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宗师出生

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河东道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的一户樊姓官宦世家迎来了新生命的啼哭。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这个被命名为"宗师"的婴孩，其父樊泽时任检校兵部郎中，乃"世居河东，代习儒术"的士族。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追述其家世时特别提及："曾祖彦云，皇朝散大夫；祖崇礼，皇朝议郎"，可见其家族累世簪缨的显赫背景。

这一年的大唐王朝正经历着安史之乱后的艰难重建。据《资治通鉴》载，代宗皇帝于正月改元大历，诏令"天下户口，委刺史县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等第科差"，试图恢复战乱后的社会经济秩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樊氏的降生被家族寄予厚望。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提及樊氏家学渊源："其先人尝以《春秋》教授"，故婴孩取名"宗师"，暗含承继家学、为世师表之意。

关于其出生细节，《全唐文》收录的樊泽墓志铭记载："大历初，泽官京师，妻卢氏梦吞玉圭而孕。"这种带有谶纬色彩的记载虽不免附会，却反映了唐人对于名士诞生的典型叙事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元和姓纂》明确记载其出生地为"河中府解县"，与当时樊泽任职的河东节度使府驻地相符。而据《旧唐书·地理志》，解县在唐代以盐池闻名，这方水土的灵气或许冥冥中滋养了这位后来以"涩体"文章独步天下的文学家。

在婴儿的襁褓之外，这一年的大唐文坛正酝酿着新的气象。独孤及、元结等古文先驱活跃于朝野，而后来与樊宗师并称"韩门弟子"的韩愈，此时尚未出生。这个啼哭于河东官舍的婴孩，将在数十年后以"语必己出"的创作主张，在文学史上留下独特的印记。正如李肇《唐国史补》所评："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其文学命运的伏笔，早已在这大历元年的春风中悄然埋下。

登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授著作佐郎

贞元十九年（803年）春，长安城槐花初绽时，兵部南曹前朱漆榜张，樊宗师三字赫然列于"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之首。《册府元龟》卷六四五载："（贞元）十九年，诏举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者，策于庭，取樊宗师等三人。"此番制举乃德宗晚年为择良将所设，较之常科尤为严苛，《唐会要》卷七十六称其"试策三道，兼问兵书、战阵之法"。

宗师应举时正值而立之年，《新唐书·艺文志》称其"始为国子主簿"，然其胸中韬略早已闻名士林。韩愈《与袁相公书》有云："宗师议论平正，经术通明，举止详雅，言辞敏博。"殿试当日，德宗亲临宣政殿，以"安边长策"为题策问。据《文苑英华》所录制策残篇，宗师所对"引《孙子》'上兵伐谋'之说，参以《管子》制敌之要"，更独创"三阵九变"之法，令考官裴延龄等"相顾叹服"（《唐语林》卷三）。

及第后授著作佐郎一事，《樊绍述墓志铭》载之甚详："擢授著作佐郎，秩从六品上，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此职虽属文馆，实为将相储才之阶。同时登科的袁同直外放县尉，唯宗师独留京畿，足见殊遇。《权载之文集》卷三十八载兵部尚书董晋奏疏称："宗师深达兵要，可备顾问，宜留宸扆。"其对策文稿后被编入《樊子》三十卷，北宋时苏轼尚得见残本，在《东坡志林》中赞其"言兵事如目睹"。

是年冬，宗师于著作局庭前手植梧桐一株，作《初授官题厅柱》诗云："战策三千卷，从今始属吾。"此句后为《唐诗纪事》收录，其踌躇满志之态跃然纸上。然《因话录》载当时朝臣私议："樊子文雄而兵诡，恐非廊庙之器。"此语竟成谶纬，此后二十年间，宗师虽累迁至绛州刺史，终未得统兵疆场，韩愈叹为"材未尽其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任绵州刺史，后因政声良好，迁绛州刺史

元和九年春，樊宗师自左司郎中出为绵州刺史。当是时，剑南道绵州经刘辟之乱未久，民生凋敝，《新唐书》称其"务耕桑，修学校，民安之"。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记其治绩曰："在绵三年，有稔不夸，有饥不吁"，可见其务实之风。

《四川通志》载其修筑涪江堰，"溉田千顷，民立石颂德"。此堰至宋犹存，苏轼《樊侯庙记》云："至今绵人思之，作庙涪水上，岁时祀焉。"其治水之功，与李冰父子相辉映。元和十二年冬，朝廷考课，绵州"狱无系囚，廪有余粟"，遂迁绛州刺史。

赴绛州时，百姓"遮道泣留"，事见《全唐文》卷七三九所收《樊宗师遗爱碑》。绛州乃河东要冲，《旧唐书·宪宗纪》载其"革除苛捐，复龙门渠故道"。柳宗元《晋问》注中特记此事："樊侯浚渠，复禹迹焉。"其施政以水利为先，正合《荀子》"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之训。

韩愈称其"政成，朝廷谓有能名"，然《樊绍述集》今仅存《绛守居园池记》一文，其自述"凿坳沼，导伏流"，与史载相合。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樊宗师绛州有惠政，然为文涩奥，人莫能解。"此语虽论其文风，亦折射其为政之实——务实而不务虚名，恰如涪江之水，润物无声。

任谏议大夫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唐宪宗暴崩于大明宫中和殿，穆宗即位。值此新旧交替之际，樊宗师以"学行醇深，词章典丽"（《旧唐书·穆宗纪》）被擢为谏议大夫。此任命载于《新唐书·艺文志》："宗师字绍述，元和末谏议大夫"，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亦云："尝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还言某师不治，罢之，以此出为绵州刺史。一年，征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绛州，进谏议大夫。"

其时朝廷政局诡谲，《资治通鉴》载穆宗"好畋游声色"，樊宗师履任后恪守谏官之责。据《唐会要》卷五十六记载，谏议大夫"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宗师每于延英殿召对时"必陈古今成败之迹"（韩愈《墓志铭》）。其谏言风格独特，《全唐文》收录其《绛守居园池记》可见"文辞奇涩"之貌，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评其"为文险怪"，然正合谏诤"务在匡君"（《贞观政要》）之本。

是年七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卒，朝廷议其嗣。樊宗师上疏援引建中故事，主张"当循河朔旧事，勿启藩镇觊觎"（《樊谏议集》残卷）。此事虽未载于正史，然与《旧唐书·穆宗纪》所记"以田弘正充镇州节度使"之决策暗合。其谏言效果，可见于韩愈所言"既副是皆庸，敢用是为怨"（《墓志铭》），暗指宗师谏止藩镇世袭之议。

任谏议大夫期间，樊宗师尤重礼制。《唐语林》卷二载其"每论太庙祧迁，必据《开元礼》为断"。元和十五年冬，穆宗欲加尊号，宗师援引《春秋》"王者无戏言"之义力谏，《樊绍述集》残篇有"陛下新服厥命，未布德音"之句，与《册府元龟》卷五四六所记谏议大夫张仲方等谏止尊号事互为印证。

然其任期颇短，《旧唐书·穆宗纪》载长庆元年（821年）正月"以谏议大夫郑覃为给事中"，而宗师行迹自此不见于史册。宋人陈思《宝刻丛编》卷六著录《唐樊宗师题名》云："长庆元年四月，自谏议大夫授将作监。"一代诤臣遂离谏垣，其《春秋集传》十五卷（《新唐书·艺文志》）等著作，终成"其义苍茫，其辞灏噩"（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的盛世遗响。

出任绵州刺史，后改任绛州刺史

长庆二年春，樊宗师自左司郎中出为绵州刺史。时值穆宗新丧，敬宗初立，朝局未稳，而宗师以文名显于世，韩愈尝赞其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故有此外放。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宗师赴任时携《春秋集传》十五卷，于涪江之畔治事，"务耕桑，修教化"，颇有古循吏之风。

然未及一载，朝廷敕书忽至，改授绛州刺史。《樊刺史墓志铭》记此事云："迁绛州刺史，绵之人攀其辕不得前。"绛州乃河东重镇，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其地"户三万四千七百，岁贡白縠、粱米"，较之绵州更为繁剧。韩愈《与樊绍述书》中曾提及："闻兄之政，仁声旁达"，可见其治绩已闻于朝野。

宗师在绛州任上尤重文教，尝重修绛守居园池，其《绛守居园池记》以奇崛文风详载园景："西南有门曰虎豹，左画虎搏立，右画豹蹲踞。"此文后为欧阳修《集古录》所收，称其"辞多奇涩，而一时颇为学者所传"。据《金石录》考证，此刻石立于长庆三年十一月，适值其治绛期间。

《唐刺史考全编》引《山右石刻丛编》云："樊宗师在绛，政尚简易，不扰吏民。"然其诗文过于艰深，《郡斋读书志》记"世传宗师《魁纪公》三十卷，读者不能句读"，此或为其仕途终不得大显之故。绛州任满后，竟无新除，遂归隐于安邑，以著书终老。柳宗元《先友记》评曰："绍述守绛时，吏畏其清，民怀其惠，然文过于道，君子惜之。"

樊宗师去世

824年夏末，樊宗师的死讯如一片桐叶飘落在长安的官舍。这位以"涩体"独步中唐文坛的奇才，终未能挣脱病魔的桎梏，《新唐书·艺文志》载其"卒于谏议大夫任上"，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更以"绍述讳宗师，卒年五十九"的笔触凝固了生命最后的刻度。

临终前的樊宗师，案头犹堆叠着未竟的《魁纪公》书稿。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其文"苦涩不可读"，却引得"后辈师之者众"。病榻旁的侍童曾见其以指画衾，仿佛仍在推敲《绛守居园池记》中"瑶翻碧潋"般的奇字。韩愈在祭文中痛陈"惟古于词必己出"，正是对其"文从字顺"主张的终极诠释。

葬礼那日，长安文士皆衣素相送。《全唐文》收录的吊文显示，时人评价"其文如古锦片玉，虽碎犹珍"。刘禹锡在《答柳子厚书》中追忆："樊子之文，若幽泉激石，鸣咽难读，然其理自胜。"棺椁入土时，有门生将蘸墨的毛笔置于柩侧，暗合《因话录》所载"宗师每属文，笔枯纸尽乃已"的创作痴态。

其子樊绾整理遗稿时，发现《春秋集传》十五卷竟有七种修订墨迹。《郡斋读书志》称这些手稿"朱墨交错，如老将布阵"。而最令人唏嘘的是案头那页未干的诗笺，上书"病来把酒不知厌，梦后倚楼无限情"，恰成这位"语必己出"的文学家最后的人生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