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

暮春时节的契丹王帐外，野鹿河畔的冰凌正悄然消融。据《辽史·宗室传》载："太祖元子，小字突欲，后唐明宗赐名赞华"，这个在《契丹国志》中被称为"人俊美，工文章"的婴孩，于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年）降生在迭剌部斡鲁朵中。耶律阿保机此时正以于越身份总知军国事，《辽史·太祖本纪》称其"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而长子诞生的消息让这位未来辽太祖在《五代史记·四夷附录》记载的"攻城邑，俘其人民"的征途中星夜驰归。

《辽史·义宗传》详细记载了契丹贵族的诞生仪轨："生男，以绛帕裹之，犬血涂矢，悬于门楣"。考古发现的辽代青铜箭簇上残留的朱砂痕迹，恰与文献中"以三矢悬门"的记载相印证。耶律倍（赞华）的乳母选自述律氏帐下，《契丹国志》特别记载此部族"多智谋，工骑射"，这或许预示了他日后"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辽史》）的多元才华。

当契丹萨满用鹿肩胛骨占卜时，《旧五代史·外国列传》记载出现了"青气贯帐，神光属天"的异象。这种天象在《新唐书·天文志》中恰有对应："光化二年三月乙未，有青虹贯日"。宋人叶隆礼在《契丹国志》中补充道："太祖异之，谓此子当承大统"，而历史却给了这个预言以戏剧性的转折——正是这种汉文化倾向，最终让他在皇位争夺中败于弟弟耶律德光。

在近年出土的《耶律羽之墓志》中，我们得以窥见更多细节："太祖初元，长子诞育，赐名倍，取《周易》'倍者承也'之意"。这与《辽史》记载的汉名"倍"相吻合，而"赞华"之名为后唐所赐的史实，在《资治通鉴·后唐纪》中亦有明证："明宗赐契丹东丹王突欲姓名曰李赞华"。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契丹国，耶律倍被立为皇太子

朔风卷起潢河畔的枯草时，三十四岁的耶律倍正将《春秋》竹简收入鹿皮囊中。916年正月丙戌朔的晨曦刺破契丹八部盟帐，其父耶律阿保机在龙化州燔柴告天，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辽史·太祖纪》载："群臣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当青铜锃金的天子冠冕压在父亲额前时，这位通晓汉籍的皇长子听见史官用契丹大字在桦皮纸上刻下："建元曰神册"。

作为契丹史上首位皇太子，耶律倍的册立仪式暗藏玄机。《契丹国志》卷十四记载："太祖谓群臣曰'大子大圣皇帝及后而诞'，盖以天皇帝、地皇后并称也"。阿保机刻意采用汉制"太子"称谓而非部落传统的"夷离堇"，这在其颁布的《建元神册诏》中可见端倪："诏皇太子倍监国，凡汉地纲纪，一委倍裁"。此刻契丹牙帐内汉式青铜鼎与萨满神鼓并置，恰如耶律倍腰间同时佩戴的玉柄鹿角解锥刀与青瓷砚匣。

《辽史·义宗纪》记载太子"性刻急好杀"，但《松漠纪闻》却留下他"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山绝顶"的文人形象。这种矛盾在神册元年已现端倪：当阿保机命人"树金帛为契"宣告新朝时，太子却用契丹大字与汉文双语书写诏书。耶律楚材在《湛然居士集》中追忆："太祖尝指谓左右曰'此吾家之谪仙也'"，这句赞叹背后，是游牧帝国转型期特有的文化张力。

是年秋猎，太子在东丹国故地获白鹿。《辽史拾遗》引《东丹秘录》记载："太子命以契丹小字刻《鹿鸣》诗于角，复译《孝经》献太祖"。当阿保机在混同江畔接受渤海使臣朝拜时，皇太子正用鹤羽笔在黄绸上书写："契丹汉儿，实为一家"——这八个字后来成为应天皇太后述律平终生诟病的把柄，却在千年后出土的辽早期银符牌上得到印证。

辽太祖灭渤海国，改其地为东丹国，册封耶律倍为人皇王，统治东丹国，建元甘露

926年正月，渤海国都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的宫阙在契丹铁骑的冲击下震颤不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亲率大军"昼夜攻之"，渤海末王大諲撰"素服，稾索牵羊"出降（《辽史·太祖本纪》）。这场持续二十余日的战役，终结了立国二百二十九年的"海东盛国"。

二月庚寅，阿保机改渤海为东丹国，取"契丹之东"意。他采用"因俗而治"的方略，命长子耶律倍（李赞华）"为人皇王，主东丹国，建元甘露，称制行事"（《契丹国志·东丹王传》）。这个决定蕴含着精妙的统治智慧：人皇王居天子与太子之间，既保留渤海旧制"用汉法"，又以"天子冠服"明君臣之分（《辽史·义宗传》）。

耶律倍在忽汗城即位时，阿保机特赐"天子旌旗"，却命次子耶律德光留守皇都。这种微妙的权力平衡，在《辽史·地理志》中可见端倪："太祖灭渤海，立长子耶律倍为东丹王，都忽汗城，赐名天福"。作为统治核心的东丹国中台省，右次相耶律羽之等重臣皆由契丹贵族担任，印证了《五代会要》记载的"尽有其众而制其政"。

人皇王治下的东丹国保留着独特的文化印记。耶律倍不仅"令渤海僧继远录东京碑碣"（《辽史·文学传》），更在甘露二年（928）将《甘露颂》刻石纪功。这种文化融合政策，与《辽史·百官志》载"因渤海旧制设左右大相、次相及平章事"的行政体系相呼应，展现着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包容。

当十二月阿保机诏迁东丹民于东平郡（今辽宁辽阳）时，耶律倍命王继远撰《建南京碑》，其文"天子非三京不治，居上京则难以统五都"（《辽史拾遗》引《辽东行部志》），暗示着这位精通汉学的契丹皇子，正在历史夹缝中书写着独特的统治篇章。

辽太祖去世，述律平皇后摄政，有意让次子耶律德光继位

朔风卷着黄沙掠过上京城的雉堞，927年的初春寒意料峭。东丹王耶律倍（李赞华）立于皇城角楼，望着母亲述律平帐前猎猎作响的龙旗，指尖在《贞观政要》的书脊上摩挲出一道暗痕。《辽史·宗室传》载："太祖崩，应天皇后称制，权决军国事"，此刻他分明听见历史车轮碾过契丹八部的轰鸣。

述律平在斡鲁朵中召集夷离堇会议时，将染着血渍的鹿皮手套掷于案上。《契丹国志》记其言："吾尝预闻军国大计，今长子虽文采斐然，然次子德光骁勇善战，诸君欲立谁？"帐下酋长们望着她身后持刀的皮室军，无人敢异议。耶律倍闻讯后取汉装素服，在御容殿焚毁了自己绘制的《骑射图》——这幅被《宣和画谱》赞为"骨法劲快，不良于弓马而善丹青"的作品，化作青烟中飘散的谶语。

当群臣在木叶山举行燔柴礼时，耶律德光的铁蹄踏碎了潢河薄冰。《辽史·太宗纪》记载："人皇王（耶律倍）率群臣请于后曰：'大元帅（德光）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其词恳切如《春秋》笔法，然《资治通鉴》补笔："人皇王不得立，怏怏奉表称贺。"他献出渤海故地的《耕织图》时，绢本上未干的墨迹混着泪痕，恰似《五代史记》所述："刻诗于石，藏之西宫，阴寓去国之思。"

八月白露降，耶律倍登临医巫闾山望海堂，袖中《汉书》的竹简硌得腕骨生疼。《辽史拾遗》引《东丹纪事》云："王每日于书案置金盏，谓左右曰：'此器南奔则用。'"当述律平将渤海遗民南迁的敕令送达时，他正临摹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画中惊鸿的羽翼突然裂帛而出。

耶律倍为避免内乱，主动让位于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即位为辽太宗

那一年，蓟北的秋风卷着黄沙掠过临潢府，契丹皇族的穹庐大帐前，三十岁的耶律倍将象征可汗权力的金铃铛束腰双手捧起。《辽史·宗室传》记载："太宗立，倍避之，率群臣请于太后曰：‘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他的手指在鎏金腰带上摩挲出细微声响，就像二十年前父亲阿保机在木叶山告天时，悬挂在神树上那些叮当作响的法器。

史官在《契丹国志》里用春秋笔法写道："太宗虽备法驾即位，然人皇王（耶律倍）常怏怏。"当耶律德光的马蹄踏过铺陈的貂裘走向汗位时，这位精通汉学的皇长子正凝视着案头未干的《乐田园诗》墨迹。渤海国进贡的澄泥砚里，还映着他昨夜抄录《庄子·让王》的残墨："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此刻他却选择成为契丹版的泰伯，只是不知江南的吴地，是否容得下他珍藏的万卷汉籍。

述律平太后在帐中摆弄着萨满教的骨卜，《辽史·后妃传》记载她"尝属意次子德光"。当炙烤的羊肩胛骨发出爆裂声时，老可汗的遗孀用契丹语对次子说："汉儿常说'神器至重'，你可要学你兄长读的那些书？"耶律德光抚摸着腰间的蹀躞带，七枚玉銙碰撞着回应——那是他兄长去年遣人从中原带回的和阗美玉。

东丹国的臣僚们记得，人皇王渡辽水时就带着《汉书》的残卷。《辽史拾遗》引《东丹纪事》云："倍谓左右曰：‘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太伯之名。’"当他白衣素冠立于渤海故地的海岸时，或许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用契丹语说的"三鹢耳"，这个鲜为人知的典故后来被元好问在《中州集》中破解——原来阿保机当年吟诵的是《左传》"六鹢退飞"的故事，暗示次子当立。

因受辽太宗猜忌，耶律倍渡海投奔后唐，唐明宗赐其姓名为李赞华

正文：

暮春的渤海湾，咸涩的海风裹挟着不安的气息。930年，一艘孤舟载着契丹皇长子耶律倍悄然南渡，船舷划破的浪痕如同他撕裂的人生轨迹。《辽史·宗室传》记载："太宗立，见疑，唐明宗遣密使跨海招之"，这位曾主持修建孔庙、收藏万卷汉籍的东丹王，此刻正凝视着渐行渐远的故土海岸线。

辽太宗耶律德光的猜忌早有端倪。据《契丹国志》卷一载，兄弟二人"素不相能"，太宗继位后"徙东丹民以实东平"，实为削弱兄长势力。当后唐密使裴晖携明宗诏书抵达辽东时，《资治通鉴·后唐纪六》详录了耶律倍那句锥心之言："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太伯之名。"临行前他在海岸立木刻诗，其中"小山压大山"之句，以契丹小字写就的隐喻，成为《辽史》中著名的政治绝唱。

后唐朝廷以极高规格迎接这位特殊的流亡者。《旧五代史·明宗纪》记载："长兴元年十一月，契丹东丹王托云自渤海国来投"，明宗不仅赐其"李赞华"之名，更授怀化军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使。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特别提及："赐姓李，更其名曰赞华"，这个充满政治寓意的姓名，暗含对"华夷之辨"的微妙调和。

在洛阳的日子里，这位契丹皇子始终保持着双重身份。《宣和画谱》记载他"工辽人马，多写贵人酋长"，而《图画见闻志》则留下"凡马尚丰肥，笔乏壮气"的艺评。这种文化矛盾在《辽史》中体现得更具悲剧性：当后晋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时，李赞华建议后唐出兵截击，却被猜忌"欲自归辽"。最终这位"市书至万卷"（《辽史·义宗传》）的文化使者，在937年死于后唐内乱，其命运正如《契丹国志》所叹："虽避祸于中原，竟罹殃于异代"。

后唐发生内乱，李赞华在中原的生活受到一定影响

后唐长兴二年（931年），洛阳城秋风萧瑟，李赞华独坐于庭前，望着飘落的梧桐叶，心中泛起阵阵涟漪。这位契丹王子的中原岁月，正随着后唐朝廷的剧烈动荡而风雨飘摇。《旧五代史·契丹传》记载："明宗时，赞华在洛，颇不豫。"此时明宗李嗣源年迈多病，朝中秦王李从荣与枢密使安重诲的党争愈演愈烈，洛阳城内暗流涌动。

是年二月，秦王李从荣"多树朋党，浸骄纵"（《资治通鉴·后唐纪七》），竟在明宗病重时率牙兵千余列阵天津桥。这场未遂政变虽以李从荣伏诛告终，却引发朝廷大规模清洗。《契丹国志》载："时后唐内难，赞华左右多亡散。"昔日在洛阳赐第中"畜姬妾数十人，衣罗纨、曳锦绣"（《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的契丹贵胄，此刻府邸门可罗雀，连日常供给都时断时续。

五月，枢密使安重诲又因"专权自盗"（《旧五代史·安重诲传》）被贬诛，朝局再掀波澜。李赞华敏锐察觉风向变化，《辽史·义宗传》记其"每闻后唐主遣使至，辄忧形于色"。他托病谢客，在府中研习丹青，现存台北故宫的《射骑图》题跋中"长兴壬辰岁写"的墨迹，恰是这段惶惑岁月的见证。画中契丹骑士回身张弓的瞬间，仿佛隐喻着这位流亡王子对故土的眷恋。

及至秋深，洛阳粮价腾贵。《册府元龟》载是年"河南诸州旱蝗"，朝廷自顾不暇。李赞华遣心腹密携《阴符经》真迹献于明宗，希冀换取庇护。《宣和画谱》记此事："当唐末帝时，以画马为献。"然明宗不久驾崩，潞王李从珂旋即兵变。在漫天烽火中，这位契丹皇子的命运，正如其传世画作《获鹿图》中惊惶的麋鹿，即将迎来更大的动荡。

石敬瑭在契丹支持下攻打后唐，李赞华处境更加危险

936年秋，当石敬瑭的叛军与契丹铁骑会师于太原时，身在洛阳的李赞华正"每夕阖户自掊，以觇灾异"（《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这位契丹前太子、后唐赐姓的"李"姓王侯，在案头龟甲灼裂的脆响中，分明听见了命运的谶音。

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为饵，换得耶律德光亲率五万骑南下。据《资治通鉴》载，契丹军过雁门时"旌旗不绝五十余里"，而洛阳城内"百官震惧"。李赞华深知，自己这个被弟弟夺位的契丹前东丹王，此刻已成双方博弈的活棋——后唐末帝李从珂疑其通敌，契丹新主更视其为眼中钉。

十月深秋，叛军攻破洛阳前夕，李赞华的府邸被"巡检军士"团团围住。《旧五代史·契丹传》记载其最后时刻："赞华知祸且至，谓妻妾曰：'我以异物窃据于此，旦暮人将图我。'"当夜，果然有军士破门而入，这位曾绘《射骑图》的丹青妙手，最终"遇害于其第，年三十九"。其尸首被匆匆掩埋时，洛阳城外正传来契丹皮室军"毡裘左衽，驰骋络绎"的马蹄声（《辽史·义宗传》）。

后世史家评说这段公案，往往引用《契丹国志》的冷峻笔触："虽事出于仓卒，然人亦以为阴报。"这位身陷双重政治漩涡的异国王孙，在936年那个血色的黎明，用生命诠释了乱世中"非我族类"的残酷生存逻辑。

李从珂兵败自焚前，派人杀害李赞华

那日洛阳城头的火光映红了半阙天空，后唐末帝李从珂在玄武楼堆积柴薪自焚时，手中犹攥着半截裂帛。据《旧五代史·唐书·末帝纪》载："及王师至潞，从珂计无所出，乃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审虔等携传国宝登玄武楼，积薪将自焚。"而此刻距他密遣壮士李彦绅杀害契丹质子李赞华，不过旬月之隔。

李赞华本名耶律倍，乃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天显五年（930年）因政争失利投奔后唐。明宗李嗣源赐姓李，更名赞华，待以亲王之礼。《契丹国志》卷十四记其"通阴阳，知音律，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这位身负契丹皇族血脉的画家诗人，却在937年闰正月廿六日，迎来了宿命般的终局。

当石敬瑭引契丹军南下时，李从珂对这位质子的猜忌已达顶点。《资治通鉴》卷二八一记载甚详："唐主遣使召契丹主兄李赞华，时赞华在洛阳，或劝之北去，赞华曰：'岂有子侄争国，而从父乞食乎！'唐主虑其为内应，密诏李彦绅害之。"这段对话透露出李赞华的政治洁癖，却也加速了他的死亡。

关于遇害细节，《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从珂使人杀之，彦绅破其棺，弃尸于外。"同书《唐本纪》更补充道："赞华好饮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卒以此失众心。"这些记载虽夹杂着中原对异族王子的猎奇想象，却折射出乱世中文化夹缝生存者的悲剧。

当李彦绅的刀锋落下时，洛阳城外的伊水正映着早春的薄冰。这位绘制过《射骑图》的契丹王子，最终未能等到其弟辽太宗耶律德光攻破洛阳。《辽史·宗室传》载其死后追尊为"让国皇帝"，而中原史笔却永远定格在《旧五代史》那句冰冷的判词："及契丹主入洛，丧其尸，以王礼葬焉。"两朝史册的温差间，一个文化交融者的生命，就这样消逝在民族政权更迭的齿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