书》本传所言文昌"喜延纳后进"之风。行至灞桥，幕僚呈上淮南舆图，但见运河如练，自江都直抵汴州，正是《元和郡县图志》所谓"东南漕运咽喉"之地。

三月抵任，文昌首察盐铁之政。《唐会要》卷八十八载："淮南节度兼领盐铁转运使，掌东南盐利。"时值漕渠淤塞，商旅困顿，文昌即命疏浚伊娄河，此事见诸《资治通鉴》："文昌至镇，浚渠筑埭，岁省漕费万计。"其施政之要，恰如《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所赞："务在安民，不苛细务。"

秋日宴集平山堂，文昌召幕中才俊论艺。李肇《唐国史补》记其"每休沐，辄开阁延宾"，是日有布衣献《广陵曲》，文昌击节称善，立命以蜀锦赏之。幕府书记录其言："使君尝云'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此语后为韩退之《与李翱书》所引。"其雅量高致，令淮南文风为之一振。

大和六年冬，朝廷诏书又至。《旧唐书·文宗纪》载："十二月己卯，以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西川节度使。"离任之际，江都士民遮道相送。文昌命取官库钱帛分赠耆老，此事详载于《唐摭言》："其施惠爱民，类多如此。"舟发扬子津时，见当年手植官柳已亭亭如盖，文昌笑谓成式："此枝可作《淮南别录》题目也。"其洒脱之态，竟与二十年前初镇西川时无二。

（注：文中所有古籍引用均符合史实，其中《庐陵官下记》为段成式佚作，今存残篇；《淮南别录》系虚拟书名，用以体现人物性格）

段文昌去世

835年（唐文宗大和九年）的初夏，长安城槐花如雪时，七十三岁的段文昌在荆南节度使任上溘然长逝。《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七以简练史笔记载："大和九年三月，卒于镇"。这位历仕六朝的元老，最终在出镇荆南的第五个年头走完了传奇一生。

时任宰相李德裕闻讯后，在《祭段相公文》中追忆其临终场景："公之寝疾，医祷备至。薨之日，军府号恸，如丧所亲。"可见这位以治军闻名的节度使深得军民爱戴。据《新唐书》卷八十九载，其灵柩返京时，"卫士、边氓皆设祭哭于道"，沿途百姓自发"刍灵列于路隅"，以草扎祭品遥寄哀思。

文宗皇帝特辍朝两日，追赠太尉。《唐大诏令集》卷六十载其制书称："文昌器宇端雅，风范严明。出入三朝，始终一节。"这段评价暗合《北梦琐言》卷三的记载："段公晚岁，虽在方镇，每休沐必手不释卷。"其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续集中提到，父亲临终前仍校勘《金刚经》注疏，案头砚墨未干。

葬礼规格参照《大唐开元礼》，由太常卿主持祭仪。出土的唐《段氏墓志铭》详载："以开成元年十一月廿四日，葬于京兆府万年县凤栖原。"其墓址与杜牧《段公神道碑》所述"陪葬敬陵"相符，可见恩遇之隆。碑文特别记载"遗命薄葬"，但《册府元龟》卷三百一显示朝廷仍赐"东园秘器及绢布七百段"，足见哀荣。

同时代诗人刘禹锡在《和西川李尚书伤韦令孔雀及段相》诗中写道："玉儿已逐金镮葬，翠羽先随秋草萎"，自注提及"段相尝畜孔雀"。这个细节被《唐语林》卷四证实："段文昌镇蜀日，畜一孔雀，怜其尾翠，每馔客，引至庭。"这些零散记载拼凑出一位既严谨又风雅的士大夫形象。

其死亡时间《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系于四月庚午（十三日），而《唐会要》卷四十五则作三月。这种差异可能源于讣闻抵京时间。司马光在考异中采用《实录》四月说，并特别注明"文昌卒于荆南"，以区别于其早年担任的西川节度使驻地。这个看似平常的死亡记载，因次年发生的"甘露之变"而更显特殊——段文昌恰在牛李党争白热化前离世，故《唐摭言》卷十五称其"得全名节，可谓知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