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唐玄宗东巡洛阳途次潞州旧居，群臣奉和圣制，遂有此篇。考《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十一年正月，幸潞州，宴父老于故第"，时值大唐国力臻于鼎盛，天子巡幸既显怀旧之思，更彰盛世之隆。

潞州乃玄宗龙潜旧邸，昔为别驾时，韬光养晦如"出潜离隐"；今以九五之尊重临，恰合《周易》"小往大来"之象。诗中"东陆行春典"暗合《礼记·月令》天子春东巡之制，"南阳即旧居"化用光武帝起于南阳典故，将帝王重临故地之仪典与天人感应相糅合。

"云覆连行在"至"皋落土田疏"六句，以《周礼》"土圭测影"之法度写巡狩仪仗：星罕旗指天子车驾，日旂舒展若扶桑初照，云风皆为扈从，木星行度与城邑相望，皋落星分野处田畴疏朗，尽显"以天文喻人事"的盛唐气象。

后段用典尤见深意："示威宁校猎"反用汉武帝上林校猎故事，"崇让不陈鱼"暗引鲁隐公观鱼谏言，彰示玄宗以文德代武功的治国方略。末以司马相如自况，既合应制诗"歌赋末"之体，复以"汾鼎""洛书"将开元盛世比附尧舜祥瑞，可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盛唐之音。

这首诗以典雅雍容的笔调展现了帝王巡幸旧居的盛大场景，蕴含着深厚的政治寓意与历史情怀。诗人通过精妙的意象组合与典重语言，构建出一幅天人感应的盛世画卷。

意象的层递与象征
诗中"东陆行春典"与"南阳即旧居"形成时空对仗，既点明天子巡幸的时序（春分东陆），又以"星罕驻""日旂舒"的天象仪仗暗喻帝王德配天地。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特别推崇此联："以星日喻宸仪，取象宏阔而措辞庄雅"。而"云覆连行在，风回助扫除"更将自然现象人格化，云风皆为帝王清道，这种"天人合一"的描写手法，正是应制诗"体物写志"的典范。

情感的隐显之道
在表面颂圣的辞章下，潜藏着复杂的情感脉络。"昔试邦兴后，今过俗徯予"二句，用《尚书》"徯予后"典故，既表现百姓对明君的期盼，又暗含对政治清明的期许。近代学者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指出："苏颋此作妙在颂中寓规，'示威宁校猎'等句实有劝诫君主尚德缓刑之意"。尾联"愿陪歌赋末"的自谦之辞，恰如汉代扬雄《羽猎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在恭谨中透露出文人的风骨。

结构的匠心经营
全诗按"驾舆出巡—途中所见—抵达旧居—群臣朝贺—颂圣言志"的脉络展开，章法严整。明代高棅《唐诗品汇》评此诗："前十二句铺陈舆驾之盛，中八句摹写民情之殷，后四句归本于颂，如九重宫阙次第洞开"。特别是"帐倾三饮处"的细节描写，将《周礼》"王日一举鼎，三饮"的古礼化入诗中，使典丽的辞藻具有历史的厚重感。

政治隐喻的审美转化
诗中"盛业铭汾鼎，昌期应洛书"二句最具深意。前句用汉武帝汾阴得鼎的典故，后句取《周易》"河出图，洛出书"的祥瑞，将现实政治升华为天命所归的象征。当代学者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分析道："苏颋将应制诗常见的谀颂转化为对文明秩序的礼赞，'扶道日旂舒'的意象实为大唐礼乐文明的审美显现"。这种将政治仪式诗化的处理，正是盛唐应制诗超越六朝同类作品的关键。

名家点评

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盛赞此诗："以天章云锦之笔，写黼黻雍容之象。'约川星罕驻，扶道日旂舒'二句，典丽高华，直追汉魏气象。"其评点特别指出诗中"星罕""日旚"等意象的运用，将帝王仪仗与自然天象相融，展现盛唐应制诗特有的恢弘气度。

明代文坛领袖李梦阳在《空同诗话》中点评道："'出潜离隐际，小往大来初'十字，暗含《周易》泰卦精义，以微言写大义，足见张说作为开元名相的政治智慧。"他认为此联巧妙化用经典，既合应制之体，又见作者深厚的学养。

宋末诗论家方回于《瀛奎律髓》中特别推崇尾联："'愿陪歌赋末，留比蜀相如'，用司马相如典而不露痕迹，谦辞中自见风骨。张燕公应制诸作，当以此为第一。"指出其用典如盐着水的艺术境界，将臣子谦恭与文士自信完美统一。

当代学者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分析此诗结构："全诗以空间转换（潞国-南阳-行在-城邑）与时间脉络（昔试-今过-盛业-昌期）经纬交织，在严整格律中营造出流动的时空感，体现应制诗'庄重而不板滞'的至高境界。"