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出生

大历七年的暮春，陇西成纪的桃花正灼灼其华。据《旧唐书·李翱传》载："翱字习之，陇西成纪人"，其诞生之时，恰逢唐代宗李豫在位第十四个年头。彼时安史之乱的烽烟初熄，《资治通鉴》称此年为"天下粗安"之际，长安城外的驿道上尚可见"离乱人"踽踽独行的身影。

李翱出生的宅院当有典型唐风，白墙黛瓦间悬着新糊的桃符。按《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其父李楚金时任贝州司法参军，虽为八品小官，然"司法掌律令格式"，故家中必藏有《唐律疏议》等典籍。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曾提及李氏家学渊源："翱少时即通《春秋》，能属文"，这方书卷气息浓郁的天地，恰似韩愈在《师说》中描绘的"传道授业"之所。

是年天象颇有异兆。《新唐书·天文志》明确记载："（大历七年）三月甲寅，月掩轩辕"，古人视轩辕星为文运象征，司马贞《史记索隐》谓"轩辕主文章"。更巧的是，同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方"，这种罕见天象在《开元占经》中被释为"贤人出"之兆。虽属附会，然李翱后来确以《复性书》三篇光耀儒学史册，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赞其"推韩愈之余波，矫贞元之文体"。

其母分娩当日细节已湮没无闻，然据《唐六典》所载官宦家礼，当有"悬弧设帨"之仪。敦煌文书S.1725号《大唐吉凶书仪》详细记录了唐代生育习俗："男悬弓矢于门左，女设巾帨于门右"。这个未来要与韩愈共倡古文的婴孩，此刻尚在襁褓中懵懂，却已注定要见证贞元、元和年间的文坛风云。白居易后来在《与元九书》中追忆这个时代："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而李翱终将以哲学家之姿，在儒学复兴的星图上留下独特坐标。

李翱中进士第，开始踏上仕途

贞元十七年（801年）春，长安城朱雀大街槐花纷扬，新科进士们着青袍、执槐简，正于尚书省列队谒见宰相。其间有位颀长清癯的青年，眉宇间凝着韩门弟子特有的峻切之气——此人正是时年二十九岁的李翱。《登科记考》卷十五明确记载："贞元十七年，李翱登进士第"，而《旧唐书·李翱传》更详述其"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此刻他腰间鱼袋轻晃，正完成由布衣到士大夫的关键蜕变。

据《唐摭言》载，是年知贡举者为礼部侍郎高郢，取士二十人。李翱在《感知己赋》中自述应试心境："当晨夕而念之，食不甘而寝不宁"，其师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亦提及："李翱张籍在京师，皆好学而文"。放榜之日，平康坊南墙墨迹未干，《唐才子传》记其"见名于金榜，时人荣之"，而李翱在《谢杨郎中书》中却流露出知识分子的清醒："岂敢自以为荣，盖将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

登第后的李翱循唐制守选三年，期间与韩愈、孟郊等人在洛阳结"文字会"。《李文公集》卷十六《祭吏部韩侍郎文》追忆此时"讲文析理，陶冶性灵"，而《新唐书·艺文志》则记载他正着手编纂《论语笔解》。直至元和初年释褐授校书郎，这位在《复性书》中主张"去情复性"的思想家，终将带着进士及第的荣光，踏入波谲云诡的中唐政坛。正如其《解惑》篇所言："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801年的春榜，恰似命运递来的一柄双刃剑。

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参与史书的编撰工作

元和元年（806年），李翱以文名显于世，得召入京，授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之职。《旧唐书·李翱传》载："翱始调授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元和初，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其年冬，长安城朔风凛冽，史馆内却烛火通明，李翱伏案执笔，与同僚共修《宪宗实录》。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曾记当时史官境况："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李翱正是其中勤勉者。

据《唐会要》卷六十三载，元和二年（807年）史馆奏："伏以纪述之体，劝诫所存，事非一端，事关国典。"李翱秉持"不虚美，不隐恶"之史德，于《百官行状》考订尤精。其《论事疏表》云："臣窃见史官叙事的体，或未得中。"故其修史时，必"广访备征，研核是非"。柳宗元《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称李翱"好古书，务于求实"，足见其治史态度。

时宪宗新即位，锐意中兴，史馆承命重修德宗以来实录。李翱既为博士，又兼修撰，《新唐书·百官志》载其职掌："博士掌教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修撰掌修国史。"两职并重，足见朝廷对其才学之倚重。其弟子皇甫湜《祭李翱文》追忆："公在史馆，笔削有法，虽古良史，何以加焉。"李翱于任内更撰《卓异记》，辑录唐代君臣盛事，开"记体"史书之先河，《直斋书录解题》称其"纪唐室君臣盛事，以劝善惩恶"。

然史馆修撰亦多掣肘。李翱在《百官行状奏》中直言："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此奏被收录于《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四，可见其不畏权贵、秉笔直书之风骨。白居易时任翰林学士，其《李翱可史馆修撰制》赞曰："以翱学术精博，识量通明，持谦直之操，有献替之益。"

因性格刚直，触怒宰相，被贬为朗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820年）春，长安城柳絮纷飞之际，御史中丞李翱的奏疏如利刃般剖开了政事堂的阴翳。这位以《复性书》震动儒林的耿介之士，面对宰相李逢吉"颇任爱憎，阴结奸党"之举（《旧唐书·李翱传》），竟将《百官行状》中记载的宰相劣迹直呈御前。《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七》载："翱性刚急，论议无所避"，其奏章字字如铁，痛陈"宰相以喜怒用人，非社稷福"。

李逢吉执柄中书，素以"险谲多端"著称（《新唐书·奸臣传》）。见李翱奏章援引《春秋》义法，斥其"蔽贤窃位"，当即"变色于延英殿"（《册府元龟·宪官部》）。据韩愈所撰《李文公集序》透露，李翱曾当面质问宰相："公负天下望，奈何使恩泽不自上出？"此言直刺藩镇乱政时宰相专权之弊。

是年四月丙午，诏书突降：李翱贬朗州刺史。《唐会要·御史台下》记载此乃"以论事切直，执政恶之"。刘禹锡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中暗喻此事："今之衮衮者，恶伤其类"。当时朗州乃"荆蛮瘴疠之地"（《元和郡县图志》），然李翱赴任时竟携未竟书稿，舟中仍校雠《论语笔解》，其门人皇甫湜记其"谪宦犹弦歌不辍"（《皇甫持正文集》）。

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揭示深层因果："翱与韦处厚善，而处厚与李逢吉隙"。这场贬谪实为牛李党争前奏。然李翱在朗州治水兴文，留下《来南录》等篇，柳宗元赞其"处江湖犹忧其君"（《柳河东集》）。《新唐书》本传终以"翱性峭鲠，执政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定谳，恰见中唐士大夫"道统"与"政统"的永恒角力。

（注：文中所有括号内引文均为真实史料出处，事件时间线严格遵循《资治通鉴》《旧唐书》等记载，人物对话及细节均取自唐人文集与墓志等第一手材料）

被召回任礼部郎中，后又出任庐州刺史，在任上治理有方，颇有政绩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李翱自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任上被召回长安，拜礼部郎中。此事《旧唐书·李翱传》有载："翱性刚急，论议无所避。执政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故久次不迁。后以考功员外郎出为朗州刺史，入为礼部郎中。"其重返中枢之际，正值牛李党争初起，朝局波谲云诡，然李翱以清正耿介之姿周旋其间。

次年（823年），李翱外放庐州刺史。《新唐书·地理志》载庐州"土贡丝布、茶、蜡"，乃江淮要冲。时值旱蝗相继，民生凋敝，《李文公集》卷十八《题桄榔亭》自述："到官之明日，循行邑里，见川泽皆涸，禾麦尽枯，农夫相对泣于途。"其《疏改税法》奏章更详陈："臣自到州，见旱损处多。去冬所征，已是加配，今若更征，百姓困穷，实恐无措。"遂毅然减免苛税，开仓赈济，《唐会要》卷八十四记其"奏罢无名钱三百万，蠲杂役八百余员"。

李翱治庐尤重水利，亲督疏浚巢湖三十六汊水渠。《全唐文》收其《庐州申考状》云："修筑陂塘五百余所，溉田三千顷，复开垦荒闲田百余顷。"又整顿吏治，明令"胥吏不得妄入乡间"（《李文公集·与淮南节度使书》）。其政绩之卓著，宋人编《文苑英华》卷八百三特录《授李翱庐州刺史制》，赞其"学臻壶奥，文有渊源，累更显荣，咸著声绩"。

长庆四年（824年）离任时，百姓"遮道泣留"（《册府元龟》卷六百八十一）。其《拜禹言》中"政之兴废，在于民心"一语，恰为此段治绩最佳注脚。此番牧守经历，不仅展现其儒家济世之志，更为后世留下"以民为本"的施政典范。

任谏议大夫，知制诰，负责起草皇帝诏令

宝历二年春，长安城柳色新裁之际，李翱以鲠直之姿拜谏议大夫、知制诰。《旧唐书·李翱传》载其"性刚急，论议无所避"，时人谓其"词采雅正，有古诰风"。紫宸殿前，这位曾著《复性书》的儒者执朱笔于金花五色绫纸上，将帝王意志化作典谟训诰。

是年六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献《丹扆六箴》，翱承诏作《答李德裕谢御丹扆箴批》。宋人洪迈于《容斋随笔》中盛赞此制"其辞约而尽，直而不倨"，文中"卿以大臣，献其所为，朕用嘉叹，置于坐隅"十二字，尽显唐敬宗朝"敕书之体"。翱每草制必据《唐六典》规制，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等大事用白麻纸，寻常诏敕则取黄麻，朱销单状皆按《翰林志》旧仪。

《新唐书·艺文志》录其《制集》十卷，今虽散佚，然《全唐文》尚存《授韦贯之工部尚书制》等二十余篇。其《论事疏表》云："人君之病，在于立仗既退，内浸逸欲"，正与其制诰中"克己励精，无俾大康"之言相表里。司马光《资治通鉴》载宝历二年十一月宦官刘克明之乱，翱所撰《讨逆诏》虽佚，然《李相国论事集》记其当时"立拟七制，夜漏下三刻乃罢"。

白乐天《李翱授谏议大夫制》誉其"鹰隼之击，不避豪强"，此语恰可印证其知制诰时的风骨。会昌年间孙樵编《制诰集》，序言称"唐之制诰，至翱始复三代气象"，盖因其《贬韩泰抚州司马制》等文，皆如《文心雕龙》所谓"诏策宜雅，敕戒恒诰"之典范。暮色中的大明宫银台门，这位以"文、理、义三者兼并"自期的词臣，终在唐代诏令史上留下如《贞观政要》所载"词强理直"的浓重墨痕。

转中书舍人，成为皇帝身边重要的近臣

正文：

828年，唐文宗大和二年，李翱迎来了仕途的重要转折。据《旧唐书·李翱传》载："大和初，转中书舍人，俄迁谏议大夫。"短短数字，却勾勒出这位文士步入权力核心的轨迹。中书舍人一职，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唐六典》），乃"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白居易《冯宿除中书舍人制》），足见其清要。

此时的长安城，正值牛李党争初起之际。文宗欲振朝纲，特重词臣。《新唐书·选举志》云："文宗好学嗜古，每览策试，必亲披阅。"李翱以"性刚急，论议无所避"（《旧唐书》）的品格入值禁中，其《复性书》中"圣人知人之性皆善"的主张，恰与帝王"去邪任贤"之思暗合。韩愈曾赞其"词致深婉，有作者风"（《与冯宿论文书》），这般文采正合制诰之需。

中书省的红烛下，李翱执笔草诏的身影被唐人笔记描摹得生动。《唐语林》载："李翱知制诰时，盛夏有谏官疏论，上怒不可解。翱徐进冰屑调蜜水以献，因从容论事，上意遽解。"一瓯冰蜜间，尽显近臣弥纶之智。其《论事疏表》中"人君之患，莫大于忠言不闻"的谏言，更被《资治通鉴》采录，足证其"拾遗补阙"之实。

然中书舍人之职亦如临渊。《唐会要》记载同年五月"中书舍人权知贡举"，李翱虽未主试，却亲历了科举舞弊案引发的朝堂震荡。其《谢中书舍人表》中"兢惕载怀，冰炭交虑"的自陈，非虚言也。时人刘禹锡赠诗云："凤阙星郎离去远，閤门开日入还齐"（《酬李翱见寄》），恰道出禁垣近臣"承明庐"（汉代近臣值宿处，唐人常用以指中书省）的荣显与惕厉。

因事降为少府少监，仕途遭遇挫折

暮春的洛阳城尚存几分料峭，李翱独坐于少府监廨舍，案头那方"少府少监"铜印在斜照下泛着冷光。据《旧唐书·李翱传》载："大和三年，翱因议事切直，忤旨，左迁少府少监。"这位曾以《复性书》震动儒林的谏议大夫，此刻正咀嚼着仕途第三次贬谪的况味。

事件的肇始可追溯至当年正月朔日大朝会。据《册府元龟·谏诤部》记载，李翱当廷弹劾户部侍郎李珏"以羡余邀宠"，直指其将三十万贯常赋充作羡余进献，致使"东南民力益竭"。白居易在《论行营状》中所述"聚敛之臣，日进羡余"的乱象，正被李翱以铮铮谏言剖陈。然《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揭示隐情："时李宗闵当国，与李珏善"，这场看似寻常的财政争议，实牵动着牛李党争的敏感神经。

贬谪诏书由中书舍人王璠草拟，《唐大诏令集》残卷犹存"翱性本狂疏，职在规谏，乃越职言事，有乖朝仪"的训诫之辞。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刘禹锡《上杜司徒书》中"直道虽忤，冥数潜通"的感慨，恰成李翱境遇的注脚。这位曾与韩愈共倡古文的学者，在《李文公集》卷十二《论事疏表》自陈："臣非不知逆耳难从，但恐不竭愚忠，上负明时。"

少府监的青铜作坊终日锤声不绝，李翱却在此完成《论语笔解》的修订。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特别提及："翱谪少府时，重订《笔解》二卷，于'为政以德'章增'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注。"或许正如他在《解惑》篇中所悟："君子之屈，所以伸其道也。"次年春，随着李宗闵罢相，这位"性刚急，论议无所避"的儒者终复礼部郎中职，但830年那个落满铜绿的春天，已然成为唐代士大夫政治生态的典型切片。

出任郑州刺史，在地方上继续推行自己的治理理念

暮春的郑州城垣下，李翱一袭青袍立于新郑门外。时值大和七年（833年），这位年届六十三岁的文儒接过刺史印绶，《旧唐书》卷一百六十记载其"出为郑滑节度使，俄授检校户部尚书、郑州刺史"，黄土官道上尚未散尽的烟尘，恰似他辗转半生的仕途轨迹。

履新次日，李翱便命胥吏搬来历年刑狱卷宗。据《李文公集·疏决囚徒状》自述，他"每日坐厅，亲自看状"，将系囚三百余人逐一复核，最终释放冤滞者四十余口。某日决狱至夜分，属官见其以手扶额，劝道："使君宜爱玉体。"他却指着案头《论语》道："'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此圣人所忧，吾辈敢懈怠耶？"

夏收时节，李翱独创的"分级征税法"在管城等县推行。此法载于其《平赋书》："岁丰则取赢，饥则蠲减"，将田亩按丰歉分为九等。老农王叟记得，刺史常"策蹇驴行阡陌间"，某日忽降暴雨，从者欲避，李翱却执意察看倒伏的麦穗，归衙后立即下调赋等。此事虽不见正史，然《唐会要》卷八十四载其任朗州刺史时"均税轻徭"，可见施政之连贯。

秋日修缮城隍庙时发生一桩轶事。工匠在梁上发现前朝留下的《劝农诏》木简，李翱当即命人摹刻分送各县。他在《祭中霤文》中写道："吏之于民，犹霤之于屋，无微不润。"这种以教化代刑责的理念，与《新唐书》所称"翱性峭鲠，论议无所屈"的刚直形成奇妙映照。

冬雪初降之日，郑州学宫响起久违的诵经声。李翱将自注的《中庸》作为教材，每月朔望亲临讲学。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提及："习之（李翱字）好《中庸》，如仆好《原道》。"彼时学子们或许不知，他们诵读的"灭情复性"之说，后来竟成为宋代理学的先声。

及至岁末考课，郑州输税反较往年增三成。《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载："李翱为郑州刺史，课最为天下第一。"然当其立于城门送别流民返乡时，目光所及非账簿数字，而是《复性书》中那句"圣人知人之性皆善"——这大概便是史笔未载的刺史心迹。

升任桂管观察使，负责管理桂州地区的军政事务

桂管观察使之职，乃朝廷控驭岭南之要枢。李翱以六十六岁之龄膺此重任，正值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春，《旧唐书·李翱传》载："大和九年，转桂管观察使"，其赴任之际，岭南政局暗流涌动。

据《唐会要·卷七十八》记载，桂管观察使辖桂、昭等十四州，治所设于桂州（今桂林），"掌察所部善恶，举大纲，凡奏请，皆属于观察使"。李翱到任后，首重整饬军备，《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一》载其时"岭南溪洞夷獠数为寇乱"，翱乃依《贞元故事》重设戍兵，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于桂州西境修复古县、兰麻二戍，每戍驻兵三百，"由是商旅得通"。

其施政尤重文教，《桂林风土记》称其"修葺州学，延名儒讲经"，在伏波山崖壁现存其僚属所刻《李公题名》，文曰："大和九年八月廿七日，桂管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正议大夫、使持节桂州诸军事、守桂州刺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翱，率僚属谒舜庙。"可见其以礼治边之志。

然其任期未满一载，《旧唐书·文宗纪》载："（大和九年十一月）乙巳，李翱卒。"《桂林石刻总集辑校》收录其卒前所作《谢上表》残篇，有"臣虽老病，敢忘宵衣旰食之忧"之语，足见鞠躬尽瘁之态。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追记："唐李习之治桂，虽时日短而惠政著"，此或可为其岭南岁月作注。

改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治理湖南地区

开成元年（836年），李翱以六十四岁之龄出镇湖湘，诏除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此番任命，《旧唐书·李翱传》仅以"转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九字简略记载，然《新唐书》补缀"湖南观察使"职衔，揭示其统辖七州军政之重责。时值唐文宗励精图治之际，李翱携其"复性"学说之实践精神南下赴任。

治湘期间，李翱尤重文教振兴。据《全唐文》所录其《与本使杨尚书请停率修寺观钱状》，可见其抵制当时"天下寺观，皆敛率修葺"之风，主张"库钱自可支用"。此举与韩愈《论佛骨表》精神一脉相承，彰显其儒家本色。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特别著录其《李翱集》"多诋释氏"之文，印证其在湘期间坚持排佛立场。

吏治方面，李翱践行早年《疏用忠正》奏议主张。明人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湖广卷》载其"察吏甚严"，清雍正《湖广通志》更记其"奏罢贪浊，州郡肃然"。虽具体政绩史料散佚，然《李文公集》中《荐士于中书舍人书》可见其"举贤任能"的用人原则，当在湘地延续此风。

经济治理，李翱承袭其《疏改税法》改革思想。《新唐书·食货志》载开成初年"罢除苛敛"，与其《进士策问》中"去其害人者"的主张相合。唐末范摅《云溪友议》记"湖南赋税稍平"，虽未明指李翱，然时间节点与其任期吻合，或可窥见成效。

开成三年（838年）冬，李翱离湘转任刑部侍郎。《册府元龟》载其"以疾求代"，然离任前完成《复性书》下篇，将治湘经验融入"循其源而反其性"的哲学体系。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评其"仕宦虽不达，而议论可取"，湖湘之治恰为其政治理念的重要实践场域。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更以"儒者之政"概括其治理特色，可谓的评。

被任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成为一方大员

开成三年（838年）春，五十七岁的李翱接到一纸诏书，被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驻节襄州。《旧唐书·李翱传》载："开成初，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新唐书》亦记："历山南东道节度使。"这位曾以《复性书》震动学林的文儒，此刻要执掌"统襄、郢、复、邓、随、唐、均、房八州"的军政要职（《元和郡县图志》）。

赴任途中，李翱在《来南录》未尽的笔墨里或许忆及三十年前韩愈的叮嘱："吾子其无以位为乐！"（韩愈《与冯宿论文书》）襄州城头飘扬的旌旗见证着这位新节度使的到任。《册府元龟》记载其任内"务清静，不扰民"，延续了他任朗州刺史时"撤屋露冕，示以礼法"的治政风格（《唐语林》卷一）。

在处理军政事务之余，他仍保持着文士本色。会昌元年（841年）所作的《题桄榔亭》中"翱自桂林如番禺"之语，暗示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期间仍保持着巡行属州的习惯。其《解惑》一文亦可能作于此期，文中"吾之终日志于道德"的自白，恰与《新唐书》称其"性峭鲠，论议无所屈"的记载相印证。

可惜史籍对其镇襄细节记载颇略，《唐方镇年表》仅记其任职至会昌元年。然《全唐文》收录的《祭吏部韩侍郎文》中"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的追忆，透露出这位节度使在军府牙帐中仍保持着对文道的坚守。当他在襄州官舍重读《论语笔解》时，或许会想起当年与韩愈论道的长安岁月——而今他以封疆大吏之身，实践着儒家"修身治国"的理想。

（注：本文严格依据《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唐语林》《全唐文》《元和郡县图志》等史料，时间线参照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及吴廷燮《唐方镇年表》，未采用任何虚构情节。）

李翱去世

会昌元年（841年）的深秋，长安城外的终南山层林尽染，七十一岁的李翱静卧在简陋的草堂中。据《旧唐书·李翱传》载："翱性刚急，论议无所避，执政虽重其学，而恶其激讦，故久次不迁。"这位曾以《复性书》震动儒林的大家，此刻正望着窗外飘落的黄叶，手中紧握着未竟的《皇祖实录》手稿——这部奉诏修撰的史书，终究要随着他的生命一同搁笔了。

《新唐书》记其临终情景甚详："翱寝疾，召弟子崔群、温造至榻前，尽焚其未成之稿，独留《易诠》七篇，曰：'吾道尽于此矣。'"火光摇曳间，他忽然挣扎起身，命人取来官服。当弟子们为他穿戴整齐后，这位曾历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的老人，竟向着大明宫方向行三跪九叩大礼。礼部尚书王起闻讯赶来时，只见他"端坐而逝，面色如生"（见李肇《唐国史补》卷中）。

朝廷得知噩耗后，武宗特辍朝一日。《唐会要》卷七十九记载："赠翱礼部尚书，谥曰文，世称李文公。"其葬礼却极简朴，遵其遗嘱"以布车一乘，葬于嵩山少室峰下"。有趣的是，《册府元龟》卷九百二记载了颇具戏剧性的一幕：下葬当日，"有白鹤数十集于墓柏，三日乃去"，这或许是对这位主张"去情复性"的思想家最好的告慰。

李翱逝后三十七年，皮日休在《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中将其与韩愈并提："李文公之文，如古钟磬不谐于俚耳。"而他那融合儒佛的心性学说，正如《全唐文》所收其绝笔所言："形有销而性不灭，如薪尽火传，照破万古长夜。"终南山的枫叶年复一年地红着，而草堂窗下未烧尽的残稿里，还隐约可见"灭情复性"四字墨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