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大飨拜洛乐章·九和》的创作背景
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东都洛阳发生了一场震动大唐的盛典。时年六十五岁的武后,为巩固"女主临朝"的合法性,精心策划了"拜洛受图"大典。这场融合政治与宗教仪式的旷世盛举,孕育了《唐大飨拜洛乐章》十四首,其中《九和》以独特的艺术张力,成为武周革命前夕最耐人寻味的文化注脚。
一、洛水神谕的政治隐喻
据《旧唐书·礼仪志》记载,武后命人在洛水之滨发现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瑞石,此即著名的"宝图事件"。《九和》开篇"祗荷坤德,钦若乾灵"正是对此的文学呼应——"坤德"暗喻女主当政的天然合理性,"乾灵"则巧妙将天命与洛神信仰结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特别记载,这场典礼"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可见其政治象征意义之巨。
二、礼乐重构的文化实践
"恭崇礼则,肃奉仪形"二句,实为武周新礼制的艺术写照。《新唐书·乐志》揭示,武则天执政期间曾大规模改制雅乐,将《唐大飨拜洛乐章》纳入"祀昊天上帝"的仪式用乐体系。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此举实为"以女性君主身份重构天地祭祀体系"的文化尝试。乐章中"惭惕罔置"的谦辞与"兴居匪宁"的勤政宣言形成微妙张力,恰是武后既需彰显权威又要保持政治正确性的生动体现。
三、宗教仪轨的诗意升华
末句"惟凭展敬,敢荐非馨"化用《尚书·君陈》"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的典故,却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敦煌写本P.2005《沙州图经》残卷显示,当时拜洛仪式融合了道教醮仪与儒家礼制,而《九和》的文学表达恰如一面三棱镜,折射出武周政权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法国汉学家戴仁曾研究发现,这类乐章的实际演唱可能配合"旋宫转调"的燕乐二十八调体系,使文字在音律中获得更丰富的政治表达。
这首仅32字的短章,实为理解武周革命前夕"意识形态建构"的密钥。当我们在千年后重读"钦若乾灵"的庄严宣告时,仍能感受到那个女性突破礼教桎梏的特殊时代,在青铜礼器与丝绸乐章之间震颤的历史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