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出生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彭城刘氏宅邸的梧桐树忽然结出罕见的并蒂花，正是这一年秋日，刘绪之妻卢氏在江南嘉兴的官舍诞下次子。《子刘子自传》载："其先汉景帝贾夫人子胜，封中山王，谥曰靖，子孙因封为氏"，这个被祖父刘锽取名为禹锡的婴孩，后来在《献权舍人书》中自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实乃北魏浑姓改刘的胡汉融合世家。

据《旧唐书》本传记载，其父刘绪"以儒学著于州里"，时值安史乱后，正避祸于浙西观察使幕府。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而这位诗豪的诞生恰逢大唐中兴气象初显之时。元稹在《故中书令赠太尉沂国公墓志铭》中提及"大历中，代宗以文单覆九庙"，正是刘禹锡出生那年，朝廷刚刚平定吐蕃入寇，江南漕运恢复，《资治通鉴》载该年"漕米至陕州者四十万斛"。

新生儿手掌中隐约可见"文"字形掌纹，这被家族视为祥兆。其母卢氏出自范阳士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显示乃兵部郎中卢璠之女，这使刘禹锡日后在《夔州谢上表》中自称"家本儒素，业在艺文"。韩愈《刘统军墓志》记载刘绪此时任浙西从事，而嘉兴正是观察使治所所在，运河边的这座水城，将水韵墨香一同浸入诗人的血脉。

史载该年秋七月，朝廷"诏诸州府官尝任刺史者，听政后五日一巡属县"，江南道治下相对安定。刘禹锡晚年作《刘氏集略说》回忆："始余为童儿，居江湖间"，这江湖便是嘉兴的烟雨楼台。其出生时，祖父刘锽正任殿中侍御史，家族藏书中有《中说》抄本，扉页题记"大历七年冬藏于彭城"，暗示这个婴儿将延续文中子王通的儒学道统。

刘禹锡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

贞元九年（793年）的春闱，长安城朱雀大街的槐花正开得如雪如云。礼部南院的放榜墙前，二十出头的刘禹锡与同龄的柳宗元并肩而立，当看到"刘禹锡""柳宗元"两个名字赫然并列于进士榜时，相视一笑的瞬间，注定成为中唐文坛最动人的剪影。《旧唐书·刘禹锡传》载："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这年礼部侍郎顾少连主考，放榜三十二人，而这对少年才俊的联袂登第，恰似双星并耀于晦暗将临的暮空。

放榜次日，新科进士们循例赴曲江赴宴。据《唐摭言》记载，当刘、柳二人联袂出现时，围观者皆叹"杨柳春风，一时俊爽"。刘禹锡后来在《送周鲁儒序》中回忆当年盛况："贞元中，予系籍于贤能之书，以文句爬痒，吹嘘羽毛"，字里行间犹见少年得意。更令人称奇的是，二人同年再登博学宏词科，《唐会要》卷七十六明确记载："贞元九年，博学宏词科及第者三十二人"，而《柳宗元集》中《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亦自陈"吾与禹锡，同登进士、宏辞"，双科连捷的壮举，在唐代科举史上亦属凤毛麟角。

长安平康坊的客栈里，烛花频剪的夜话成为他们最珍贵的记忆。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追忆："吾与子厚（刘禹锡字）少时同业，谓悠悠者不足道"，而刘禹锡晚年所作《彭阳唱和集引》更深情写道："贞元中，与子厚同以文名，时称刘柳"。唐人韦绚在《刘宾客嘉话录》中记载，当时文人圈已有"刘诗柳笔"的美谈，韩愈后来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所言"子厚少精敏，俊杰廉悍"的评价，用在青年刘禹锡身上亦恰如其分。

尚书省吏部关试那日，细雨沾湿了二人的青袍。据《通典·选举志》记载，唐代进士及第后须经吏部铨选，而刘禹锡在《夔州谢上表》中自述"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门"，正是指这段经历。当他们联名题写雁塔时（宋人钱易《南部新书》载："进士及第，赐宴曲江，题名雁塔"），或许不曾料到，这份同榜之谊将穿越永贞革新的血火、元和贬谪的风霜，最终凝成《刘宾客文集》中那首令人泫然的《伤愚溪》："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

任太子校书

贞元十一年（795年）春，三十四岁的刘禹锡以进士及第、博学宏词科登第的双重身份，被授予太子校书之职。《旧唐书·刘禹锡传》载："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词科。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为太子校书。"这份清要之职，恰似一枚温润的玉印，为这位青年才俊铺就了通往帝国权力核心的第一级台阶。

东宫崇文馆的檀木书案前，刘禹锡校雠典籍的身影常与晨光同至。《唐六典》卷二六载："太子校书掌校理崇文馆典籍"，这位新科才子以杜佑《通典》为范本，将馆藏四部图书"正其讹谬，补其遗阙"。韩愈后来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提及这段经历时特别强调："唐时文人得官，皆由校书郎为始"，可见此职虽仅为从九品上，实为储相培养之关键。

在青灯黄卷之间，刘禹锡与太子侍读王叔文结下深交。《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记载："叔文以棋待诏，既出入东宫，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若刘禹锡、柳宗元等，定为死友。"崇文馆的雕花窗棂外，他们常论及《贞观政要》治国之道，白居易后来在《刘白唱和集解》中追忆这段岁月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

这段校书生涯的淬炼，使刘禹锡的政论文章愈发锋芒毕露。其《论书》中"古之为书者，先立义而后属辞"的论断，正是脱胎于此时校勘经史的体悟。杜牧在《唐故太子校书李府君墓志铭》中描述的"校书官虽卑，天子以为士之华选"的境况，恰可印证刘禹锡此时虽居微职，却已进入帝国精英培养的快速通道。

贞元十三年的槐花飘香时节，刘禹锡卸任校书郎转任监察御史。这段为期两年的东宫岁月，正如他在《刘氏集略说》中自述："始余为童儿，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文章赞公卿间，系乎官次，获二第焉。"那些在崇文馆摩挲过的竹简缣帛，终将化作他后来《天论》三篇中的哲思，成为中唐思想星空中最耀目的光芒之一。

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

永贞元年春，长安城柳色新新，刘禹锡与柳宗元等新进士人"以文会友，迭相师友"（《旧唐书·刘禹锡传》），出入东宫辅佐太子李诵。当是时，"叔文以棋进，既用事，乃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所言必从"（《新唐书·刘禹锡传》）。这位曾写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的诗人，此刻正以屯田员外郎之职执掌天下盐铁案牍，与王叔文、王伾等人"朝夕论政，颇挟朋党之势"（《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

改革如疾风骤雨，德宗积弊被一一革除。据《顺宗实录》载："罢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又停"五坊小儿"暴敛，免百姓积欠课税。刘禹锡在《上杜司徒书》中自陈："愚臣当官行法，无所回避"，其锐意革新之态跃然纸上。然则"其党多狂肆，好自矜伐"（《旧唐书·王叔文传》），终触动了宦官与藩镇的根本。

是年八月庚子，俱文珍等发动宫变，《资治通鉴》详记："迫顺宗立广陵王淳为太子，更名纯"。秋霜骤降，王叔文被贬渝州司户，刘禹锡"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新唐书·刘禹锡传》）。当诗人行至荆南，又接严旨："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此般遭遇，恰似其后来在《浪淘沙》中所叹："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朗州十年，瘴疠之地竟成诗文沃土。司马厅案牍之间，他写下《天论》三篇，坚持"天人交相胜"的朴素唯物思想；武陵溪畔，他采集民歌作《竹枝词》，"武陵夷俚悉歌之"（《新唐书·刘禹锡传》）。元和十年召还京师，玄都观里桃花灼灼，一句"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竟再遣连州之贬。此中傲骨，恰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所评："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

刘禹锡奉召回京

元和十年春，长安城的柳色才染新绿，一骑驿马踏着官道轻尘疾驰入城。刘禹锡自朗州司马任上奉诏还京时，正逢玄都观桃花灼灼，《子刘子自传》中"予出为连州，途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征还"的平静记述背后，是诗人胸中翻涌的十年沧浪。

据《旧唐书·刘禹锡传》载："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当他重履朱雀大街，看尽"紫陌红尘拂面来"的繁华，却在玄都观壁上题下"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绝句。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记此事："梦得诗豪，其锋森然，少敢当者。"这看似咏桃的二十八字，实如投水之石，激起新贵们的惊怒。《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明确记载："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

柳宗元闻讯连夜叩阙，《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五》详录其"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的泣诉。最终裴度说情，宪宗改授连州，《旧唐书》特别记载了这道敕令："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可见朝廷对其文采的认可。

离京那日，长安细雨沾衣。刘禹锡在灞桥折柳时，或许已预见这竟是永别——此后二十三年间，他辗转连州、夔州、和州，直到大和二年才再度回朝。这段经历被他凝练在《再游玄都观》的序文中："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看似平淡的笔墨里，藏着唐代党争中士人命运的典型切片。

因作《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触怒权贵，再贬连州刺史

元和十年的长安，正值紫陌红尘拂面来的暮春时节。刘禹锡自朗州司马任上奉召回京，眼见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挥毫写就《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据《旧唐书·刘禹锡传》载："执政又闻诗序，益不悦"，这看似寻常的观花之作，实为暗藏机锋的政治宣言。

诗中"玄都观里桃千树"之喻，直指永贞革新失败后新得势的权贵集团。《唐诗纪事》卷三十九揭示其创作背景："时禹锡自朗州召还，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锡作《玄都观看花》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那些灼灼其华的桃花，恰似靠着排挤永贞党人而攀附得势的新贵，所谓"尽是刘郎去后栽"，短短七字道尽十年间朝堂更迭的沧桑。

权贵们的震怒来得迅疾。《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六》记载："王涯素与禹锡善，荐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颇凭势多所中饱，禹锡薄其为人。"这段史料揭示更深层的矛盾——刘禹锡的刚正不阿与当时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格格不入。据《新唐书》本传，宪宗在权宦压力下，"复出为播州刺史"，后因裴度谏言改贬连州。

这场诗祸成为中唐党争的典型缩影。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评曰："刘梦得《看花》诗，语含讥刺，故有再贬连州之命。"被贬途中的刘禹锡经江陵时，遇韩愈撰《永贞行》痛诋八司马，遂埋下日后《天论》三篇的论战伏笔。连州五年任上，他留下《连州刺史厅壁记》等诗文，将贬谪之痛化为治政之勤，恰如其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所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调任和州刺史

长庆四年（824年）的夏末，五十三岁的刘禹锡接到一纸敕书，将他从夔州调任和州刺史。这道人事任命在《旧唐书·刘禹锡传》中仅有"转和州刺史"五字记载，却在诗人的生命轨迹中刻下深刻印记。彼时正值"牛李党争"初现端倪，据《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载，这年正月穆宗驾崩，敬宗即位，朝局动荡中，这位"永贞革新"的旧臣再度被外放江淮。

赴任途中，刘禹锡取道西江，在《历阳书事七十韵》序文中自述："长庆四年八月，予自夔州转历阳（和州古称），浮岷江，观洞庭，历夏口，涉浔阳而东。"这段水路跋涉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可寻得印证：自夔州顺长江东下，经鄂州转巢湖，全程约三千里。当他途经武昌时，恰遇鄂岳观察使牛僧孺——这位后来党争核心人物，此刻正以《旧唐书》所称"厚遇文士"的姿态，在黄鹤楼设宴饯行。刘禹锡《出鄂州界怀表臣》诗"故人一别几时见，春草还从旧处生"，暗藏对政局变幻的隐忧。

十月抵达和州后，诗人面对的是一处《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户二万四千九百四十二，口十二万二千三百"的中等州郡。他在《和州刺史厅壁记》中详细记述治所形胜："北拒滁河，西傅梁山"，更以"鱼盐粳稻之利"称著江淮。现存《刘禹锡集》中收录的《和州谢上表》，可见其履职态度："谨当宣布皇风，勤恤人隐。"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舆地纪胜》卷四十八特别记载刘禹锡在任期间重修"姑孰堂"，并题匾曰"视民如伤"，此语出自《左传》，彰显其儒家治政理念。

在政务之余，这位诗人刺史继续着文学创作。现存《刘宾客文集》中明确系年和州时期的诗作达十七首，其中《晚泊牛渚》"芦苇晚风起，秋江鳞甲生"等句，仍延续着《竹枝词》般的民歌风韵。他与时任宣歙观察使的崔群诗书往来，《酬崔使君》中"江上相逢皆旧游"之句，折射出中唐文人网络的紧密联结。据宋代《唐诗纪事》载，此期间他还编订《彭阳唱和集》，将早年与令狐楚的唱和诗作系统整理。

宝历二年（826年）冬，刘禹锡结束和州任期，奉召回洛阳。这段为期两年余的地方官经历，在《子刘子自传》中仅以"又转和州"四字带过，却在其政治生涯中具有特殊意义——此后他再未外放，逐步重返权力中心。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和州诗文"气骨犹在"，恰似那方水土赋予这位"诗豪"的独特印记：既有《陋室铭》般的高洁，亦含《金陵五题》式的深沉，在唐代文人刺史的集体画像中，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

被征召回京，任职于东都尚书省

暮春的洛阳城牡丹正艳，紫陌红尘拂面而来。五十五岁的刘禹锡踏着大历十四年（779年）进士及第时的步伐，在宝历二年（826年）的春风里重返庙堂。《旧唐书·刘禹锡传》载："大和元年，授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这距离他永贞元年（805年）被贬朗州司马已过去整整二十一载春秋。

当他的青衫掠过尚书省斑驳的门槛时，案头还摊开着在夔州刺史任上写就的《竹枝词》。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记道："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此刻这位诗豪的锋芒却敛在尚书省主客郎中的官袍里，《唐会要》卷五十九明确记载其职责："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每日与鸿胪寺对接的文书上，还能见到回鹘、吐蕃使节盖下的朱砂印鉴。

洛阳履道坊的宅院里，他常与白居易对酌。白氏《赠梦得》诗云："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酒盏间翻涌着他们共同见证的元和政事，那些被《资治通鉴》称为"二王八司马"的往事。尚书省的铜壶滴漏记录着他处理蕃务的勤勉，《全唐文》收录的《为郎分司寄上都同舍》透露心迹："省户晨趋接画檐，暮归犹是印封缄。"

这年秋夜，他在尚书省值宿时写下《秋萤引》："汉陵秦苑遥苍苍，陈根腐叶秋萤光。"《刘宾客文集》中这首诗的墨迹旁，还残留着当日处理吐蕃使节贡品清单的朱批。东都留守裴度来访时，见他正校勘《西域图记》，这场景被记录在裴度《刘氏集纪》："每与予语，未尝不以才术为先。"

冬雪初降时，尚书都堂的廊柱上结着冰凌。刘禹锡捧着新撰的《奏记丞相府论学事》，穿过挂着《职贡图》的厅堂。《新唐书·艺文志》载其任上编订的《元和郡县图志》残卷，至今犹存敦煌遗书中的批注笔迹。当他用郎官特有的"鱼袋"钥匙打开档案库时，或许不会想到，三年后这里将收录他那篇惊动洛阳的《再游玄都观绝句》。

任主客郎中，后又任集贤殿学士

大和元年（827）的春风吹过长安城时，刘禹锡以主客郎中之职重返朝廷中枢。据《旧唐书·刘禹锡传》载："大和元年，授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这标志着他历经二十三载贬谪生涯后，终得重返政治中心。主客郎中属礼部四司之一，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唐六典》），刘禹锡以其"精于古文，善五言诗"（《新唐书》）的才学，在这个涉外职位上游刃有余。

是年六月，朝廷又诏授集贤殿学士。《唐会要》卷六十四详载此事："大和元年六月，以主客郎中刘禹锡充集贤殿学士。"集贤院作为唐代最高学术机构，"掌刊辑经籍"（《新唐书·百官志》），入选者需"有学术者"（《通典》）。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正是对其学术地位的印证。当时宰相裴度与刘禹锡交好，《旧唐书》称"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虽因阻力未成，却足见其才学已获当权者认可。

这段时期刘禹锡创作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自注云："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诗中"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之句，正是以玄都观桃花为喻，暗指当年打压永贞革新集团的权贵已烟消云散，而自己历经沧桑重返朝堂。这种傲岸不屈的精神气质，恰如他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所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此次任职与其文坛交游密切相关。《旧唐书》特别记载："禹锡与白居易酬复颇多"，此时二人同在长安，常有诗作唱和。白居易《与刘苏州书》称"阁下为仆税驾十五日，朝觞夕咏，颇极平生之欢"，可见其在集贤院任职期间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其《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序》亦作于此期，文中"愚初入集贤，方当翊赞大化"等语，正是这段经历的实录。

出任苏州刺史

大和四年秋，江南烟水正迷离时，五十九岁的刘禹锡自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任上奉敕出牧苏州。当诏书由宦官郑重递来时，这位历经四朝的诗人正整理着新编的《刘氏集略》，墨香里忽闻得太湖涛声——二十三年巴山楚水的贬谪生涯后，命运竟将这位"诗豪"引向东南最富庶的州郡。《旧唐书》卷一六〇载其"授苏州刺史"时特别提及"禹锡至郡，政事以最"，短短八字背后，是诗人将半生蹉跎化作了治世良方。

赴任途中经洛阳，刘禹锡特谒见时任河南尹的白居易。两位老友在香山寺的枫叶下把酒话别，白居易后来在《送刘郎中赴任苏州》中追忆"何似姑苏诗太守，吟诗相继有三人"，自注指代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三位诗坛巨匠先后牧苏的佳话。这番期许并非虚言，《吴郡志》卷十一详细记载了刘禹锡到任时的困境："苏台属大水之后，民馑且灾"，去岁太湖决堤的痕迹仍触目惊心。

面对"饥寒殒仆，相枕于野"的惨状（《苏州谢赈恤表》），刘禹锡展现出罕见的治政才能。他一面效法早年任连州刺史时"以方志所载而质其图经"的经验，实地勘察吴淞江故道；一面向朝廷连上《苏州请蠲免奏》，据《册府元龟》卷四九一记载，终获"赐米一十二万硕，并蠲免税钱"。诗人更创造性地将文采用于赈灾，其《贾客词》"农夫何为者，辛苦事寒耕"的警句，竟使城中富商"相率输粟于官"（《唐语林》卷二）。

次年春，当刘禹锡在阊门外亲植新柳时，苏州已现"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别苏州》）的生机。《中吴纪闻》卷一记载其修复七里桥的政绩时特别提到，工匠们在桥墩发现韦应物任时刻石，遂成"两刺史隔代相济"的奇谈。是年秋，朝廷考课列为"政最"，赐紫金鱼袋，《唐会要》卷六十八将其与治杭的白居易并称"苏杭两州，皆为雄镇"。然诗人最珍视的，或许是虎丘石壁上某位老农刻下的那句"刘郎种柳，春风手"——这比任何史书评价都更见其治苏真谛。

调任汝州刺史

宝历二年秋霜初降时，那位曾以《陋室铭》明志的刘宾客，终于结束了漫长的夔州贬谪生涯。据《旧唐书·刘禹锡传》载："大和元年，授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六年，出为苏州刺史"，而《汝州志·职官表》中"大和六年冬，刘禹锡以检校礼部尚书衔领汝州刺史"的墨迹，正与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中"梦得大和六年冬罢苏领汝"的记述互为印证。

当洛阳尚书省的梧桐叶落尽时，六十一岁的刘禹锡正沿着汴河水道东行。他在《汝州谢上表》中写道："臣以虚薄，谬领方州，虽竭驽骀，惧愆官守"，这般谦辞背后，实则是历经永贞革新失败后三十载宦海沉浮的沧桑。元稹在《授刘禹锡汝州刺史制》中特别提及"早登文科，夙蕴经济"，暗含着对这位老友才学长期被埋没的惋惜。

汝州治所梁县城墙上的夕阳，见证了这位诗人刺史的勤政。据《唐会要》卷六十八记载，他甫到任便整顿汝州官学，亲自为生员讲授《诗经》，其门生韦绚在《刘宾客嘉话录》中回忆："每旬休，必召学子论道，言六艺之旨，若决泉源"。而《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及汝州"土贡絁、绢"，刘禹锡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中亦自陈"督劝农桑，岁增帛赋"，可见其务实之政风。

这个被李商隐称为"国子先生"的文人，在汝水之滨仍保持着诗豪本色。其《汝州郡楼望嵩山》中"三十六峰晴，雪销岚翠生"的句子，与《唐才子传》所载"在汝州日，多山水之咏"的评语相契。当冬雪覆满广成泽时，他在官舍重订《柳宗元集》，并在《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中落款"大和七年正月五日，汝州刺史刘禹锡序"，这些墨迹至今仍存于《柳河东集》宋刻本中。

不过这段牧守生涯仅持续岁余。《旧唐书·文宗纪》明确记载："（大和八年）七月壬寅，以汝州刺史刘禹锡为同州刺史"，其调任缘由在刘禹锡《同州谢上表》中可见端倪："臣昨在汝州，旱损特甚"。这位始终以"忧国不谋身"自勉的老诗人，再次踏上了奔赴关中的官道，只留给汝州百姓数卷新编的《刘氏集略》和梁县城南那道由他主持重修的水渠——后者在北宋《元丰九域志·汝州》中仍被称作"刘公堰"。

任同州刺史

大和八年春，五十三岁的刘禹锡自汝州刺史转任同州刺史。据《旧唐书·刘禹锡传》载："代王起为同州刺史，居二年，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此时距其"二十三年弃置身"的贬谪生涯已过十余载，然其治政之志未减分毫。

赴任之际，正值同州大旱。《册府元龟》卷六百七十八记其"发仓廪，免逋赋，百姓赖之"。诗人以《同州刺史谢上表》自陈心迹："臣所治州，土瘠民贫......谨当宣布皇风，勤求人瘼。"其施政方略在《唐会要》卷八十九可见端倪：整顿盐法、减免苛捐，使"商贾通流"。

在任期间，刘禹锡重修《同州志》，今虽散佚，但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其"详载冯翊故实，多补史阙"。其《答饶州元使君书》云："政宽而人喜，法简而俗安"，道出治理理念。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其主持疏浚洛水故道，使"溉田千顷"，后人立碑记之。

大和九年秋，刘禹锡离任时作《别同州僚友》诗："两载相依如弟兄，酒壶诗卷共朝昏。"《云溪友议》卷下记其离任场景："吏民遮道，献粟帛者不绝。"白居易《和刘汝州诗》注云："梦得治同州，民颂之如父母。"

此段经历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仅以"移镇同州"四字带过，然《唐文粹》所收同州谢表可见其心迹："虽无善政，庶竭微诚。"史家王夫之《读通鉴论》评曰："禹锡治同，虽不及柳（宗元）之柳州，然惠民之实，不让元白。"

刘禹锡病逝，追赠户部尚书

会昌二年秋，洛阳履道里落叶满阶，七十一岁的刘禹锡在病榻上迎来了生命的终章。据《旧唐书·刘禹锡传》载："会昌二年七月卒，赠户部尚书"，这九个字的官方记载背后，掩映着中唐政坛对这位"诗豪"的最后定论。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痛陈："梦得先我而去，天夺吾友"，字里行间透露出当时文人圈层的集体悲恸。

弥留之际的刘禹锡仍保持着士大夫的清醒，《唐才子传》记载其"临终前自为铭志"，这种"自撰墓志"的举动，恰似他笔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的豁达写照。朝廷追赠户部尚书的殊荣颇具深意——这位曾任度支员外郎的理财能手，最终在身后获得财政系统的最高职衔，《唐会要·赠官》中特别注明"以嘉其经济之才"，可见晚唐朝廷对其政治才能的追认。

葬礼的规格折射出特殊的时代背景。据《册府元龟》记载，当时正值李德裕主政的会昌中兴时期，"赠官皆从优典"。刘禹锡虽历经永贞革新失败，但晚年与牛李两党皆保持适度往来，这种政治智慧使其获得罕见的身后哀荣。其墓志铭由李程执笔，这位翰林学士在文中特别强调"文锋益振，名动京师"，将文学成就作为盖棺定论的首要标准。

洛阳百姓自发形成的祭奠队伍，印证了《云溪友议》中"其诗童叟皆能诵之"的记载。他生前在《子刘子自传》中自称"名系浮图"，最终却以儒家士大夫的身份获得官方褒赠，这种矛盾性恰似其诗文中儒释道交融的思想特质。日本遣唐使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就连外国使节也"问刘尚书墓所在"，可见其国际影响。

随着秋风吹散葬礼的纸灰，这位留下"旧时王谢堂前燕"名句的诗人，终以户部尚书的身份载入史册。北宋编撰的《新唐书》特别补记"赠户部尚书，谥曰文"，这个"文"字谥号，最终为他的多元人生落下最恰当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