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汾阴郊野，薛收策马踏过战火未消的陇亩，青衫上还沾着晋阳宫变的硝烟。这位后来名列"秦王府十八学士"的年轻记室，此刻正穿过隋末离乱的版图，寻找那位隐居在废墟深处的故人——王绩。
大业十年的烽烟灼伤了《豳风·七月》里的桑梓，当王绩写下"豺狼塞衢路"时，长安到洛阳的官道上正奔走着三十万征辽败军。史载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期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诗人笔下的"桑梓成丘墟"恰与《资治通鉴》中"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的记载互证。这对少年时共游东渠的挚友，一个成了李世民帐下运筹帷幄的谋士，一个则效仿陶渊明"南亩试挥锄"，在易代之际的夹缝中各自演绎着士人的生存抉择。
武德二年（619年）的这场重逢，浸透着初唐特有的复杂况味。薛收带来的不仅是故人消息，更是新朝曙光——"逮承云雷后"暗指李渊晋阳起兵的"义旗之动"，而"欣逢天地初"则呼应着《贞观政要》记载的"大乱之后可致大治"的时代转折。王绩在龙门山中酿造的松花酒，与薛收马鞍上未卸的公文囊，在茅檐下碰撞出微妙的和弦。
诗中"尝学公孙弘"的典故尤为耐人寻味。这位汉武帝时"牧豕于海上"而终至丞相的寒士，恰似薛收人生的隐喻。据《旧唐书》记载，薛收后来果然"凡军事露布，多出于收"，而王绩却选择继续做他的"涸辙鱼"。当诗人以"朽木不可雕"自嘲时，河东裴氏的族谱里正记载着其兄王通在河汾讲学的盛况，这种刻意为之的对比，透露出隋唐之际知识分子对"出"与"处"的永恒辩难。
北山僧传授的"真如"，或许正是王绩在《答程道士书》中阐述的"得意忘象"之道。当薛收在秦王府草拟《檄周武帝文》时，王绩正将陶渊明的"得鱼忘筌"化为实际行动——诗中"今已得兔鱼"与《五斗先生传》里"忽焉而去"的潇洒，共同构成了初唐隐逸文化的精神底纹。那些凋零在隋末的梅李花枝（"花枝何扶疏"），终于在贞观年间的诗笺上重新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